平庸最可怕的东西（谈谈什么是所谓）

今天咱们谈谈什么是所谓「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这个说法，是犹太裔的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写的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的平庸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概念。这本书就是集合了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汉娜阿伦特当时为《纽约客》杂志撰写的报道，1964年出版了增订版。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是他们家不信犹太教。是个“世俗犹太家庭”。

7岁父亲死于梅毒，母亲是个德国社民党人；

22岁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是雅思·贝尔斯的学生（ Karl Jaspers）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

1933年离开德国去法国；

1941年离开法国去美国；

1950 年成为美国公民；

1951 年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她作为政治思想家和作家的声誉；

195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也曾在美国许多大学任教。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的平庸的报告》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与汉娜·阿伦特同岁。26岁加入奥地利纳粹党，1942年晋升为党卫军中校，是匈牙利被占领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事务的负责人之一。包括参与了与犹太组织谈判，用军用卡车换取犹太人离开匈牙利，以及组织铁路运输运送匈牙利犹太人，去奥斯维辛集中营。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

二战末期艾希曼被美军俘虏，但之后逃脱，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流亡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当地的奔驰公司工作，并改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1960年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其绑架，并通过以色列航空公司秘密运至以色列审判。此事当时引发了阿根廷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纠纷，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批评，认为以色列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也侵犯了阿根廷的国家主权。

艾希曼逃亡阿根廷并更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最后被以反人类罪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虽然有不少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但当时大部分证人的口供，应该说和艾希曼的罪责并无直接关联。而艾希曼面对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最后同年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绞刑。艾希曼提出了上诉，但最后以色列最高法院维持原判。1962年5月31日夜间艾希曼被处死。

艾希曼说「我只是是奉命行事」

总体而言汉娜阿伦特对以色列审判艾希曼是持批评态度的。她说首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并偷运到以色列，这是非法行为，是对阿根廷主权的粗暴侵犯。其次艾希曼并没有在以色列犯罪，即使艾希曼有罪也没有理由在以色列受审，而是应该由当时的西德或者国际法庭审判。所以她质疑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的权力。她说对艾希曼的审判是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安排的一场表演。审判不是强调艾希曼的所作行为，而是强调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受到的痛苦。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事实上这场审判在当时也不仅仅是受到了汉娜阿伦特的质疑，当时还有许多舆论也批评审判艾希曼，认为对艾希曼的审判是以色列精心组织的为实现政治诉求的“宣传”。因为以色列认为纽伦堡审判，并没有强调纳粹对犹太人民的罪行，而是指控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这不足以突出犹太人民的不幸，所以以色列要让犹太人认识到，只有在以色列他们才能安全而有尊严地生活，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

而汉娜阿伦特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耶路撒冷观摩这场审判的。她详实地记录了审判的过程，以及所涉及到的历史和艾希曼的状况，她的报道当时引起了大部分犹太人的不满，甚至是激怒了他们。

因为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文章中说，第一：这场审判基本是依据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而不是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所以这场审判只是一个借口，艾希曼只是一个符号。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说的是正确的。艾希曼只是一个替罪羊。

第二：她说：当年“犹太人委员会”并未起到救助犹太人的作用，反而是与纳粹合作，使大量犹太人更有秩序并更快速地失去生命。她说犹太人委员会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所以犹太人委员会是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是纳粹迫害体系的一部分。阿伦特说犹太政治精英们，事实上扮演了毁灭同族的角色，这才是整个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

第三：她说：艾希曼并不像之前人们认定的是“一个变态的恶魔”，而是一个与平常人并无两样的平庸的人。他关心自己的仕途、不愿主动提出建议，严格并小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不愿思考也不去意识自己在做什么、记忆力不好、爱吹牛、有些小虚荣心......但是这样一个与常人并无两样的“平庸的人”，之所以参与了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恶”，是因为不思考。因为不思考，所以他作恶而不知，处恶而不觉。所以虽然不思考不是罪，但不思考却使他参与了犯罪。

汉娜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理查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汉娜阿伦特说的所谓“平庸的恶”，不是说“平庸”就是“恶”。而是说像艾希曼这样的一个“平庸的人”居然就做了恶。是说恶不全是狰狞恐怖丧心病狂的，是说恶也有其平庸性的一面。仅此而已。按阿伦特的话说，艾希曼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

汉娜阿伦特在他的书中说：艾希曼说话时间越长，你就越能感受到他表达力的匮乏，与思考能力的缺失。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几乎无法与他人交流。这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围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使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阿伦特明确指出说：我的报告不持任何政治立场，也没有任何观点。只是呈现有关艾希曼审判的事实和真相。“我对艾希曼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

所以把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解释为“平庸也是一种恶”，或者说“有一种恶的表现就是平庸”，这是对汉娜阿伦特的过度诠释。这很有可能来自汉语对所谓“平庸的恶”的误译“平庸的恶”的英文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从字面上直译应该翻译成“恶的平庸”。翻译成“平庸的恶”或者“平庸之恶”，很容易让望文生义的人误解为“平庸也是一种恶”。但是其实“恶有平庸性”，与“平庸也是一种恶”的含义是不同的。

简单来说汉娜阿伦特的论点是，艾希曼不是一位狂热者，而是一个极其平庸而平凡的人，他依靠陈词滥调为自己辩护，就是因为他自己不思考。任何人如果不思考，如果放弃对善恶是非的独立思考，只是一味地服从权威，就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

所以所谓“平庸”并不是“恶”，所谓“平庸”也不一定必然作恶，但是不思考的平庸有可能导致作恶而不知，处恶而不觉。

虽然汉娜阿伦特强调，她说的“平庸的恶”并没有政治立场，而只是记录和呈现了一个现象。但是汉娜阿伦特之所以提出这个现象，毫无疑问应该是有政治立场的。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反犹主义」与「殖民帝国主义」是「纳粹极权主义」的根源。她认为反犹主义来自民族中心论，而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则动摇了启蒙理想及普遍人权原则，催生了与以往独裁专制完全不同的极权政权。就是不仅为了版图扩张或利益，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以把某些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但是「种族思想」与「民族中心论」，不仅仅是属于纳粹的，也同样是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以如果说汉娜阿伦特认为，审判艾希曼根本就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而是为了以色列的政治宣传。那么仅仅指出审判的虚伪和不公正，就远远是不够的。所以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所谓“恶的平庸”，思考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即在一个强权政治下，人如何才不至于丧失良知。而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针对艾希曼的，也不仅仅是针对纳粹德国的，同样也适用于犹太人和以色列。

所以说汉娜阿伦特的这个概念，在它诞生的当时便已经遭遇了争议和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她是故弄玄虚为纳粹分子辩护，有人攻击她是用心险恶，故意地利用自己的犹太身份，通过憎恨本族人哗众取宠博人眼球。当然今天“平庸的恶”，又被某些人当成了对“普通人”的道德绑架，或者道德审判的工具。

客观地说对汉娜阿伦特的某些攻击，是有些过于偏激的。但是也不能不说，汉娜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也同样是偏激的，尤其是她对艾希曼的描绘。她的“平庸的恶”的论点完全基于的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艾希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艾希曼本人也不带有任何反犹太主义的恶意。而汉娜阿伦特的批评者指出，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艾希曼完全是有可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为了保命而撒谎。但是汉娜阿伦特为了得出她的不容置疑的结论，显然选择了对这些证据的忽略。即使是汉娜阿伦特的支持者，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埃隆也说(Amos Elon)汉娜阿伦特“习惯于依据不确凿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

阿莫斯·埃隆 (Amos Elon)

几乎就是在质疑汉娜阿伦特的学术性了。肯定汉娜阿伦特的勇气与雄辩，但是批评她缺乏学术严谨的，也不只是阿莫斯·埃隆，美国政治学家拉塞尔•雅格比说（Russell Jacoby），汉娜阿伦特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学术明星，她最好的著作都是哲学味道最少的著作。阿伦特越是想哲学味更浓些，她的话就越模糊不清。即使在最认真地阅读后，仍然很难明白她到底要说什么，即使是让她成名的处女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如此（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但是一般读者会认为晦涩难懂，正好表明了她哲学思想的深刻。

拉塞尔•雅格比（Russell Jacoby）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的所谓「平庸的恶」的这个说法，就来自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谓「极端的恶」这个概念（Radical Evil）”。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专制主义企图改变人性本身，那是一种「极端的恶」是我们全部哲学传统以外的现象。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去理解这个破坏了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标准的现象。”但是，10年后，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事实上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人性没有被改变，专制主义罪恶也不是极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和平淡无奇的。”这说明她在她最著名的两部著作里的观点，其实是互相矛盾的。汉娜阿伦特本人也承认矛盾的存在，她的解释是：“我改变了观点，不再说极端的罪恶了。”为了回应争议和批评，汉娜阿伦特对自己的定位是「自由撰稿人」，而不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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