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戏剧悲喜交加（契诃夫的戏剧艺术）

文/马家骏

契诃夫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戏剧家。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在欧洲伟大戏剧家的星座里，契诃夫是一颗一等星。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在契诃夫逝世前不久说过一段话。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契诃夫的意义、倾向与创作特色。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俄国的良友之一，一个聪明、公正、真挚的朋友，他爱护俄国，在各个方面对它寄予同情，而俄国……也将永远不会把他忘记，会长期根据他陛下充满从爱抚的心胸中发出的忧郁微笑的作品，根据他笔下贯串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贯串一个聪明而敏感的人的明智公平和同情……去学习了解生活”。

契诃夫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现实主义巨匠，是继俄罗斯古典剧作家格里包耶多夫、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苏霍沃-柯贝林等之后最优秀的戏剧大师。契诃夫一生写了很多剧本，特别是他的后期，大半致力于戏剧创作。契诃夫一生写了9部独幕剧和6部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林妖》（1889）、《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多幕剧都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事。《伊凡诺夫》写同名主人公失去理想、自私、消沉、痛苦到自杀，塑造了80年代沮丧沉沦的知识分子。《海鸥》表面写3位艺术家的爱情纠葛，但实质写出他们的不同的道路：作家特里果林追求享受；青年作家特利波列夫摹仿颓废派戏剧以为革新，结果写作与爱情全都失败；女演员妮娜经历坎坷，但忠于艺术，则像高飞的海鸥走向成功。《林妖》、《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波利亚科夫教授，徒有虚名，实际是个庸人和剥削者。万尼亚舅舅崇拜教授，结果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三姊妹》的三姊妹纯洁，有理想追求，但生活在市侩群中，幸福和产业全被毁，不过，她们保留信念，显示着作者的乐观精神。《樱桃园》刻划了女地主朗涅夫斯卡雅和她哥哥加耶夫这些没落贵族。女地主为去巴黎享乐，卖掉祖传的美丽的樱桃园；资产者罗巴辛却买来砍掉樱桃树，盖别墅以赚大钱。作者展示了新旧交替时期俄国社会的面貌。在女地主的女儿安尼雅和她朋友穷大学生特洛费莫夫的追求中，使人看到未来的光明。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是俄罗斯戏剧史上的明星，同时也是苏联剧院最好的保留剧目。表现在契诃夫剧作中的基本倾向就是热烈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后一点，这是契诃夫异于其他古典作家的独特之处。契诃夫在窒息人的旧社会中，通过舞台这个社会讲坛，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吃人本质，尖锐地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卑鄙，批判了知识分子的麻痹无能及其自由主义空谈。因此他的作品帮助了他同时代的人们去清楚地认识沙皇俄国生活的丑恶，唤起人们仇恨旧的社会制度，促使他们认真思考生活的意义与未来。

契诃夫的剧本写作与初次上演的时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把这个时代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惟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第一次唤起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的袭击是在1905年”，在这个时代里，贵族资产阶级彻底没落了，同时取贵族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也显示出了狰狞的反动性。在革命的暴风雨来临的前夕，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只空谈200年后的幸福而回避争取当前的黎明，已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同义词了。契诃夫塑造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不管是《海鸥》中的特里果林，还是《万尼亚舅舅》里的医生阿斯特洛夫，不管是《三姊妹》里的威尔什宁，还是《樱桃园》里的特洛费莫夫，他们都在谈着关于希望、关于美、关于幸福和祖国的漂亮言词。按这些人的巨大精力和丰富的精神，似乎是可以做出什么奇迹来似的，但是他们的毫无作为，不满意现实而又生活在龌龊的小圈子里，这同他们的美好理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摆脱他的教养、环境与阶级圈子从而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湮没了，所以他们不能给予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怎么办？”以科学回答。因为这是些“生活得不体面”而头脑里又没有“中心思想”的人。当然，要叫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契诃夫得出这个回答那是不实际的。但是契诃夫却反映了那旧时代要被推翻、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年代里激动着人们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可能回答“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实际。列宁说过：“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来。”契诃夫的创作就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及其根本问题寻求解答的反映。

契诃夫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他的热爱人民在于他对被压迫和被凌辱的普通人的同情。契诃夫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锋，解剖开了生活中严峻的一面，指出了弱小者的不幸。万尼亚和孤苦伶仃的外甥女索尼雅在已故姐姐的田庄上劳动着，他没有幸福，不知道欢乐，只是把全部收人寄给住在首都的姐夫。直到他的姐夫带着美丽的后妻来到田庄破坏了严格的劳动生产秩序，并且要把田庄出卖以便回首都享受的时候，万尼亚才认清自己崇拜的姐夫并不是什么艺术教授，而是一个榨干他青春与劳动的不学无术的小人。万尼亚在认识到自己25年节衣缩食的辛劳只是为了让那些冷酷而又自私自利的人剥削时，他似乎要反抗了，但结果绝望地喊了一阵之后，仍旧照样劳动着。

对于生活不能找出科学答案，这是契诃夫剧中人物的局限，同时也是剧作家自己世界观的局限。契诃夫创作的年代，也是各种资产阶级政治流派猖獗之时，形形色色的政客以及他们的花言巧语，引起契诃夫的憎恶。作为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作家的契诃夫曾经一度不过问政治。这种不过问政治的态度虽然使他免于同反动流派同流合污，但是也严重地影响了他去接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因为契诃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只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而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艺术大师。当然也就限定他不能对生活未来的发展有一个轮廓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只要用契诃夫的《三姊妹》和高尔基的《小市民》作一对比就清楚了。这两个剧本写于同一年（1901年），描写的主题也一样：批判小市民庸俗习气对人们的腐蚀。但是《三姊妹》中三个优秀的妇女却被生活压倒了，她们身上的美、她们对幸福的激情都毁灭了。围绕在她们周围的空谈家们促进了这一毁灭过程。而高尔基在《小市民》中，却塑造了革命工人尼尔的崇高形象，尼尔发出了革命性的号召，他向旧世界和旧生活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由此可见契诃夫世界观的局限对他创作的影响。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契诃夫生活在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夜，他虽然不能像高尔基那样作一只海燕来预言暴风雨，但是作为对生活异常敏感并关怀祖国人民命运的作家，契诃夫听到了光明的脚步声。这一点决定了契诃夫创作的一大特色。契诃夫憎恶旧的世界，渴望光明的天地。虽然他不清楚新世界将是怎样，但是他确信它的必然来临。剧本《樱桃园》就是一首充满理想、洋溢着诗情、怀着欢喜的心情同古老的世界告别的诗篇。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指出，落后贵族出卖美丽的樱桃园和资产阶级收买它之后砍光美丽的樱桃树去修建供游客使用的别墅，固然是败坏了生活但是却也结算了过去。剧本通过新的生活的追求者们唱出乐观主义的调子。契诃夫肯定了这样一个思想：人们会清洗一切，把整个祖国建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他指出改造生活的人的脚步声已经可以听到了。《樱桃园》是契诃夫临死前的天才创作，演在1904年。而第二年在俄国就发生了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可惜契诃夫于1904年逝世了，他不能亲眼看到1905年大革命，看到创造新生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欢乐。但是他能预感到幸福的来临，这证实了他在情绪上与革命的接近。由以上我们可看到，契诃夫是个热爱祖国、探求祖国出路的爱国主义者。

作为善于现实主义地反映当代重要生活问题、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剧作家，契诃夫在艺术上是一位伟大的革新家。

契诃夫奠定了一种新戏剧的技巧的基础。这种新戏剧不是靠光怪陆离的外部效果，也不是凭新奇动人的情节变化，而是依靠对于生活最深邃的意义的揭示和对于人物精神性格最奥秘之处的挖掘来激动人们的心灵，引起观众共鸣的。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所独具的风格，那就是深刻的抒情诗意和哲理性。这种特点不是观众一下子可以发现的。因为契诃夫从来不把生活的真谛直率的说出，也不是在急剧发展的情节中把主题表明出来，而常常是在剧中人因生活问题探索而激起的精神的波纹与另一人物同样的波纹的交织中暗示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发觉剧中人台词与正在进行的情节表面不一致的原因。人们都很熟悉《海鸥》一剧中特里果林与妮娜分别的一场，他们很少谈到走、分别和不愿表白的爱情，而是在谈关于作家的使命、关于一只被打死的海鸥。这里关于作家的使命的问题正表明特里果林这个作家虽然认识到艺术只有为千百人才有生命，而他本身却只能围绕在一个女人身边梦想着光荣。关于被打死的海鸥，似乎象征妮娜被爱情毁掉，而实际上同后来妮娜经受了生活的考验献身艺术事业联系起来看，妮娜是坚强的，这证明艺术只有面向人民，才能像海鸥那样不被毁灭而是高翔起来。这种深刻的诗意与哲理性被契诃夫深深地发掘了出来，而作者表现它时，又是用象征、又是用大段独白、又是与外部不联系的事件交织在一起。高尔基正确指出契诃夫的这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契诃夫在表面上表现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潜藏着诗意的概括。这种概括中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和思想性。这就构成了一种潜流。杰出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契诃夫这种新型戏剧中发现了自己演剧新体系的基础。对潜台词的发掘，构成了演剧艺术的新阶段。难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另一个奠基人符·聂米洛维奇-丹钦柯在《文艺·戏剧·生活》中说“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是契诃夫的剧院”。

契诃夫善于对生活作内在的衔接。他的剧本中也经常出现外在情势与性格内涵不谐调的现象。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契诃夫按照生活的逻辑打破了戏剧体裁不可逾越的限制。在《樱桃园》中契诃夫用给贵族阶级唱挽歌的形式嘲笑了他们。悲与喜的有机交织成为契诃夫剧中突出的特色。他有时怀着轻淡的哀愁来讲笑话，有时又让人用笑声来回答人物的悲伤。这一切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作者立场与技巧的统一表现。契诃夫使贵妇人郎涅夫斯卡雅对着美丽的樱桃园，为逝世的童年、为留恋樱花的可爱、为花园的出卖而惋惜、感伤、流泪，而这只有可笑的性质。因为贵族的没落及其代表人的虚伪本身是可笑的。郎涅夫斯卡雅讲到祖国和樱桃园，认为没有它们就不能活下去，而心里却要赶到巴黎去迎接荒唐的爱情，因此她越流泪，越得到舞台上人的同情，就越引起台下人的嘲笑。契诃夫是抱着否定的态度来写他的人物的，他表现旧社会的丑恶，描写剥削者们的虚幻与卑鄙，但又不得不从他们感伤主义的漂亮的外衣着手揭起，因此作者在嘲笑他的人物的时候，是怀着对旧生活憎恶的痛苦心情的。作者这种痛苦表现在对于人物性格与心情的剖析上，因此观众看契诃夫的戏剧常常处在难以忍受的地位，那就是既看到人物的悲伤，而又对之发出革命的嘲笑，同时又同情先进作家的严峻态度甚至他的痛楚。

契诃夫的戏剧在我们的时代里，已是属于历史知识的教科书了。但是其中一些进步的思想仍可以批判地吸收的。如苏联英雄卓娅·柯斯莫捷绵斯卡雅就曾在笔记中记下了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通过阿斯特洛夫所说的关于美和真统一的话：“一个人，必须一切都是美的：面孔、衣服、灵魂、思想。”至于契诃夫的技巧也是可以批判地借鉴的。

契诃夫在《三姊妹》中预言说：“时间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事物正向我们所有的人迫近，强有力的风暴在酝酿着、行进着，已经临近并将迅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上吹走懒惰、冷漠无情、对劳动的忽视、腐朽的烦闷无聊……经过这么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每一个人都将要工作。每一个人！”在他讲了这段话后，没有用25年到30年，只十六七年，就发生了十月革命。

刊于《陕西戏剧》1960年1月号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