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资料馆安溪（我在安溪修电影）

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内，一名数字修复师正在修复老电影。

从安溪县城驱车约半小时，来到位于龙门镇的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一栋六层高、流线型立面建筑的正门上，“中国电影资料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白色大字跃入眼帘。

步入一楼艺术展厅，老电影《再生花》海报、馆藏最早中国影片《劳工之爱情》片段、斑驳的胶片倒片台……让人仿佛穿梭在百年光影的时空隧道。在二楼“数字修复室”，十余台显示器排成两排，飞速交织的键盘声与鼠标声分外响亮。

抢救百年记忆

26岁的甘格格，正和同事一起对1939年的老电影《董小宛》进行修复。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在“D、S、Q”键上飞速转换，右手快速点击鼠标，电脑屏幕上，周璇饰演的“董小宛”脸上的斑点逐渐消失，黑白画面逐渐清晰。

甘格格是一名数字修复师。2019年10月进入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今年7月，她从北京来到福建安溪，参与中国电影资料馆首个异地数字修复基地——安溪数字资源中心的筹备工作。

“老电影胶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造成扫描后的画面存在闪烁、抖动、划痕、脏点霉斑等问题，修复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聊起修复技术，甘格格打开了话匣子。修复速度取决于胶片质量，一段10分钟的影片由1万多帧画面组成，若是保存较好的彩色片，一天可以修复7000帧左右，需要点击鼠标2万次以上，团队协作两周左右可完成画面修复。“碰到损毁严重的画面，一帧就要修几天。”甘格格说，做这一行需要静下心，常常一坐就是一天，“感觉两只手都练出了肌肉”。

一旁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影资料库副主任左英，比甘格格早一年多到安溪，负责筹建安溪数字资源中心。

他带着记者来到五楼“胶转数”机房，冷气扑面而来，一台银白色的阿莱胶片扫描仪连接着电脑。“这是县里支持采购的国际顶级设备，完成底片修补等物理修复的电影胶片，经扫描后，数据传输到中央存储处理器，进行精致画面和声音修复，之后再进行调色等艺术修复，经过声画合成、鉴定通过后，即完成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化。”左英介绍。（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顺手打开一个电影胶片盒，一股猝不及防的醋酸味，让人瞬间捂住口鼻。

“胶片保存需要恒温恒湿，由于年代久远，又未能及时得以妥善保存，采用醋酸片基制成的胶片就会患上‘醋酸综合症’，如果不把它及时‘隔离’，就会传染给其他胶片。长期跟老胶片打交道，也会掉头发。”左英笑着说，收到这部福建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的向东渠建设纪录片后，资料馆正对胶片进行技术和艺术评估，以开展下一步修复工作。

肩负保存国家电影档案使命，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拥有北京、西安两处胶片库房，存有1922年以来3万多部中国电影，拷贝素材超60万本。然而，记载了百年光影与人类文明历史的胶片，大多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无处可寻、支离破碎，留给世人一片黑暗与斑驳。

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2006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启动“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项目，目前已完成525部2K影片、15部4K影片修复，实现2000余部影片数字化转换和一般性修复。此前，一部待修复的电影，首先在西安资料库完成物理修复，再由北京总部负责数字修复。今后，数字修复工作将逐步转移到安溪。

为什么是安溪？

对于在安溪设立首个异地数字修复基地、除西安外第二个异地备份库，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2019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厦门出差的孙向辉应朋友之邀，到安溪县龙门镇走一走。首次到访安溪，她颇感意外：“不但看到了绿水青山，还看到了隐藏在群山与乡村之间的现代化数据中心。”当年，她带领资料馆调研团队走访了贵州、杭州、张家口、西安等地，为设立异地数字备份库选址。这次意外之行，让安溪进入了孙馆长的视线。

“隐藏在群山与乡村之间的现代化数据中心”，位于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内，是“数字福建”规划建设的两大数据中心之一，拥有2万个国际最高T4等级标准机柜规模，已投产4600个机柜。该产业园一期建设2000亩，于2010年4月开始筹建，2015年5月正式开园运营。

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大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资源有限的山区县，抢滩布局“数字福建”建设后，该走什么路子？凭什么吸引高大上项目？望着“躺”在机柜里的数据，安溪县委县政府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数据“活”起来，真正产生价值？如何后发先至，一步抢占高端？

中国电影资料馆这一国家级电影大数据项目，成为安溪县最合适的“意中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县里逐渐明确：要借力‘新基建’东风，发挥数据中心优势，聚焦大数据细分市场领域，引进龙头项目，发展特色更鲜明、结构更合理、链群更完整、竞争力更强劲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产业。”安溪县委书记吴毓舟告诉记者。

2020年，经过积极争取，安溪在全国各地强劲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2021年12月15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项目正式落户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总投资约5亿元。根据规划，项目将建成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字备份库、国家影像修复基地、融媒体制作基地、艺术影院等主体功能。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既在想象中，又超出了想象。”孙向辉说，原本只打算设立数据备份库，如今升级为功能更加丰富的数字资源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3.0版迈出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双方合作有了无限空间。

不只是修复

今年恰逢现存最早的中国影片《劳工之爱情》诞辰百年，从黑白默片到“有声有色”，这部仅22分钟的喜剧电影，在北京、西安、安溪三地齐心协力下，资料馆修复团队花费将近一年时间才修复完成。今年6月27日，其4K修复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探佚电影节首映。

“一百年来，《劳工之爱情》承载的艺术和历史双重价值鲜活生动，我们选择它开发中国电影资料馆首个数字藏品，是在珍贵的老电影资料基础上，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的一次创新文化表达。这种全新的呈现方式，对老电影来说是传承，也是新生。”孙向辉说。

“依托数据中心，搭建数字产品交易平台，开展数字电影版权交易、老电影数字藏品开发，福建可以在电影大数据创新应用方面作出更多尝试。”左英关注的，不只是修复。

“电影修复实际上是电影制作的逆流程，相当于把拍一部新电影的程序反过来，调色、特效、声音、合成一步都不能少。”在左英看来，修复团队及人才的培养，不仅为了抢救老电影，更是为影视行业积蓄力量。

行走在园区，文艺范渐浓。外观如棱镜般的艺术影院计划春节前竣工，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首个京外艺术影院，将与影迷圣地——北京小西天影院共享独家影片资源，并开展电影首映仪式等系列活动；中影星光小镇已完成项目选址，拟建设数字虚拟摄影棚。

“与金鸡百花电影节联动，围绕电影大数据，拍摄、修复、存储、制作、发行等影视产业链条将逐步完善。”谈及未来，产业园管委会主任许奇树充满期待。

园区外，同样有一股新鲜血液注入这片千年茶都的土地。“茶文化是电影剧本创作的‘富矿’。”孙向辉说，这两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院每年都组织学生前来安溪采风，学生们扎根基层、贴近现实，从中汲取历史文化养分，诞生了不少“亮眼”的剧本。

去年，“新安溪人”左英把太太也从北京接来安溪生活。“就像是咖啡与茶。”他这样形容在安溪的工作与生活状态，赶项目时每天两三杯咖啡，闲暇时有铁观音的清香为伴，“幸福指数不亚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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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溪中心一层展览厅里，参观者络绎不绝。

无论是在远古洞穴里凿刻岩画，还是在龟壳、竹简上书写文字，又或是在银盐涂面上显影图像，人类都在尽可能用更好的方式记录自我、传承文明。而电影的诞生，让人类得以用动态影像的方式留下时代的印记。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在法国诞生；十年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诞生。

百余年来，数以万计的老电影创造了无数经典银幕形象，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些影像，也成为国家档案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历史上，老电影一般采用胶片拍摄存储，易受损、难使用。而今，在山城安溪，一群年轻人正用数字技术手段抢救、修复胶片电影，让经典永不褪色，并被更多人所看到。

记忆传承

7月，中国电影资料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下称“安溪中心”），炎热挡不住一拨又一拨客人来访。安溪中心位于龙门镇，距离安溪县城20分钟车程，被群山与绿荫环绕。

安溪中心二楼的休息区，有沙发椅、小圆桌、冰镇可乐。“对面就是数字修复室，楼下是IDC机房（互联网数据中心）。相比北京，这里的办公环境好得多。”中心负责人左英一边介绍，一边动手给大伙冲咖啡，“我就不给你们泡茶了。在这里工作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更喜欢咖啡和可乐。”

IDC机房，是安溪中心的“大脑”。

数字电影也很年轻——中国电影从胶片到数字化，也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儿。只是普通人少有机会接触银幕后的电影胶片，很多修复师也是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后，才第一次了解电影胶片。

如今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左英，依然记得第一次零距离感受老电影时的震撼。

2000年，他刚从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彼时，数字技术掀起了电影制作领域的新浪潮，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开始尝试采用数字技术保存电影胶片，亟需相关人才。左英正巧赶上，“糊里糊涂”就入了职。

左英（左）指导许臻鑫从老电影胶片中识别创作信息。

当时，他对老电影并无特别的兴趣，只当这是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左英以“干活小工”的身份，目睹了修复后的《延安生活散记》。

这是一部电影纪录片，拍摄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革命活动及延安的生活场景。这也是中国首部尝试用数字技术保存、修复的胶片电影。

技术人员用土办法“攒”了一台电影胶片扫描仪：扫描仪镜头是用相机镜头手工打磨的，机械传动装置是找青岛机械研究所开发的，CCD感光元件（电荷耦合元件）是从工业用扫描仪中拆下来的……修复软件只有Photoshop，修复画面就相当于手绘，一点一点慢慢画。

当修复后的历史动态影像清晰地呈现在大银幕上时，左英有些不敢相信，画面里那些穿着破旧棉袄、长着大胡子、或站或蹲的人们，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原来，当时的延安，生活如此艰苦，军民却如此乐观！

书本上的历史是宏大的、模糊的，银幕上的人物是具体的、亲切的。两相印证下，左英对这段革命史有了更立体的理解，一次跨越60多年的记忆传承也借此完成。

让经典永生

100多年来，胶卷从黑白到彩色，尺寸也从8毫米到16毫米，再到标准的35毫米甚至70毫米，电影长期使用胶片作为影像记忆和文化变迁的承载介质。

由于早期电影胶片使用的材质极为易燃，大量的早期电影消失在历史中。即使在电影保护做得相当不错的美国，1950年以前的电影也有近半散失踪迹，而中国1949年以前制作的电影更是十不存一。

作为国家级电影档案管理和研究机构，中国电影资料馆分别在北京及西安建设了恒温恒湿的胶片库，迄今已搜集、保存自1922年以来的中国电影3万多部，拷贝素材超60万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胶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化、霉变、收缩、开裂、脱色、丢帧等问题。

上世纪末，资料馆开始尝试将老电影从胶片转移到数字硬盘，并开展修复工作，力求让经典永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套成熟的胶片电影数字修复流程最终形成。

首先是对电影胶片进行评估，比较选择合适的拷贝，明确影片存在的问题及修复的目标。接着是物理修复。由于年代久远，电影胶片本身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损甚至撕裂，在进行数字扫描之前需对胶片进行清洁、修补、加固等。经过物理修复的胶片素材，通过胶片扫描仪完成数字化转换，才开始进入数字修复阶段。这也是整个修复流程中最为烦琐的环节：一级调色，人工智能初步修复，手动修复画面，修复声音，二级调色，声画合成，修复质量鉴定……

修复师们在讨论电影修复后的色彩效果。

整个流程都是团队作战，根据声、画、色等环节分工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人的工作量。但即便如此，修复一部电影的时间仍然要以月来计算。

2006年，资料馆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电影生产也从传统胶片向数字化制作转型：2012年初，著名胶卷生产商柯达宣布破产；2013年，富士胶卷公司停产电影胶片；2016年底，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关闭，标志着中国电影胶片时代结束。

10余年来，资料馆已完成2000余部电影的数字转码和一般修复、500余部电影的精致修复。但北京工作空间狭小，电影数据库的容量与安全性都难以满足需求，资料馆迈出了全国选址建立容灾备份库的脚步。

最终，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成为资料馆首个数字片库的落脚地。

“我们计划逐步把大部分的数字修复工作搬迁到安溪，形成北京居中指挥、西安保管胶片、安溪数字修复的三地分工协作模式，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实时交流，提升电影修复效率。”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介绍，“在安溪，我们争取用3到5年时间，建成中国最大、全球前三的数字电影大数据存储、修复和制作中心。”

一粒灰尘也不能忽视

去年上半年，受中国电影资料馆委派，左英来到安溪，对接中心建设事宜。经历了北京与福建的疫情影响，一年后，资料馆的数字修复师和研究生志愿者团队陆续抵达安溪，中心开始试运行。

百年电影《劳工之爱情》，成了安溪中心的试水之作。

《劳工之爱情》是资料馆馆藏最早的一部中国电影，拍摄于1922年，时长22分钟，讲述了一个水果摊贩想方设法赢得爱情的滑稽故事。其全新4K修复版于今年6月底在世界著名经典电影舞台探佚电影节首映，是首部由北京、西安、安溪三个馆共同完成修复的电影拷贝。

电影修复是个精细活。在大银幕上，一粒灰尘都很显眼，不能忽视。电影的标准帧数为一秒24帧，一部90分钟的影片大约有13万帧，而修复必须一帧一帧操作，相当于精修13万张图片。

播放着老电影的电脑屏幕，映照出认真工作的电影修复师。

这看似“修修补补”的手艺活儿，需要熟练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即便左英已主持完成了《劳工之爱情》《梁祝》《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神女》等300余部电影的修复工作，他依然认为，自己这好动的性格，干不来修复师的细致活。

数字修复室里，竹帘遮蔽了窗外的明媚与声响，屋里只剩键盘和鼠标的敲击声。屏幕里老旧的影像，照亮了修复师们年轻的脸庞，他们几乎都是“90后”甚至“95后”。

1994年出生的电影修复师许臻鑫是安溪本地人，毕业于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今年6月，资料馆委托忆库（安溪）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开办首期影视人才技能实训班。消息一出，100个名额在半天时间内被抢空。许臻鑫手快，抢到了一个名额。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他对电影修复师有了自己的理解：“这是技术工种，需要工匠精神。”修复工作看起来枯燥乏味，许臻鑫却从中找到了“淘宝”的快乐——在历史画面里，发掘已经消逝的社会面貌和回忆。

电影修复，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艺术问题。

一方面，“修旧如旧”是修复师们遵循的基本原则。修复团队会尽可能邀请影片的主创人员回顾创作理念，对影像的品质和效果进行艺术指导；另一方面，在典藏最原始版本的基础上，修复师们也会运用技术手段进一步优化老电影，例如对一些虚焦重影的瑕疵镜头进行优化、给黑白老电影上色等，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去修复不同的版本。

在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越剧《梁祝》时，修复团队为影片色彩的浓淡效果起了争执，直到他们设法请来八一厂的总工——当年拍《梁祝》时，他正是现场小工。

总工的介绍让修复团队恍然大悟：早年间戏曲舞台的颜色审美是浓郁的，剧组当时也希望把影片做成浓彩风格，但由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作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技术尚有欠缺，导致胶片最终呈现为色彩淡雅的效果。

在总工的指导下，《梁祝》最终精致修复了两个版本——原底的淡雅版及体现创作初衷的浓郁版。

坚持不懈走下去

5月20日，资料馆推出《劳工之爱情》主题系列数字藏品，并在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上公开发售。该系列数字藏品为一套5枚动态电影海报，每枚售价18元，限量发售1万套。正式开售后仅44秒，5万枚数字藏品便被抢购一空。

沉睡百年的老电影通过数字化获得新生，并通过IP开发产生新的价值，这引起人们对历史影像资料保护和开发的兴趣。

近几年，4K修复版影片频繁重现大银幕，《大话西游》《天书奇谭》《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经典影片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但能重回银幕的老电影毕竟是少数。

对此，左英建议，一方面，可以借鉴欧洲的经验，把一部老电影的修复和重映策划成一个文化事件；另一方面，可以从修复的老电影中发现复古、怀旧、经典等值得挖掘的价值和元素，开发文创产品。

因此，除了修复工作之外，资料馆还希望借助安溪中心挖掘影片数字资源的社会化应用。

在孙向辉看来，数字资源的最终目的是应用。通过多元的商业形式，把一部老电影推出去，让其被更多人知道、看到，才有可能形成电影修复的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它的价值。而福建有着“数字福建”的建设经验，数字经济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新近还上线了大数据交易平台，完全可以在数字电影版权交易、老电影数字藏品等创新应用中作出更多尝试。

作为泉州市人大代表，左英在去年底向泉州市人大提交了一份建议，希望泉州乃至福建从地方法规入手，填补修复后影音产品的版权或相关权益的法律法规空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为影音再创作产品的版权交易提供突破性的立法支持。

安溪中心的建立，不仅为安溪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产业，更成为安溪乃至福建电影文化建设的重要事件。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一名成熟的修复师，对平面设计、美术、计算机、后期制作等多个领域都要有所了解。受限于场地、编制等制约，加之人才流动，资料馆现有的数字修复团队只有十余人。而安溪中心的设立、高起点的硬件设施和配套，让人看到了电影修复产能爆发式增长的可能。产能的稳定有赖于团队的属地化，安溪作为山区县，如何吸引更多年轻力量仍有待破题。

为此，由安溪县委县政府牵头，高校、企业、安溪中心等多方正联合探讨在安溪建立电影产业实用型人才职业学校、高等研学中心等事宜。

本地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电影文化的浸润也需要时间。安溪本土电影剧本的创作与孵化、艺术影院安溪剧场的建设和开放、电影节活动的策划和联动、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无一不是慢工出细活的长期过程。

“我们正围绕安溪中心，聚力打造‘电影修复技术在安溪’品牌。”安溪县委书记吴毓舟表示，“看准了，就要坚持不懈走下去。”

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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