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元时期最显著的阶段特征是（辽代学唐比宋的策略）

辽景宗去世后，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改元统和改国号大辽为大契丹。辽圣宗即位之初由于年龄较小，其政多出于其母萧太后。圣宗朝前期继续沿袭了景宗朝的政策，对外扩张，对内重用汉族士人。

此时室昉与韩德让均担任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担任北院枢密使，且室昉兼任北府宰相，可见当时的辽国军政大事多决于三人，而汉官员占据了两人。

宋太宗则趁辽国“母寡子弱”发动雍熙北伐，却被耶律休哥于岐沟关一战大败宋军，耶律休哥也因此被封为“宋国王”，其寓意显而易见，是对宋人的挑衅。

无独有偶，在金朝完颜宗磐也因灭北宋有功被封为宋国王。后辽又发动君子馆之战痛击北宋军队，至此北宋无力重新进行伐辽战争，但也损失较大，此后的十年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两国保持着默许下的和平。

统和十七年，辽圣宗趁宋真宗新立，“以伐宋诏谕诸道”。此后辽朝多次袭扰边境，并扶持西北党项李继迁部，统和二十年大败宋军俘虏宋将王继忠，统和二十二年与宋朝缔结澶渊之盟。从此宋辽百年间无战事，辽代“学唐比宋”也在这之后成为辽的方针政策。

辽圣宗朝“学唐比宋”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承接唐代统治理论。辽圣宗喜读《贞观事要》，对唐故事极为了解，尤其是读到唐太宗、唐明皇实录更是佩服不已，辽圣宗为自己取汉名耶律隆绪。

“隆”字即取自唐明皇李隆基的名讳。不仅如此圣宗还亲自用契丹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并要求番族大臣学习阅读。然宋太宗与辽战多败，圣宗本人亦经历过大败宋军之事，此话意有超宋太宗而比之于唐太宗之意。

太平十一年圣宗去世，辽人刻《圣宗皇帝哀册》“肇分覆载，建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也将圣宗与唐文皇李世民并称。

也正因如此，辽朝大臣也多借唐故事规劝圣宗，希望圣宗如唐太宗、玄宗一样开辟盛世统治。

党项李继迁叛宋依辽，辽圣宗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与当年唐僖宗赐予李思恭官职如出一辙，其意义也是希望李继迁能在西北牵制宋朝。

圣宗还组织翻译唐律，完善辽朝法律，此时的宋朝《宋刑统》已经问世，而辽尚未有完整的法典问世。

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及陈述《辽史补注》考证，此汉律当为唐律。此法律的翻译使得辽朝法律有法可依，唐律汉法的施行使得辽境内民族压迫情况得到缓解，也有利于辽朝统治者稳固统治对抗宋朝。

科举文教上，辽圣宗对待科举文教极其重视，圣宗本人也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喜好唐诗，其传世之作《传国蛮》以诗的形式描述传国玉玺对宋辽正统之争中的重要寓意。

澶渊之盟缔结之后，双方使节交往频繁，其使节的文化水准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辽圣宗对辽宋使节的文化水平都极为在意，一方面这些人可以为出使宋朝做准备，另一方面接待宋朝使节也需要这些人通过文斗来展现辽的大国气象。

对出使人才的选用在萧和尚身上显得淋漓尽致，萧和尚出使宋朝之前担任内史，都林牙，“大林牙院。

正是萧和尚聪敏知文史对礼仪熟悉，化解了朱朝意欲轻视辽朝的举动，使得辽朝使节得到了该有的重视，解决了这次棘手的宋辽交聘事故。

此后辽朝沿袭唐代科举制度采用一年一试的方式。辽朝科举制度的顺利施行离不开圣宗为科举立法的支持，太平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贡举法的颁布一方面使得辽朝科举制度化，整个科举过程都有了明文规定，有利于科举的公平。

另一方面科举入法，使得科举成为辽朝的定制，之后的辽朝一直施行科举制。

李桂芝先生曾统计辽朝举办的科举至少有60次取士至少2321人，其中圣宗朝有32次取士567人，其科举之盛取士之多可见一斑。

除了正规的科举考试外，圣宗还下令州县举荐人才及对被俘宋人进行招揽。除了科举制度上学习唐代科举，辽在教肓理念上辽也承继唐朝，盖因隋唐统治阶层的胡人血统，其教育理念有着“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特点，更容易被辽朝统治者所接受。

同时又与宋的“崇文抑武”大相径庭，辽作为游牧民族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其尚武骑射的教育理念。

由于辽朝施行四时捺钵制度，其君主多会骑射，一方面，辽的“学唐比宋”策略使许多契丹人对经史诗赋造诣极深，堪称饱学之士；但另一方面却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上仿唐制设立殿试，并注重诗赋的考察“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御试进士自此始”。

而此时的宋朝正进行着庆历兴学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唐以来的注重文章之学选拔官吏的方式，宋代科举分进士科、明经科，前者考察诗陚水平，后者重帖经、墨义等知识积累。

宋朝科举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从重诗赋水平轻文章策论变为重视策论要求学子要有务实精神己达到治乱兴衰。

辽仍旧坚持唐代科举重诗赋的特点，大概是因为辽需要这种饱学之士以彰显辽的文学造诣使其在文化层面不落后于宋朝。

辽兴宗曾“召宋使钓鱼，赋诗”就是出于此目的，且兴宗曾“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此举一方面彰显辽正统之依据，另一方面进士所做《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必将流传，民间传读效仿也能起到宣传教化之意，若有佳作流入宋境也能起到打击宋人的作用。

金灭辽、北宋后曾下令“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

可见辽宋科举制有着极大不同，辽朝科举重诗赋，北宋科举重经义策论。正是辽朝科举极重诗赋加之皇帝群体对唐诗的青睐，辽朝契汉大臣多会作诗且有文采，“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

辽人对唐诗的喜爱与模仿十分普遍，尤其是对白居易的诗颇为重视。辽人也曾以当代乐天来夸谕时人。

宋虽然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但在宋朝士人心中依旧以蛮夷视辽，既然无法通过武力达到这一目的，宋人就兴起对“春秋学”研习，强调华夷之辩，尊王攘夷。而华夷之辩的核心就在于礼。

辽朝的礼法最初继承唐礼，但并没有明确的礼制度，只是沿袭唐代行事，如上尊号，追封祖先等，其所用宫廷仪仗也是源于唐代。

重熙十三年，萧韩家奴上书为辽代先主建立先庙。萧韩家奴提到先庙制度由唐高祖创立并以前四世为尊，宋朝建立不久就追封前四祖，宋真宗时期又大规模加谥。

此时的辽朝尚未追封，加封先祖之事其实是为了彰显其正统所在。辽兴宗采纳了萧韩家奴的建议，以唐礼下诏追册先祖。

辽兴宗十分注重礼法制度，将编纂礼书，以示后世的重任交予萧韩家奴，萧韩家奴很快就完成了礼书的编纂，可见礼仪制度在辽已经有礼可依。

辽朝的礼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宋朝的礼法，司马光曾因辽宋国书中的尊号问题上奏。

辽朝礼乐承自唐代礼乐《辽史乐志》有明确记载“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在宋使面前奏唐代遗乐，也是表明辽承唐为中国正统之所在。道宗时“学唐比宋”使得辽朝整体文化水平达到顶峰，辽道宗并不认为自己和中华有什么异同。

通过《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诗名及和诗可知，此时的辽道宗已经认为自己与中原无异且北极之下为中国即表述辽为中国之意。

此外，道宗妻宣懿皇后还有诗云，借用诗赋展现了辽气吞山河的盛世。辽朝通过“学唐比宋”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过了宋朝。

作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天文历法起到指导农时、解释天象、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重要作用，而且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官方传授，民间不得私传研习，“历书法禁不可得”。

辽太祖通过册立太子、修建都城尊孔等政策完成了辽初期的汉制改革，辽太宗占据幽云十六州南下入汴为辽朝“学唐比宋”提供了人才、文化基础。

世宗穆宗在南下受阻后转而注重辽内部的汉制学习，至景宗朝辽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圣宗与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辽朝对宋策略转变为“学唐比宋”，并以此巩固了自身统治，加速了契丹族的汉化封建化进程，对当时契汉民族融合、辽宋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后道宗、兴宗两朝继续延续圣宗朝政策，终使辽形成了与宋合为一家的意识形态。既契丹族源于炎黄之后，经过学唐与汉化与中原汉族无异，辽宋同为中国，形成了“北南一家”、“汉契一体”的历史现实。

辽朝“学唐比宋”策略客观上加大了辽对唐文化的汲取以及与宋文化的交流，中原与东北边疆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从逐渐接近到深度结合，融合已成为不可逆的历史趋势。

华夏认同意识在当时占据了主流地位，辽接受文化中国、礼之中国的理念，辽统治下的各民族与汉族融合加深，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辽朝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范围，使东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也为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成熟奠定了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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