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印度婆罗门教与种姓制度）

中央集权是政府为实践国家职能与公共权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集权”与“国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实现国家公共权力所需的强制性包含了“集权”的需要。实现中央集权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国家力量必须在领土范围内得到贯彻;其次，君主独揽大权是中央集权制度构成的主要条件;再次，需要一个贯穿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体系，以实现政府权力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统一;最后，需要保障前三者实现的军事力量和共同文化。

印度历史上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政权，但这些政权的统治并不稳固，持续时间也不长。建立于公元前322年的印度历史上最大的本土政权孔雀王朝仅统治了130多年，且统一的范围十分有限，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统治也没有得到彻底巩固。笈多王朝因力量不足，采取藩国制度，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是比哈尔、今北方邦、中央邦部分和北孟加拉，其统治的疆域内不仅行政上不统一，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也从未统一起来。

戒日帝国昙花一现，647年戒日王去世后，帝国开始瓦解，相对统一的印度又陷入分裂局面。德里苏丹统治的320年间(1206—1526)政局混乱，王位继承者更替频繁，苏丹的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得到承认的只有下联合省、比哈尔、瓜利奥尔、信德和中印度某些地区、拉杰普培纳等地。世纪30年代德里苏丹国日趋解体，后被莫卧尔帝国取代。莫卧尔帝国统治区域限于北印度地区，阿克巴大帝进行领土扩张后，很多新征服地区保留了原王公的领地，属于附属国，加上原独立的拉普奇特国家依然较多，这一时期的中央政权未得到有效实践。古代印度历史上没有形成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印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中婆罗门教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定居后，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吠陀教。吠陀教崇拜多神，实行繁琐的祭祀。公元前10世纪中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加剧，从事祭祀的僧侣和部落首领逐渐从大众中分离出来，成为专司宗教的婆罗门瓦尔纳和维持社会秩序、对外征战的刹帝利瓦尔纳;一般的大众平民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吠舍瓦尔纳;被征服的土著奴隶、战俘奴隶及债务奴隶成为首陀罗瓦尔纳。中国古代汉译佛经或旅印高僧的著作中将“瓦尔纳”译为“种姓”，因而瓦尔纳制度在中国也称为种姓制度。公元前8—9世纪，古代印度最初的国家形成了，为了适应国家形成的变化，吠陀教开始向阶级社会所需要的宗教类型转变，原来平等的吠陀化身为等级神，以《梨俱吠陀》为中心内容的吠陀教进行了重大革新，在瓦尔纳等级基础上形成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否认王权的至高性。婆罗门教“正法”规定了瓦尔纳社会的总体秩序(包括各瓦尔纳应恪守的伦理及相互交往的原则)，这种秩序是“报业轮回”的依据，人只有按照“正法”的要求生活，才能获得来世的回报。婆罗门以宗教法律的形式将四大瓦尔纳固定于特定的种姓职业中，按职业地位高低依次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时代后期(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除上述四个瓦尔纳之外的贱民。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一些低等种姓中又分化出许多亚种姓集团———“伽提”。

伽提的产生是瓦尔纳制度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它把四大瓦尔纳主要是低等级瓦尔纳(如吠舍和首陀罗)再分为数百种分支，从仪式祭司、商人、农民到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者，达成所谓的职业秩序神圣化。个人和他的家庭极力同本行业的其他成员保持密切联系，以抱团形式来壮大自身力量。处于较高等级的瓦尔纳或从事洁净职业的伽提极力追求保持纯洁性，也实行集团内婚制，保证职业世袭。首陀罗中那些被认为从事较洁净职业的集团，甚至是贱民中有些职业集团自认为比别的贱民职业集团地位稍高，实行封闭的职业世袭和内婚制

婆罗门教把各种姓的职业以宗教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阻碍了社会流动性。婆罗门教经典《毗湿奴法典》有载:“任何种姓成员，按自己种姓的生活方式谋生称为‘白色的’，按次于自己种姓等级的生活方式谋生称为‘有斑点的’，按次于自己种姓两个或更多等级的生活方式谋生的称为‘黑色的’。”在同一职业中也有等级差别，“一个属于婆罗门的将军与一个马拉塔种姓出身的将军，虽在军队的军衔一样，但在私生活中他们却从属于不同的身份集团，彼此之间不可能按平等条件发生任何社交关系”。低级种姓向上流动，即印度社会学家斯里瓦尼斯提出的“梵化”，大多出现在近代以后。古代印度历史上，国王、政府官吏、大小封建主、村落社会头人以及有势力者，一般都出身于高种姓，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是贱民。时至今日，印度大学仍会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王权是政治文化中最富绝对性、至高性的因素，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王权的合法性(即人民服从国王支配的正当理由)决定了王权的至高性。吠陀时代，王权合法性来源于君权民需，并由神赐予。史诗《摩诃婆罗多》有载:为避免社会陷入混乱局面，人们祈求梵天派摩奴为王以维护秩序，自愿向他“缴纳五十分之一的牲畜和金子，十分之一的粮食增强国库，让勇敢的武士跟随左右，以便履行梵天的正法”［12］。婆罗门教确立统治地位后，王室权力需要婆罗门赋予，世俗领袖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需要婆罗门通过宗教仪式使之合法化、神圣化。在日常生活中，婆罗门的存在必不可少，婆罗门教经典《爱达罗氏梵书》有载:“神不吃没有祭司(婆罗门)的国王所献的食物。”王权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都受到婆罗门的限制。

婆罗门教体系下，国王成为婆罗门教规定的世俗化职务的一种———刹帝利，王权源于守卫婆罗门“正法”的需要，不具备婆罗门的神圣性，也无法获得世人的崇拜。王权还因与世俗利益挂钩而常受到婆罗门的贬低，即便在世俗权力范围内扩张，也会招致婆罗门阶层的不满，指控其疏远了圣神的精神修养。为了限制王权，婆罗门积极诱导国王追求真理、皈依空门，极力降低他们对世俗权力的迷恋。婆罗门教经典为此塑造了大批苦修解脱而漠视王权的君主典型，对来世轮回的向往也吸引着国王进行苦修。婆罗门教限制王权，弱化了国王在中央集权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军队作为暴力机关是国家区别于部落的标志，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行使权力进行统治的保障。婆罗门教规定军事权利由刹帝利独享，武士成为少数贵族精英的专业，大大减少了兵源。在冷兵器时代，军队人数对战争的输赢起决定作用，限制兵源不利于作战，也不利于军事实力的累积与发展。由于婆罗门教仪式厌恶尸体和血液，“很难想象，受伤军人能从高贵战友手中获得很多救助”。在采用新兴军事技术方面，古代印度在基督时代之后才放弃战车，大象继续被用于战争，印度军队从未开发出有效的射箭骑兵，以致惨败给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和12世纪的穆斯林。

早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梵文就已形成，用婆罗米字体书写。婆罗门作为宗教仪式的掌控者，垄断文字学习，用默记传承知识，直到公元前1000年末，他们仍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书面文字。11世纪造纸术来到时，婆罗门仍迟迟不用。虽然印度人讨厌用羊皮纸和宗教有关，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但不能排除婆罗门为了保住自己的阶级优势而牺牲大众的求知欲。婆罗门抵制书面文化阻碍了官僚人才的培养。“统治者自己是文盲，依靠同样无知的家族官员来维持治理。”梵语及其文字形成后，本有望发展为统一的文字，但婆罗门教切断了这种可能性。公元前10世纪前后，印度语言向地区化发展，许多地区性王国的统治者以该地区的语言作为宫廷语言，加剧了印度的区域分化。印度本身宗教种类繁多，多元化色彩非常明显，频繁的外族入侵使其文化带有复杂性。缺少文字知识的教育与传播阻碍了共同文化的形成，加剧了古代印度社会的分裂。

通过以上分析，婆罗门教形成的特殊社会体系抵制国家力量渗透，限制王权，阻碍社会流动性，阻碍了军事力量发展和共同文化的形成，对古代印度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构建产生阻碍作用。由于婆罗门教出现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古代印度国家构建的初始阶段，国家的脆弱性与可塑性放大了婆罗门教的消极影响。古代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分松散，外部势力容易趁虚而入。［3］英国仅以一个东印度公司就统治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继承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分裂。了解婆罗门教对古代印度中央集权国家构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印度政治的历史脉络。

参考文献:

• 《中国官制史》
• 《政治秩序的起源》
•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