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鼠疫与鼠疫斗士伍连德，东北鼠疫与鼠疫斗士伍连德

庚子年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中国人民都居家隔离以防止疫情的扩散。在网络上搜索瘟疫、病毒时，发现在100年前，东北也同样是在春节之际经历了一场同样经过飞沫传染的瘟疫大流行，正处在新冠肺炎爆发期中，对于当时的情况更能感同身受。

错，虽然同是身处疫情中，应该是体会不到当时的！除了肆虐的病毒，国家实力、社会环境、医疗水平都远远无法与今日相比：清政府走到了最后一个年头，俄国、日本等对中国虎视眈眈，基础抗生素还没有发明，防疫还无法通过各种健康码来辅助，危重症更没有ECMO等设备来抢救。相信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对于“灾难”“恐惧”“恐慌”这些词语会比今日有更深的心灵体会。而可以用“中国医学界划时代”来形容的一个人物，也随着那场疫情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辉煌30年。

摘录整理一些文字，对当时那场瘟疫做一个记述：

1910年10月，瘟疫由俄国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境内的满洲里。

瘟疫通过东清铁路，迅速在东三省传播。

东清铁路

东清铁路，1903年通车运营，民国后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干线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1480多公里；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称南满铁路，全长940多公里。中东铁路建成后，大量资本注入，商贸发展迅速，30多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和银行，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中介开埠，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由此发展起来。

1910年10月27日，瘟疫传至哈尔滨；10月30日传至长春；11月2日传至沈阳。哈尔滨的疫情最为严重。

疫情从满洲里传入，起初是俄国境内出现瘟疫，俄国人迅速将有可能被感染的中国工人驱逐回到满洲里，由于当时的客店都是很多人住在一个房间，且卫生条件差，瘟疫开始从满洲里传播开来。

满洲里距离哈尔滨880公里，当时的中东铁路已经可以把乘客送往哈尔滨、绥芬河、长春、吉林、沈阳。

哈尔滨是满语晒渔网的地方，当时居住了数万俄国人，还有很多日本人和西方人，大都居住在南岗。

平民尤其是穷苦百姓居住的地方叫傅家甸，就是现在的道外，当时有两万四千人，

当瘟疫在东北开始流行，几乎没有防疫措施，俄国和日本以疫情为借口对清政府施压，以防疫为理由，希望清政府给予防疫大权，以派兵进驻东北。

时任清政府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推荐了只有31岁的伍连德博士以调查员的身份，带着助手林家瑞进入东三省。之后在施肇基的进一步推荐下，提升为自东三省到山东整个地区的防疫总司令。

伍连德

1879年，伍连德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7岁考获海峡殖民地女皇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医，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生。在五年三个月的学医生涯中，赢得学校几乎所有奖项，之后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实习三年，跟随多位教授学习疟疾和细菌学。

1903年，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考试时，只有24岁。

1905年，回到槟榔屿开诊所行医的伍连德认识了到此游览的施肇基。施肇基大伍连德2岁，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过哈尔滨道台，后来在清政府外务部工作，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

1907年，袁世凯准备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施肇基大力推荐伍连德。

1908年，伍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

1910年，哈尔滨鼠疫爆发，施肇基当时在外务部担任要职，向朝廷推荐伍连德。

1910年12月24日，时年31岁的伍连德带着学生兼助手林家瑞抵达哈尔滨，同时还携带了相应的医学器具，如英制显微镜、酒精、试管、医学解剖器具等。哈尔滨的疫情已极为糟糕，伍连德在他的自传《鼠疫斗士》里说：在那里我发现情况令人很不满意，地方官员肯定是个鸦片烟鬼，并且自称是一名业余医生，根本不相信细菌和西方药品，并且没有医院、实验室，防疫消毒站，只用一个浴室改造的隔离室，用来安置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咳嗽、吐血、头疼等等症状的病人被不加区分的集中在一起隔离。

伍连德除了到各国领事馆走访，也到俄国人的防疫医院查房，看到医院的医务人员都不戴口罩，也不听他的劝说，不就之后，都感染病毒相继而死。伍连德意识到只有严格的将病人从健康人中隔离，阻断继续传染其他人。医护人员把嘴用纱布和面容遮挡，作为保护措施。

之后,伍连德医生立刻向施肇基报告。在这份用英文书写的电报里,伍连德医生介绍了他的六大困难:(1)医无素养之困难;(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5)断绝交通之困难;(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

1910年12月27日，得知一名开旅店的日本女人因病刚刚死亡，死前咳嗽和吐黑血，伍连德带着助手很快赶到旅店，秘密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们抽了心脏部位的血，在肺和脾脏都取了样本，之后迅速缝合尸体，装到简易棺木中。当时清政府根本没有尸体解剖的相关法律支持，民间风俗是死者为大，伍连德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之后通过高倍显微镜，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确定了这次的瘟疫就是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

伍连德还通过考察得知，在满洲里有大量捕捉旱獭的情况。旱獭就是土拨鼠，由于俄国人和东、西欧各国人都对貂皮情有独钟，而旱獭皮经过染色等工序处理，可以冒充貂皮出售牟利。这就造成满洲里当地很多人都从事捕捉旱獭和皮毛加工的工作。据统计，到1910，成交250万张假冒紫貂皮。伍连德通过解剖旱獭活体，进行化验，在旱獭体内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于是急忙呼吁停止当时政府倡导的大规模灭鼠行动。

伍连德还提出，此次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传播，而是可以通过呼吸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医生给施肇基发了一封长篇电报,向朝廷做岀了九点汇报及相关建议:鼠疫已经在傅家甸流行;鼠疫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对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集中控制人群中的相互传播;与俄国政府合作,对俄方管辖的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加以严格控制;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增加巡逻予以监控;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铁路,一旦岀现鼠疫,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和日本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奉天的南满铁路。朝廷很快批准了伍连德医生的所有建议,并派人增援。

1911年1月2日，首批增援人员赶到哈尔滨，却只有一人，就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麦斯尼。麦斯尼到达之后，经过考察，认为应该大力灭鼠。他对伍连德说，这场瘟疫是由老鼠引起的，我是鼠疫专家，你必须听我的。伍连德根据自己的试验，向麦斯尼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当时哈尔滨非常寒冷，不可能有老鼠大量出来活动，瘟疫肯定有其他的传播渠道，同时提出必须采用隔离措施，来控制住疫情的发展。但并没有说服麦斯尼。

而麦斯尼之后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治了四名病人。几天后，麦斯尼开始头疼、发烧的症状，并于三天后死于鼠疫。

同时，在施肇基的积极建议下，朝廷终于委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1911年1月11日，应伍连德要求，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向朝廷发了一份急电，内容是强烈请求隔绝东三省的交通，并在铁路和交通主要沿线建立防疫所、隔离所。朝廷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要求，东清铁路全部停运，同时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东三省共设置了防疫机构1746处，并且这些机构延伸到了广大乡镇。

1928年，抗生素青霉素（盘尼西林）才被发明，真正得到大规模生产和运用还要等到1945年左右。

鼠疫病毒对肺部的损害太快了，在当时几乎没有有效的药品。所以只有加强对传播渠道的控制来防治疫情的扩散，同时做好自我的防护。

伍连德强调每一个老百姓都必须带口罩，并亲自发明了一种防护口罩,令每一个参与防疫救护者必须带。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呼吸囊”的口罩被后人称之为“伍式口罩”。在东北的铁岭,政府下令每个人都得带,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法论处。这一措施不仅在哈尔滨得到了执行,全国也一律强势推行此种防控办法。如果说,在中世纪黑死病盛行的欧洲,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直至灭绝,那么“伍式口罩”也同样有效地降低了鼠疫感染的途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时至在今日,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带口罩防止病菌侵入,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最佳防护方法。

在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动员了军队、警察、中医等等所有资源阻止疫情的扩大。

他们把学校、剧院、浴室变成消毒站，把寺庙和废弃房屋改建成隔离病房和医院。

因为时值临近春节，大量回家过年的人会增大鼠疫的传播速度，同时还有大批闯关东的山东人要回到山东老家过节，加之有些在瘟疫严重地区被隔离的人，因为恐慌，企图出逃。伍连德强调交通检疫控制，严格执行铁路检疫，检查道路和通过冰冻河流出入的人口，建立一系列防疫规则，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使瘟疫不能通过铁路公路运输扩散。甚至政府出动军队来控制人员流动和隔离。对于在铁路上出现发热等鼠疫症状的人员，都送到医院治疗，与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人，也都隔离起来。

做为疫情严重地区的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配备消毒站、消毒车、医务人员、警察。每天各区派出46组搜查队，到各村各家巡视。发现病人或疑似病人，就送到医院或者隔离所，并把住所进行消毒处理，不具备消毒条件的，就直接烧毁。

封锁傅家甸的是外围驻扎的1100名士兵，区内的居民和医护人员都不能与外人接触，有600名警察在区内维护秩序。

1911年1月，鼠疫的形势最为严峻，最多一天有183人死亡，出现了很多全家几口全部死亡的事件。由于东北天寒地冻，土地挖掘非常困难，导致一月底，已经堆积近4000副棺材无法下葬。伍连德又大胆的向北京朝廷请求将尸体焚毁，经过两天的等待，政府同意了伍连德博士的这一请求。1月31日，两千副棺材按每一百副一列堆积起来，开始焚毁。到2月3日，没有一副棺材残留。

1911年1月31日，这一天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集体火葬。也正赶上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据统计，到这一天为止，两万四千人的傅家甸，已经因为瘟疫死亡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伍连德印制传单，鼓励市民和商家多放鞭炮，迎接好运的到来。所以这个新年放的鞭炮比以往都多。这是伍连德把中国的民俗与西方医学知识结合起来的例子，因为爆竹中火药是硫磺，满城由于放鞭炮，都弥漫着硫磺的味道，硫磺起着消灭鼠疫杆菌的作用。

1911年3月1日，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在哈尔滨傅家甸，报告了最后一起鼠疫病例。

其他城市，如长春，沈阳等，也都采取与哈尔滨一样的防疫措施。

1911年4月底，整个华北和东三省的鼠疫已经被彻底消灭。这场疫情夺走六万中国人的生命，花费白银一千万两，经济损失达一亿两。

1911年4月，伍连德主持在奉天（沈阳）举行的世界鼠疫研究大会，任会议主席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被称为“鼠疫斗士”。当时全世界的鼠疫专家，包括发现鼠疫杆菌而以东方巴斯德自诩的北里柴三郎，都由衷地把这个桂冠戴到伍连德头上。近一百年了，再没有第二个人敢用这个称号。1959年，伍连德自豪而坦然地用“鼠疫斗士”作为自传的书名。纵观一千五百年人类抗鼠疫历史，这个称号，伍连德当之无愧。

1913年6月，袁世凯聘请伍连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之一，但他可不必待在北京。伍连德继续在哈尔滨等待，等待着下一次鼠疫出现。几年过去了，除了一些零星的病例，没有大的鼠疫流行，民众开始松懈了，可是伍连德没有，他认定鼠疫一定会卷土重来。

1915年2月 与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任该会第一届书记，第二、三届会长，也是《中华医学杂志》创办者，并任第一、二届总编辑。

（大家需要就医时，如果想查找某个专科的专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中华医学会的主页，在“组织建设”中选择“专科分会”，选择对应的分会查看委员会名单，里面都是对应学科我国最顶尖的专家）

1920年底，预料中的鼠疫第二次爆发终于出现了，这对伍连德所建立的鼠疫防疫系统是个真正的考验。十年磨一剑，就在这时出鞘。和十年前流行整个东北以至华北，死亡6万人相比，这次流行，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里，死亡数仅为6500人。

几百年一次的鼠疫高峰，就这样被封住了。防疫人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除了第一次抗鼠疫时的前赴后继，第二次抗鼠疫依然有牺牲。伍连德的助手之一、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主管逐户检查的阮德毛医生于1921年2月殉职。伍连德也经历丧子之痛，三子伍长明六个月时在天津去世，当时他正在西伯利亚调查鼠疫。

伍连德作为“鼠疫斗士”当之无愧，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他也是一马当先。他在中国生活工作的30年，是为中国现代医学做出积极贡献的30年。

1915年开始，他负责筹建北京中央医院，于1917年落成，任此医院的第一任院长，这是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所综合型大医院，这所医院就是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918年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为控制国内鼠疫、霍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9月伍连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力主的新型医学院校及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落成。

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医院，两年后落成，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医院。

1924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学，次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1926年9月8日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他为第一任校长，1938年，更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赤诚爱国，自强创业”这凝聚了伍连德精神的八个字，今天乃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奉为校训。

1930年受命成立全国海港检疫处，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收回了中国的海港检疫主权。

1932年与刘瑞恒博士募集资金，建成南京中央医院。

1912～1935年期间，他先后兴办了东北防疫医院、研究所及中央医院等20多个医疗卫生机构。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被迫携家眷返回马拉西亚避难。

1950年他将北京的房产捐给了中华医学会。他著有《论肺鼠疫》、《霍乱概述》、《中国医史》等专著。

1959年2月 自传《鼠疫斗士》出版。

1960年1月21日 伍连德博士于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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