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的人生观（百年前那些先驱们）

今天介绍长沙小组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与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中央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工农监察部部长等职。1935年，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在突围中牺牲。

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佃农家里，由于家贫，很小就放牛、打柴。12岁上村塾，先后读了8年，1902年他在县试中得秀才。直至辛亥革命发生，他一直在乡村学校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给了何叔衡很大的震动。1913年4月，37岁的何叔衡怀着寻求新学问的目的来到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7月，从一师讲习科毕业。在长沙求学的一年半时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接触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刊，结识了青年毛泽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逐步确立了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思想。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何叔衡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新民学会成立时只有13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在会员中，何叔衡年龄最大，大家都对他非常尊重，被选为新民学会的执行委员长。

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在湖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盘踞在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与他的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一向为非作歹。1919年底，湖南省各界举行焚烧日货的正义行动，12月2日张敬尧指使其弟镇压群众，一时群情鼎沸。4日，长沙各学校联合召开师生代表会议，何叔衡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株洲、常德等地进行宣传，以取得全国全省舆论的支持。1920年3月1日，何叔衡所在代表团抵达衡阳后，立即发动衡阳的学生，然后带领学生奔走于衡阳、长沙、郴州等地，沿途宣传发动群众。最终，迫于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皇撤离长沙，26日，张敬尧的军队也全部撤离湖南。至此，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通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毛泽东对他的影响，经过驱张斗争的洗礼，何叔衡深刻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始走上了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0年6月17日，他从衡阳回到长沙后不久，就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展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协助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彭璜等联络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会上，何叔衡宣读了简章。研究会成立后不但在介绍俄国情况、推动湖南人民研究俄国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学习，为中共培养一批早期的党员。9月，何叔衡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任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该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何叔衡利用这个职务，为传播新文化、进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工作。11月，何叔衡与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6人秘密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何叔衡与毛泽东一道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叔衡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时年46岁。何叔衡与毛泽东参加一大会之后，从上海返回长沙，便着手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湖南的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急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觉悟的干部，于是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便利用船山学社的旧址，创办了湖南省自修大学。为了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自修大学又附设了补习学校，何叔衡任补习学校校长。自修大学组织学员讨论马克思主义，在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一时被称为“湖南革命的总汇处”。自修大学宣传革命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湖南反动当局的戒心。1923年11月，军阀赵恒惕下令封闭了自修大学。但培训干部的工作不能停止，党组织立即筹办了湘江学校，由何叔衡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将原来在自修大学学习的学生转入该校继续学习。湘江学校在何叔衡等人的努力下，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很多干部。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何叔衡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中共组织创办的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公司表面上承印账册商标，但暗中却担负着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的重要任务。1928年7月，受中共中央指派，何叔衡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何叔衡已经52岁，可他学习十分刻苦。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国，先后在上海任全国互济会和共产国际救济总会的负责人。1931年秋，何叔衡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到瑞金。在瑞金，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死，于是他不顾政治压力对“左”的肃反政策进行了抵制，招致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们对他的极度不满。有人说他是“政治上严重动摇”。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发表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声明要兴师动众，用全部力量跟他作斗争。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受到了左倾路线的排斥，与瞿秋白一同被留在根据地。

1935年2月，苏区中央分局着手精简并撤销一些机构，疏散非战斗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上山入林打游击。因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医院院长周月林曾长期生活在上海并从事地下工作，对上海社会情况比较熟悉，中央分局于是决定由她负责将患肺病多年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以及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带出苏区，由沿途地下党组织配合，经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2月11日，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一行5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出发上路。约一周后，抵达福建省会昌县境内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村。省委书记万永诚将他们一行安排在山上休息三天。2月20日，这一行人化装成香港客商和眷属、佣人，又登上了路程。为保障这一行人的安全，中共福建省委从地方红军中专门选调200多人，组成武装护送队，2月21日午夜时分部队进入上杭县境内，这时唯一的一座木桥已为敌人所控制，有一个排的兵力把守，他们只得利用夜色的掩护，在向导带领下，从下游敌人防守薄弱的一处偷渡过江。2月24日拂晓，经过一夜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中行军，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时，一个个都浑身湿透，大家坐下来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的衣服。水口镇一带驻扎着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队长范连升报告，附近发现小股红军。他立即前往侦查。护送队发现他们被敌军包围了，便一边抵挡，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激战了一个时辰后，邓子恢发现敌人越来越多，只得强令护送队员顶住敌人进攻，他本人则带着几个战士跑去掩护周月林、瞿秋白、何书恒、张亮等人突围。他们一行爬上一座山头，朝四下一瞧到处都是敌人，何叔衡明白自己年老体衰，难以突围，不愿连累同志，更不甘心做敌人的俘虏，便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随着一声枪响，何叔衡便从悬崖上滚到了山下，两个匪兵跑上前去，一看滚下来的人满头满脸都是血，还没有死，就想抓活的去领赏，当匪兵上去抓何叔衡时，何叔衡用尽最后的气力，突然跃起，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