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园成语里藏着中华科技（文史园成语里藏着中华科技）

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而来，通过一个个成语，我们可以还原出一段段精彩和生动的历史。

沧海桑田

古代对海陆变迁的认识

“沧海桑田”，指大海变成农田，或农田变成大海，源自东晋葛洪《神仙传》：“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麻姑、王方平都是神话人物，有异于常人的高龄。葛洪在此是借两人对话，来说明沧桑变迁的地质现象。

“沧海桑田”的故事并非臆想虚构，而是有依据的。故事说王方平是东海人，东海所指今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含东海县），位于黄海沿岸。这里为上升海岸区，又由于黄河历史上曾多次在此入海，故称黄水洋，暗沙浅滩，分布很广，海岸不断向海洋推进，沧海桑田的变化十分明显。

唐代时，学者们对沧海桑田已形成普遍认识。当时江西抚州南城县山上发现有螺蚌壳化石，因而更使人们相信《神仙传》所记的“东海三为桑田”之说。唐大历六年（771年），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将其亲眼所见，撰写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文中引述了《神仙传》一段话后，接着说：“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刻金石而志之。”

但当时对其成因并未进行探讨，这种科学探讨是从北宋开始的。1074年，沈括作为朝廷命官，视察北部边防，路过太行山麓，发现螺蚌化石，沈括后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分析道：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沈括首先根据高山岩石中存有螺蚌壳以及海滨所有的卵石，来说明高山原为古代的海滨，并提出华北平原皆为泥沙沉积而成。继之，沈括考察华北平原的几条大河泥沙量极高、黄土高原泥土流失十分严重等情况，进一步论证华北平原是淤积平原。

沈括正是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来说明地形高、下可以互变，沧海、桑田可以互变的道理。尽管沈括没有谈到地质内应力的作用，只谈到地质外应力，但其认识在当时已是十分先进了。

斗转星移

古代对星空的认识

远在五六千年以前，古人通过长期的星空观测，对密布的繁星逐渐熟悉。为了观测和记忆的方便，古人把星星划分成群，各群的星数多寡不等，多的几十颗，少的只有一颗。把一群之内的星用假想的线连起来，可以组成某种图形。古人发现许多图形和平时所接触的一些事物很相似，于是便给予图形相应的一些名称。例如“北斗七星”，连线图形像一只长把的勺子，和古人用的舀酒器——“斗”很相似，所以取名“北斗”。诸如此类的名称，表示组成一群的星星，这样的群，古代称为星官。

早期命名的星官，多和当时人们较常接触的事物有关。例如可以分为生产、生活用具类（斗、箕、毕、杵、臼、车、船等），动物类（鱼、龟、鳖、狗、狼等），人物类（老人、女人、织女等）。后来，统治阶级把人间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也搬到天上，就有了官职类（帝、太子、相、侯等）、军事类（大将军、骑官、斧钺、羽林军等）。

对星官数目的记载，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据初步统计，在先秦史料中记载的星官数约为38个。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中所记星官数为91个，包括恒星500余颗。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天文志》则说：“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

自战国秦汉以来，甘德、石申、巫咸等星占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星官系统。到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星官，并同存异，编制出一个283星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以此为根据绘成了星图（可惜陈卓的星表和星图均已散失）。此后，经《晋书·天文志》和隋唐《步天歌》的总结和发扬，形成了中国观察星辰的基础，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中国古代就是根据每宿星象的出没和中天的时刻判断季节的。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二十八宿的作用也随之扩大。在现代天文学形成之前，它不仅在编制历法、划分二十四节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归算日、月、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乃至满天星斗位置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项重大创造。

权衡轻重

度量衡标准的演变

度量衡史专家认为，商代时青铜冶铸技术逐步成熟，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在冶铸过程中可能已使用权和衡对不同金属配比的重量称重。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衡重计量已明确有系统的单位和测量用具。先秦典籍《礼记·月令》记载：“同度量，平权衡”，即要求长度和容积的标准要统一，权和衡的制作要准确。

战国时期，楚国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黄金货币——郢爰。为了在交易中快速、准确地称出金币的重量，确定其价值多少，楚人使用了制作精细的权衡器。权衡器包括一件木衡杆和9枚环形权，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都类似今天的等臂天平。9枚铜权的重量数值以倍数递增，其间关系：1铢、2铢、3铢、6铢、12铢（半两）、1两、2两、4两、8两（半斤）。据专家研究，楚人的1铢约合今0.69克；1斤等于16两，约合250克，恰好是我们今天的半市斤。铜权的重量固定，同天平上的砝码性质一样，所称金币的重量可直接通过已知铜权（一枚或数枚）的重量来计算。

权衡经历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东汉时期开始使用提纽式不等臂衡器，也就是杆秤。宋代时，杆秤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权演变为“秤砣”，作为称量的“权衡”被简称为“杆秤”或“秤”，此后这一叫法沿用至今。

春秋战国时期，因“权衡”有准确称重的功能，学者常引申其义而用作衡量、比较的意义。如《荀子·大略》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文中“权衡”“绳墨”作为借喻，将具体器物的用途转为另一层意思。后世学者也多用引申义。如北齐刘昼在《刘子·从化》中说：“故权衡虽正，不能无毫厘之差；钧石虽平，不能无抄撮之较。”意思是说，称物体时，即使把衡杆摆得平平的，也难以保证就没有毫厘的短缺。说明权衡之器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权衡时宜，还得谨慎从事。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