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平教授讲三农（老樊讲农史5）

老 樊

讲农史

中华农业文明的原本性

认识与感悟之五

井田制度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大段文字记载了三代井田制度。其中有反映井田形态者：“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有记录井田贡赋者：“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有描述井田社会关系者：“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夏、商、周三代通过井田制度以正经界、行仁政、有恒产、明人伦，建立了相对均平、有序、和谐的农业社会经济关系。“小康”之世成为古代思想家追求的社会理想，也表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祈愿。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晚年常念叨的一句话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三代井田制出现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这是一种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科技水平的制度选择。它充分利用原始村社组织形式、发挥公社成员合力，通过共耕（耦耕）以共同对付文明初期比较严峻的生产、生活环境。公社成员间的原始平等关系，缓解了贫富分化进程、淡化了阶级界限，不使初生的文明毁于纷争与对立。

共耕公田弥补了个体劳动能力之不足，是畜力用于农业生产之前的有效劳动组织形式之一。受封赐者分级占有土地、人民，并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化解了劳动者与国家政权间直接的矛盾与冲突。

宗法制对身份、地位比较严格的规定，有利于社会的有序运行；甚至连劳动者占有的份地以及他们与领主间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功能。

中国历史可以公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若谓五千年文明则前长后短、四千年文明则前后差不多。夏商周三代几乎占了前半段的两千年，而其余众多的王朝则分享了后半段的两千年。尤其是周朝福运绵长，历时八百年之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井田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分封制、宗法制以及周礼等，可能在西周社会、经济、文化的规范管理与有序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属于可持续的制度与文化设计。

殷墟甲骨文所见“劦”（同“协”）字，乃三耒同耕之形，这可以作为殷商有协作劳动之实证；《诗经》中亦有“十千维耦【ǒu】”、“千耦其耘”的记载。此时，中国核心农区在黄河中下游间，地多沮洳【jù rù，润泽】。排水防涝、“降丘宅土”为国家大政，需动员全民力量共为之。

这种与井田制度相表里的沟洫制度，强化了国家与集体的公共经济职能。共同劳动、集体协作现象成为理解我国上古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历史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代时期，石、木、骨、蚌等材料制成的农具仍大量使用。虽有青铜，但主要用诸礼器、兵器，为农器者甚为稀见。耒耜【lěi sì】除松土、播种诸功用外，是井田封疆沟洫治理的重要工具。耒耜为尖锥或窄刃农具，入土虽易起土却难。“必二人并二耜而耕之，合力同奋，刺土得势，土乃迸发”。

井田时代的耦耕、共耕现象，显然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劳动能力不足有关。耦耕、共耕的劳动形式与八家共井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有机结合，既弥补了个人劳动能力之不足又体现了出入相友，邻里相扶持的互助精神。它是畜力用于农业生产之前最有效劳动组织形式之一，也是我国农业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获得较快发展的原因之一。

以后随着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农民个体生产能力增强，而农田沟洫制度又因环境变迁而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盛行于三代的耦耕、共耕现象也就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了。

三代井田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井田思想长期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界。亚圣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如果田界不正，田地面积就不均，作为俸禄的佃租收入就不公平。

自此以后，井田为后世儒者所欣赏、传颂，代有主张恢复井田者。历史上的限田、王田、均田及两宋以来各种土地方案的倡议者，无不自认曾受井田思想的影响。

我们认为，区别三代井田制度与后世井田思想，有助于正确地认识、理解、评价井田问题。井地方案是孟子“恒产论”的主要内容，当时暴君污吏慢（缦）其经界，地权运动、贫富分化进程明显加快。人们追思、钦慕井田制下一夫百亩的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出入相友、邻里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亲睦关系。

秦汉以来井田思想成为反对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重要理论之一，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毕竟时异境迁，凡致力于重建与恢复井田制度的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可以肯定其美好的主观愿望之外，在实践中只能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迂腐之举。

【作者简介】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组评审专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长期潜心于农史学术研究，率先倡行地区与断代农业史研究，并以西北地区农牧史与战国秦汉断代研究确立了自己的特色领域与学术地位。

【下期预告】

“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华民族农业历史的早期就形成了许多极其符合农业生产实际的客观认识与表达，在好多方面甚至为后世所不及。就人类对事物发展认识的基本规律而言，大致是初生必丑而后出转精。中国农业何以在其初始阶段就形成如上一些非常精到的认识？我们尽管可从多方面给解释与探讨，但老子关于婴儿的论述或可给我们另一种启发。”下期将继续刊发《老樊讲农史|中华农业文明的原本性认识与感悟之六：赤子含德》，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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