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晋商发家史（晋商诞生的背景和历史）

导语：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定统一，跨区域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大量涌现，这些商人以地域为纽带，结成了不同的商人集团，这些商人集团又被称为商帮，其中在北方就活跃着一支这样的商帮，他们走南闯北，从事商品的贩运，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晋商，也正是很大程度上由于晋商的存在，山西人又被称为北方人中的南方人。本文就对晋商的发展史做初步探讨。

晋商崛起于明清时期，明朝建立初期，退到漠北的蒙元势力仍旧对明朝产生重大威胁，不时的伺机南下，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实行卫所军屯制，以及修筑长城来抵御蒙古人的侵袭。在东到鸭绿江口，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明朝政府相继设立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9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

山西祁县晋商老街

每个边镇都驻扎有大量兵马，九边共计驻扎军队数量达80万人，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必然产生巨大的粮食需求量，明朝虽实行军屯制度，但由于边关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较低，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因此需要从外部调入粮食，但是动用国家力量调拨粮食到边关，会产生巨额的费用，加重朝廷的负担。明政府为了解决边关士兵的粮食问题，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即开中法。开中法规定商人只要将粮食运到边关，便可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商人凭借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将食盐运到政府规定的销售区域销售以获取利润。

自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以来，边关驻军的粮食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山西离万里长城较近，地处东西、南北的上路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地处山西的商人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一等开中法实行，就捷足先登，依靠贩卖粮食、棉花、草料等军需品积累财富。

晋商乔家大院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推行的开中法土崩瓦解，再也无法实行下去。原本依靠开中法的晋商转而将目光投到了内地，他们以产盐地两淮为中心，以盐业集散地扬州为根据地，向全国发展，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到明代中后期，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与徽商形成了南北两大著名商帮。

晋商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比较重要而大宗的商品包括食盐、粮食、棉花棉布、茶叶、丝绸等。因为晋商最初发家是由于贩运食盐和粮食，其次是棉布。另外还包括瓷器、铁器、手工艺品、烟叶、木材、瓜果、牲畜、香料以及外国商品如钟表、皮毛、五金、玻璃器皿等。在从事商品买卖的过程中，晋商累积了大量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逐渐从商业中剥离出来。

当时的晋商经营着多种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典当业、印局、账局、钱庄和票号。典当业分为当铺和质店两种，在明清时期，晋商经营的只有当铺，时人记载：全国“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不过晋商的当铺不仅仅局限于长江以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晋商的当铺也开到了江南，如当时榆次的王家开设的当铺遍布江南、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印局则是放债的机构，也具有融资的功能，承担了近现代银行的一部分职能，当时的印局遍布山西全省各府、州、县，在山西省外，主要分布于京津和江南等地。账局的功能与印局类似，它主要是向商铺提供资金，解决工商业发展遇到的资金不足困难。1853年，北京开设的268家账局中，由晋商创办的账局达到210家，从业人员不下万人，交易额达到上千万。

晋商王家大院

钱庄早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到清代发展到鼎盛阶段，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归化，包头，西宁，兰州，开封，洛阳，汉口等地的钱庄以晋商所开为主。辛亥革命后，山西钱庄进一步发展，1912 年山西有钱庄412 家，1913 年增至 526 家，1914 年增至 561 家。票号将存款、放款和汇兑相结合，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款项，进行放贷生息，同时办理国内汇兑和大宗存放款业务，从清朝道光初年创办票号开始，到道光七年，晋商开办的票号已经扩展到山东、河南、陕西、江苏等省。到道光三十年，票号数量已经发展到11家，分号扩展到北京、天津、济南、扬州、苏州、广州、长沙、常德、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开封、周口等二十七个城市。

晋商博物馆

晋商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除了在全国各地开展长途贩运贸易以外，还将市场范围扩展到了国外，如俄罗斯、蒙古、日本、东南亚地区。明朝建立初期，虽然与蒙古交战较为频繁，但是和平的状态还是占据大多数时期，明代中后期，蒙古与明朝的商业贸易往来十分频繁，1438年，明政府在大同设立马市，中间曾一度关闭，但1551年，马市再度恢复，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封贡通市的协议，拥有地利之便的晋商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清朝建立以后，蒙古各部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蒙古与内地商业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晋商将内地所产的粮食、绸缎、棉布、茶叶销往蒙古各部，将蒙古所产的马匹、羊、牛输入到内地，在边境的汉蒙贸易中，晋商获利丰厚。

晋商票号：日升昌

晋商除了开展与蒙古的贸易以外，又同俄国开展贸易。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人民可以互通有无，进行贸易。1728年，中俄两国又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开展通商互市。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晋商与俄国的贸易就发展起来，晋商将茶叶、布匹、烟叶、丝绸、糖酒、银器运销俄国，将俄国所产的牛马、皮毛、药材、哔叽、毛呢等运销国内，由于晋商的资本雄厚，做生意讲究信用，因此长期在对蒙古和俄国的贸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清末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过后，随着国外洋货的大量涌入，大量货物从陆路转向海路运输，使晋商得陆路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太平天国战争、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等频繁的国内战争使晋商的货物遭受惨重损失，蒙古的独立，以及俄国参与一战和国内的一系列内战，直接使晋商丧失了蒙古和俄国市场。晋商的壮大得益于与清政府的紧密合作，但是清政府由于连年财政拮据，不断向晋商勒索、摊派，劝捐，特别是厘金制度的实施，让晋商不堪重负，1911年清政府垮台，晋商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再加上晋商因循守旧，不肯改变旧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因此于20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

晋商票号：通汇天下

晋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它的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值得我们思考，但是晋商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笔者从文化方面来分析晋商的影响，长期的商业熏陶致使传统社会中的重农轻商思想和耕读传家思想在山西失去了市场，明代时的史料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当时的山西商人的雄厚财力可见一斑，所以在重利的诱惑之下，山西百姓自然而然产生了重商观念，“河以北为山西，……今有鱼盐柿枣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依边害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

在重商的观念的支配之下，山西百姓对耕种、读书、当兵和经商的重要程度重新进行了排序，雍正时期，山西巡抚就曾上奏朝廷，说明山西民俗：“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对此总结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的重商程度。晋商文化中也包含着山西人勤俭持家和具有不畏艰险的开拓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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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正明：《明清晋帮商人的兴衰》

2. 刘鹏生，李冬：《晋商兴衰历史考察》

3. 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

4. 张正明：《试论明清晋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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