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海瑞传重点字词翻译（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

今传《尚书》五十八篇，旧称汉孔安国作《序》并《传》，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唐孔颖达为之作义疏，此即《五经正义》之一的《尚书正义》。传统上以此书为《古文尚书》，但经后人考证，其中的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或云二十八篇)所分出，内容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其余二十五篇则疑为晋人之伪作。

长期以来，《尚书》被作为圣经之一为儒者所尊奉。自南宋以后，学者开始怀疑其中的古文经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序》并《传》皆为晋人之伪作。吴棫[2]《书禆传》首发其难，疑《古文尚书》之伪，朱熹曾多次言及《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此后，陈振孙《尚书说》开始考定今文、古文；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开始将今文、古文分编，而吴澄《书纂言》开始专释今文。吴棫、朱熹、吴澄等人都对《古文尚书》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的主要理由约有四点：一、梅赜《书》传授不与汉儒相接，来历不明；二、梅赜《书》皆易读，伏生《书》皆难读[3]；三、梅赜《书》文字气象不似先汉文章雄浑厚重；四、千年古书最为晚出，竟如此完整。[4]这些儒者的怀疑尚仅凭一种感觉与印象，他们并没有像后世的梅鷟、阎若璩等人那样，撰著专书一一举证，指控其伪。

明代梅鷟《尚书考异》一书的问世，可以视为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库全书总目》谓：“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尚书考异》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发现《尚书》古文经二十五篇中的文句与先秦两汉文献蹈袭雷同之处甚多。《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可以将《尚书考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叙《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等史书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异同，以及吴棫、朱熹、吴澄、晁公武、郑樵、马端临等私家著述的相关评论。梅鷟一一对之加以评断，其论旨所在，以为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可信，西汉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

《尚书考异》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孔安国《尚书序》”。作者指出所谓“孔安国《尚书序》”中有许多不合事理、不合逻辑之处，以为孔安国作为孔子之“闻孙”绝不会有此类低劣之作。辨伪者的逻辑似乎是，“孔安国《尚书序》”既被证伪，而被称为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决然为伪作。

《尚书考异》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主要任务是要抉发晋人造伪之迹。《尚书考异》作者遍读晋以前之书，一一指出这些文献中与《古文尚书》经文蹈袭雷同之处，用功之勤，令人敬佩。蹈袭雷同的实例找到了许多，但我们却不能得出一种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原因是我们不能从这些蹈袭雷同之处确证谁先谁后，因此也不能判定究竟是谁抄谁。这是一个颇使人困扰的问题。

《尚书考异》第四部分进一步考证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经文为后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之处。

以上是《尚书考异》一书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内容。通观全书，作者似乎已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之伪作，并将它作为先决的前提来抉发晋人造伪之迹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的这一判断，恰恰是需要审慎论证的。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尚书考异》的辨伪工作作一客观评述，并对其关于《古文尚书》的辨伪方法作一检讨。

我们认为，《古文尚书》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中的一个千古疑案，异常纷繁复杂。现代学术史著作对之仅作简单化的概述，以至读者无从体会其中的复杂性。

关于《古文尚书》的考辨，我们以为当分两个层面：一是考辨方法的层面；二是作伪举证的层面。两者比较，以第一层面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考辨工作的指导性的原则，其意义类似于现代法律术语中的“身份甄别”，即将《古文尚书》的“履历资料”与可以资信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作比勘分析，看其是否吻合，如这一“履历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出入较大，乃至有重大冲突，而又不能否定这些历史文献的真确性，则这一“履历资料”即被视为“伪造文书”而加以怀疑。这也就是说，此种怀疑并不需要等待作伪举证之后而产生。这一方法与现代法律中的所谓“有罪推定”的办案原则是不同的。“有罪推定”是毫无根据地先假定疑犯有罪，然后去搜寻证据。而此种“身份甄别”是在比勘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

从作伪举证的层面说，一是举出伪品内容与所托之时代不相合；二是指出造伪者缀辑蹈袭之迹。时至今日，《古文尚书》的考辨成果，关于前者的“作伪举证”成绩少之又少。而关于后者的“作伪举证”则颇嫌冗沓，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称得上是“成绩”。这是因为你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他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你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他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发现了多少蹈袭雷同的证据，而是需要为《古文尚书》辨伪确立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点，而这个起点应该建筑在历史文献记载真实性的基础上。古代史家如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氏所献之《古文尚书》。如我们认同他们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则我们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梅鷟等人所抉发的蹈袭雷同之迹才可避免究竟“谁抄谁”的循环论证。而只有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所谓“作伪举证”方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清代学者程廷祚认为，关于《古文尚书》辨伪，其重点不在于梅赜《书》与伏生《书》是否有难读、易读等分别，也不在于梅赜《书》的思想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从这些方面很难判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真伪。若考辨《古文尚书》之伪，重点应放在它来历不明这一点上。他说：

夫二十五篇之《书》，平正疏通，乍观无一言之违于理道。而其为前古书传所称引者，视伏《书》为尤多，又奚以见其可疑也？若谓可疑者文从字顺异于伏《书》，则伏《书》中亦不皆诘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时，其文载于《左》、《国》者众矣，未尝与《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体制，岂彼皆可疑乎？盖晚《书》之可疑，在于来历不明，而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议论沸腾，能发之而不能定也。[5]

程廷祚所言是颇为中肯的。通观梅鷟《尚书考异》，梅鷟考证工夫虽勤，但却对《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来历不明”这个关键点重视不够。比较明代梅鷟与清代阎若璩等人在《古文尚书》考辨工作上的成就，我们看到，梅鷟虽然费尽辛苦一一抉发《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蹈袭之迹，却不能最终解决“谁抄谁”的问题。而清代阎若璩之《古文尚书》考辨，其逻辑基点正是认同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阎氏考辨《古文尚书》的成就之所以高于梅鷟，正在于他把两部《古文尚书》的“来历”问题作为一个基点性的问题来考察。

一 梅鹗、梅鷟兄弟与《尚书考异》的关系

梅鷟，字鸣歧，号平埜，别号致斋，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其兄梅鹗，字幼和，一字百一，号凫山。两人生卒年均不详。但我们可以通过有关其事迹与交游的史料判断他们的在世年代。

我们先从梅鹗说起，梅鹗是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甲子科举人。此年杨慎十七岁。杨慎二十岁中举人。估计梅鹗年龄较杨慎稍大。

梅鹗又为正德十二年丁丑（公元1517年）舒芬榜进士。所谓“舒芬榜”，是说当年舒芬为进士榜首，即状元。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中举人，十年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争议大礼被廷杖。旋遭母丧归，卒于家。舒芬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卒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年四十四岁。他考中状元之年为三十四岁。舒芬著有《易笺问》一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三引梅鹗之言曰：“子舒子博极群书，尤尽心于《易》，祖程宗朱，有《易笺问》之作，其言曰：‘爵禄不入于心，沟壑不忘于念，则吾身虽凶，吾道亦贞而吉矣，又何朶颐之凶哉？’又曰：‘未济之终，虽当可济，而上九高而无位，才无所施，自信有命，而饮酒为乐，故得无咎。’呜呼！贤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国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贤才也。予三读其言，而深悲之。”梅鹗当时很钦佩同榜状元舒芬的人品学问，而称舒芬“子舒子”，很有可能梅鹗曾对舒芬执贽行弟子礼。而此言当发于舒芬死后。据《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鹗卒年四十五岁，舒芬死后梅鹗尚在世，则梅鹗生年不应早于舒芬。因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将梅鹗生年定在舒芬生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与杨慎生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之间，约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即公元1486年上下。因此，梅鹗中进士之年约为三十二岁。则其卒年当在明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上下。

梅鹗其人，颇有才情。《万姓统谱》卷十六称：“梅鹗……平生好观奇书，博综群籍，为文奇葩出尘，一时人多慕之。”《江南通志》卷一六七则称：“梅鹗，……博综群籍，为文援笔千言，滉洋浩博，誉重一时。未仕卒，弟鷟与鹗齐名。”《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梅鹗，字百一，号凫山。……正德丁丑进士。……弱冠志学，默而好深湛之思。家贫僻居，艰得书籍，闻有蓄古奇书者，辄踵门求观借录，日诵数万言，过目不忘。为文立就。其读六经，务去注释，而思圣人之旨。读先儒书，务根理要，而参六经之义。读诸史，非彻首尾该贯不释手。登第后，益肆力于书，著作甚富，未经雠校而卒，年四十五。遗稿多散佚[6]，惟《凫山集》四卷传世。”

与梅鹗、舒芬相知的另一位学者名叫黄佐。《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称：舒芬“兼知天文，晓音律。香山黄佐尝与陵阳梅（鹗）百一论武王伐殷，岁在鹑火，通考象纬不载，因推步之，……百一叹曰：向见舒国裳亦论及此。其后佐入史馆，见公（舒芬）握手曰：‘识公于梅百一久矣。’自是过从甚欢。”黄佐，生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卒年七十七岁。黄佐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举人，十年后即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中进士，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与梅鹗（百一）、梅鷟兄弟友善。

梅鷟，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举人。时杨慎二十六岁，舒芬三十岁，梅鹗约二十八岁，黄佐二十四岁。而梅鷟年龄与黄佐相当或略小。舒芬、梅鹗、杨慎、黄佐四人中举人之年皆未超过二十四岁，[7]估计梅鷟亦如是。由此前推，梅鷟的生年当在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或稍后。

可能黄佐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聘请梅鷟为南京国子监助教。《四库全书总目》于“《南廱志》二十四卷”条下谓：“明黄佐撰。其第十八卷[8]《经籍考》当时以委助敎梅鷟成之。鷟学问淹贯，故叙述亦具有本末。书成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而此时梅鷟的年纪大约五十四岁上下。翌年，升浙江常州通判。后官云南盐课司提举。

《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鷟，号致斋，鹗之弟，正德癸酉举人。幼与伯兄鹗同学。博闻强记，研析经义。所著有《尚书谱》、《尚书集莹》、《尚书考异》、《春秋指要》、《周易集莹》、《古易考原》、《仪礼翼经》、《大元圜注》（案：当为《太玄图注》[9]）、《童子问》等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据《旌德县志》卷九《经籍书目》及《旌德县志补遗》卷一，梅鷟尚有《仪礼逸经》、《文集》等。又据林庆彰先生考订，梅鷟还撰有《读易记》、《尚书考正》、《尚书辨证》、《读诗记》、《诗经集莹》、《读春秋记》等书。其书多遗佚。今存者仅有《古易考原》、《尚书谱》、《尚书考异》数种。

梅鷟论学，似较武断。《四库全书总目》于“《古易考原》三卷”条下谓：“明梅鷟撰。……是书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画卦在前，河图后出。伏羲但则之。以揲蓍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以五十数为体，以四十九为用，无以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论殊创辟。然于古无所授受，皆臆撰也。”所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以及“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皆可谓无稽之谈。梅鷟作此言论，亦见其武断夸诞之一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称：“余读《焦氏笔乗》，称家有梅鷟《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10]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北京图书馆现藏有清抄本《尚书谱》五卷，各卷皆题“旌川梅鷟学”。

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著《中国经学史》，其中说：“梅鷟底《古文尚书考异》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11]

《尚书考异》在明代及清初只有传抄本，并未刻板印行。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两册，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书后附一册明韩邦奇《洪范图解》。韩邦奇《洪范图解序》末句题“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傅兆宽先生《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以此序为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12]，认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书考异》已经成书。按：此说不确，韩邦奇此语与《尚书考异》一书并无关渉。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断定它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尚书考异》，并且两者同属一系。四库全书本《尚书考异》亦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四库馆臣发见书中有“鷟按”字样，因而判定其书作者为“梅鷟”。《四库全书总目》谓：

《尚书考异》五卷，《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厘为五卷。

台湾故宫所藏抄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后者订正了前者许多引文出处等方面的舛误，推测这个工作是由四库馆臣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来做的。

清嘉庆中，孙星衍访得《尚书考异》善本，其书分为六卷。此本为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之一，也是《尚书考异》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简称“平津馆本”），其书扉页有“嘉庆甲戌孟秋兰陵孙氏校刊”字样，甲戌年为公元1814年。平津馆本比文渊阁本字数多出近两万四千字。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文渊阁本《尚书考异》应该是作者考辨《古文尚书》的一个草稿本，而平津馆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平津馆本的文字完全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平津馆本沿袭了故宫抄本的许多错误，此书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舛讹之处仍然非常之多。而文渊阁本则是更正平津馆本的一个重要的参校本。

关于《尚书考异》一书的作者，依笔者的研究，尚有一些重要疑点有待考察澄清。笔者初步认为，《尚书考异》一书有可能是梅鹗、梅鷟兄弟两人共同的作品。《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鷟之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即是说梅鷟所著书，其宗旨多本于其兄梅鹗。

《尚书考异》通篇言“按”、“今按”、“愚今按”，其中言“鷟按”、“鷟曰”仅各有一处。而《尚书谱》一书凡梅鷟加按语处例皆书“鷟曰”、“鷟按”。笔者颇疑《尚书考异》之“今按”与“鷟案”非出一人之手，因而怀疑此书主体很可能由梅鹗撰就，而后由梅鷟续成。下面我们还可以提供几个佐证：

第一、梅鹗一直留心于尚书学，熟悉各家解经著述，他最早发现元代王充耘（字耕野）《读书管见》的价值，并为此书写题跋，他写道：“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当时恐失其真，輙以纸临写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读。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抠衣于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鹗云。”[13]在《尚书考异》中我们看到几处大段引用王充耘（耕野）《读书管见》的文字，从中可见作者对王充耘的推重，而这个作者很可能便是梅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梅鹗把他发现的《读书管见》介绍给他的弟弟梅鷟，而由梅鷟撰写《尚书考异》的可能性。事实上，梅鷟《尚书谱》中也曾援引王耕野之论。）

第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称梅鹗“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同书卷五下又引梅鹗之言说：“梅鹗幼和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14]这两条材料都在《尚书考异》卷二中，一在辨《大禹谟》条中，一在辨《五子之歌》中。

第三、《尚书考异》与梅鷟的《尚书谱》在风格与观点上有明显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

明梅鷟撰。……鷟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引《晋书·（皇甫）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

《尚书考异》与《尚书谱》同辨《古文尚书》为伪作，假如出于一人之手，为何一书“引据颇精核”，而另一书“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又，《尚书谱》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张霸所为。由此看来两书对一些问题的重要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根据以上一些疑点，怀疑《尚书考异》一书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一位续成者。笔者深知，要证明此一看法，证据尚嫌不足，这里录以存疑，有待识者。而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仍将梅鷟视为《尚书考异》的作者。

二 历史文献关于《古文尚书》记载真实性的再审查

有两部总数同为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各自宣称来自于孔子屋壁。两部《古文尚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多出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不同，一为十六篇（或细分为二十四篇）；一为二十五篇，其具体的篇目内容也大不同。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各自传承不同。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不妨称前者为甲本，称后者为乙本。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古文尚书》或有一真一假，或者两者皆假，（梅鷟即持两者皆假的观点），但绝不可能两者皆真。

我们以为，考辨《古文尚书》之真伪，当首先确立其逻辑的基点，既然两种《古文尚书》不可能皆真，我们的选择则有甲真乙伪、乙真甲伪、甲乙皆伪三种。事实上，十六篇本《古文尚书》早已失传，我们已无法根据文本本身来讨论其真伪，我们所能做的是就历史文献有关它的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加以判断。而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的判断上，我们更应重视作者是否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这正像公正的法官在审理案情时，会更重视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的作证，而不会无视他们的证词，而去专听传闻的意见。而当我们重新审查《古文尚书》的辨伪史的时候，我们每位研究者和读者都在扮演这个法官的角色。让我们来看这桩历史疑案的一些重要之点。

（一）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最早记载

最早记载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之事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太史公叙其事的笔法，是将伏生所传《尚书》与孔安国《古文尚书》连类比照而写的。《史记·儒林列传》称：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孔安国的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并“向孔安国问故”，其真实性当无可怀疑。惟司马迁当时记述此事较为简略，没有载明《古文尚书》的确切篇数与具体篇目，此后遂成公案。司马迁此处说“逸《书》得十余篇”，并不是说《古文尚书》仅此十余篇，而是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滋多”十余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又，司马迁只说“孔氏有《古文尚书》”，未说及此书出于孔子屋壁。但此处所谓“孔氏有《古文尚书》”似又非以代代相传的方式收藏的，而是由某种机缘发现的。太史公写此一句“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在衬托伏生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传《尚书》之人。如当时孔氏世藏《古文尚书》，孝文帝为何独征伏生之书？孔家又为何匿而不献？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非是正举。司马迁乃当时人记当时事，或有“为尊者讳”之意，而不直书其事。

重要的问题是，《史记·儒林传》这条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内容是可信的吗？我们随后会看到，后来的刘向、刘歆、班固皆在印证和补充司马迁的记述。如果此说不可信，则司马迁“编假话”唱之于前，而刘向、刘歆、班固诸人“作伪证”随之于后，历史上会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此说可信，则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便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二）《古文尚书》“十六篇”篇数及篇目的最早记叙者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领校中秘书。汉代荀悦《前汉纪》卷二十五《孝成二》称“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并引其言云：

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刘向显然是接着司马迁讲的，并于司马迁语焉不详处有所补充。司马迁说《古文尚书》“滋多”十余篇，刘向确切说“多十六篇”。并说此书得之于孔子旧宅屋壁中，武帝时，由“孔安国家”献之于朝廷。而孔壁《古文尚书》一入皇家藏书之秘府，便成为“中秘《书》”。由于刘向领校秘书的特殊身份，他毫无疑问地可以于秘府亲见此书。

刘歆与其父刘向于汉成帝时一同领校秘书，他的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也曾言及逸《书》十六篇：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班固于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为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以理揆之，班固亦当亲见兰台秘阁所藏《古文尚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如上所述，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安国所献之《古文尚书》，他们正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在场者”、“亲见者”与“见证者”，他们的记述若不足信，则历史文献将皆不足征信矣。[15]而若认同他们的记述可以尊信，则我们关于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的选择就只有一种，即前面所言的“甲真乙伪”，从而排除“乙真甲伪”和“甲乙皆伪”的可能。

关于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具体篇目的最早记载见于郑玄《书序》，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虞书”条下曾引述之，此十六篇之篇目为：《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囧命》。

（三）孔颖达《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张霸之徒”伪作说

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即今传《尚书》孔传，据称传自西晋郑冲，郑冲之前未有任何相关传承谱系，汉魏以前之人皆未曾见，此种情况岂不启人疑窦？但唐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却信其所当疑，而疑其所当信，并借朝廷功令推行其所定之本。孔颖达于《尚书注疏·原目》“《尧典》第一”条下说：

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

孔颖达以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为孔壁真古文，谓西汉诸儒知有其篇数而不曾见其书，于是有“张霸之徒”伪造《古文尚书》二十四篇（合《九共》九篇为一篇，即是十六篇）。当时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伏生今文《尚书》已由二十九篇分成三十四篇，亦即后来郑玄为之作注者。二十四篇合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号称师祖孔氏《古文尚书》，而所注亡逸之篇与梅赜献上《古文尚书》不合，但所分之三十四篇，却与大、小夏侯与欧阳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相同。因而孔颖达质问：“郑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尚书》，亡逸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孔颖达认为郑玄在今文《尚书》三十四篇之外“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而此伪书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又此伪书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合以一篇计，即是十六篇。因此，孔颖达提出，刘向、刘歆、班固诸儒所称《古文尚书》“十六篇”者，乃“张霸之徒”伪造之书，非孔壁之真古文。

关于西汉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之事，《汉书·儒林传》有明白的记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班固记述，西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时，张霸曾伪造《尚书百两篇》献于朝廷，汉成帝命人以中《书》校之，结果当下便被识破。这里的关键人物应是刘向，当时刘向领校秘书，而用以校对的所谓“中《书》”，当即是孔安国家所献之《古文尚书》。由此可见，张霸其人与孔氏《古文尚书》并无关涉。而孔颖达悍然提出所谓《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刘向、刘歆、班固所载皆“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其所谓“张霸之徒”云云，语意颇为含糊，它可以解释为张霸一类人，未必定指张霸其人，由此亦可见其并无确凿的根据，而纯属主观臆断。这里，孔颖达作了一种旋转乾坤的解读，事实被完全颠倒过来，即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乃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这一观点也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乙真甲伪”说。问题是：刘向、刘歆、班固诸人是否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如果他们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那他们所知见者是真《古文尚书》，还是伪《古文尚书》？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肯定的，《汉书·楚元王传》：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因为《古文尚书》十六篇实有其书，所以刘歆才上疏建言将之列为学官。此是刘歆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的有力证据。但这《古文尚书》十六篇为何便是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呢？又是谁献上朝廷的呢？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又与太史公《史记》所说的“逸《书》得十余篇”是不是一回事呢？凡此之类，孔颖达皆避而不谈。而他认定《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作的根据，便是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不见孔《传》也”。是孔颖达已认定“孔《传》”为真，因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必为伪《书》也。

孔颖达《尚书正义》之影响可谓大矣。明之陈第、清之朱鹤龄等深信其说，陈第《尚书疏衍》卷一谓：“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及《后汉书·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皆张霸之伪《书》，非安国之古文。……孔颕达所考，而详其颠末如是，则见斯文兴废不偶然也。”朱鹤龄《尚书埤传·卷首》亦谓：“刘向《别录》、班固《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张霸伪《书》也。”与孔颖达所不同的是，孔颖达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之徒”的伪作，而陈第、朱鹤龄则坐实为西汉张霸的伪作。而张霸实为《尚书百两篇》的伪作者，当时即被识破，而与《古文尚书》十六篇全无干涉。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关于《古文尚书》几乎众口一辞的记叙，其史料之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史料无异是“孔壁《古文尚书》”的身份证明。而“孔壁《古文尚书》”的一个铁定标识，即它是“十六篇”。后世忽然有一天，冒出一部书，也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但它是“二十五篇”，具体篇目也大有出入。这样一份身份证明与两汉史书印证，全然不合，却来争“孔壁《古文尚书》”的名份和地位，能争到吗？如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孔颖达等人帮它争到了。孔颖达凭借奉敕纂修经传注疏的权威，竟将这样的“铁案”粗暴地翻转过来。真的变成了伪的，而伪的变成了真的，千百年间积非成是，沉冤不明，人间之无真理，孰大于是！

三 “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与“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

《尚书谱》与《尚书考异》两部书，今皆以为梅鷟所撰。两部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即认为无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东晋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这一观点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甲乙皆伪”说。然而两部书的观点又有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尚书谱》认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乃是孔安国本人的伪作；而《尚书考异》似乎受了孔颖达的影响，认为《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的伪作。两种观点的差别是很大的。为什么两书观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然我们可以解释是作者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但作者思想有如此大的跳跃，亦颇令人产生疑问。而另一种可能则如笔者前面推测，《尚书考异》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补苴续成者。

梅鷟《尚书谱序》谓：

（汉）高祖……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间，圣孙名安国者，专治古文，造为伪书，自谓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显行于世，革成周之籀篆，友苍颉之科斗，诬厥先祖父以不“从周”之罪，此岂近于人情？且辞陋而诸所引悉不在，故伪败而书废。……底东晋时延四五百年间，称高士曰皇甫谧者，见安国《书》摧弃，人不省惜，造记《书》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称安国《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颐，遂献上而施行焉。搜奇摘异著于篇，诸引无遗，人遂信为真安国《书》。

又《尚书谱》卷二《孔安国专治古文谱》谓：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在梅鷟看来，所谓《古文尚书》，一开始就是一个乌龙事件。孔安国虽然号称圣人裔孙，但却是个头号的造伪者，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骗局，首先他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远古时代苍颉所造之科斗文字（梅鷟关于“科斗书”的理解，我们留待后面专门讨论），然后用此文体重新书写伏生《尚书》二十九篇，又另外赶造出十余篇杂列各篇之中，而成所谓《古文尚书》。书成后，又称以“今文读之”云云。梅鷟替孔安国“设计”了这样一个造伪计划之后，然后评论说：“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在梅鷟看来，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诸大儒皆被此老所蒙骗。考证之学若流于无根据的猜度，则一切结论都有可能达成。反观梅鷟此论，武断臆测，不啻天方夜谈。

而《尚书考异》作者则以为《古文尚书》十六篇以及东汉杜林于西州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乃是张霸所伪造。两汉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载，第一，有所谓孔子屋壁发见之“《古文尚书》十六篇”，由孔安国传于都尉朝、都尉朝传于庸生等，后又由孔安国家献于朝廷，藏于中秘。第二，杜林得之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尚书》”，贾逵、马融、郑玄等曾为之作训注。我们不知此两种《古文尚书》是一是二。但东汉贾逵既是孔安国《古文尚书》十六篇传承谱系的一个环链，又曾为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作训，此两书当有共同的源头。可能正因为如此，《尚书考异》作者将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与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合并而论，认为两者同出一源，即都是张霸的伪作。《尚书考异》批评《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把东晋梅赜所上者误为孔子屋壁《古文尚书》，而以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为汉张霸所伪作者。他说：

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宽、尹敏、盖豫、周防、孔僖、杜林、贾逵、马融、郑玄所传《古文》，同一张霸所作者，遂误以都尉朝、庸生所传者为东晋梅赜所上，而以杜、贾、马、郑所传者，然后为张霸伪《书》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者为即梅赜所上，而不知孔僖绍孔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实即十六篇张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则《隋·志》之失昭昭矣。

《尚书考异》作者称“孔子屋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即西汉“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而东晋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即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所造之伪书。

自安国古文未出之先，（伏生所传）《尚书》正经单行于世，如日月之丽于天，无一蔽亏。及安国古文既出之后，……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异之说，及经书所引皆不在其内，以故当时老师宿儒尊信正经，不肯置对苟从，据理辨难，不肯奏立学官。虽以刘歆移书之勤，犹哗攻不已。其间或灭或兴，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书遂不显行于世。然其递递相承，盖可考也，此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至东晋时善为模仿窥窃之士，见其以讹见疑于世，遂搜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必求无一字之不本于古语，无一言之不当于人心，无一篇之不可垂训诫。凡为书者二十五篇。……此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16]

在我们看来，《尚书考异》作者关于“孔壁《古文尚书》”为张霸所伪作的说法，殊无根据。他的这一看法乃受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之影响。

但《尚书考异》作者强调晋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尤为伪作，前者是“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而后者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东晋人的作伪手段比之西汉人张霸要高明许多，以致很难为学者识破，虽英伟间生之才“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为此，《尚书考异》作者特申明其从事《古文尚书》辨伪的理由说：

愚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贵乎儒者之释经，在能除圣经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杂嘉谷，鱼目不得以混明珠，华丹不得以乱窈窕焉耳。今反崇信伪书，以囚奴正经。予畏圣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异》，使学者涣然知蔽塞之由，然后知余之恢复圣经，盖有不得已焉，而非苟为好辨者也！[17]

《尚书考异》作者抨击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秕稗杂嘉谷”、“鱼目混明珠”、“华丹乱窈窕”，而以考辨伪书、“恢复圣经”之卫道者自居。

四 辨“孔安国《尚书序》”之伪

孔安国《尚书序》，自清以来，学者称之为“伪孔序”。在南宋之时，朱熹已经怀疑此序是晋人的伪作。但朱熹本人以及后世学者并未作认真的分析与批评，有之，则自梅鷟始。梅鷟分析、批评此序，首先是指出其“妄诞”不经，不合逻辑。如此序开头便说：

古者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犠、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之遗书也。

依此《序》而言，中国早在远古的伏犠氏时期就已经有了书契文籍。这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逵云：“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常之典。”马融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此外《周礼》中又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之语，郑玄为之注曰：“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也。”如此一来，“三坟”便是“三皇”之书，“五典”便是“五帝”之书。而《尚书序》所做的进一步推断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由于“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所以“历代宝之，以为大训”。此《序》又以孔子后裔的口吻说：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尚书序》作者叙述至此，便矛盾百出了。既称“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历代宝之，以为大训”，那孔子又凭什么“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呢？梅鷟于此批评说：

既曰“言大道”、“言常道”、“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矣，又曰“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则于“言大道”者尽见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历代所宝，以为大训”者，亦为宝非其宝，而不足以为训；所可宝训，独二典耳。岂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

事实上，前代儒者已经注意到孔《序》自相矛盾，如二程说经就曾极力弥缝其失。二程说：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18]

梅鷟对此回应说：“审如程子之言，则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粺并蓄，此又不通之论也。”梅鷟以为，从孔子的一贯精神看，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主张学贵“多识”，必不会将体现“大道”、“常道”的上古珍贵文献轻率删芟。他说：

殊不知吾夫子之赞《易》也，虽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刋？诵《诗》也，虽鸟兽草木之名，亦贵“多识”，况九州之志，岂忍尽除？谁谓圣人之闻孙也，而有如此立论哉！

《左传·襄公九年》记鲁宣公夫人穆姜生前之言：“《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穆姜在孔子之前，而传说为孔子所作“十翼”之一的《文言传》有几乎一致的言论。梅鷟谓孔子作《文言传》，有取穆姜之言。他以此反证如“八索”果为“八卦”之说的来源，孔子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同理，孔子强调诵《诗》可以识鸟兽草木之名，“九丘”既然聚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的资料，孔子又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梅鷟因而质问做为孔子之“闻孙”的孔安国，怎么会有如此不合逻辑、不合事理的拙劣立论呢？孔《序》又谓：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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