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故事（俗人郑板桥和郑板桥）

郑板桥，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书画史。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著。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生于1693年11月22日，卒于1765年1月22日，享年七十三岁。

俗人郑板桥

在江南民间，有三个画家的名气特别大。一个是唐伯虎，简直是“风流才子”的代名词。据说他有一方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近来有人考证，认为是后人作伪。这是可能的。但考证到最后落实为这么个意思——唐伯虎一生坎坷，想风流也风流不起来——就有点缺乏说服力了。在我的印象里，才子是越坎坷，也就越风流。风流或许不是他的本性，却是他的破愁解闷泄愤脱身也不无自暴自弃和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徐文长，不知何故被叫做“恶讼师”，几乎是恶的象征。只是这恶恶得不恶心，透着股机智劲，老百姓讲起徐文长，更多的还是欣赏。一个就是郑板桥，“怪”的别称。郑板桥也有不少民间故事——老百姓觉得他“怪”，就编出了许多“怪”故事往他头上一套——其实是消遣消遣郑板桥。老百姓个个自比唐僧，高兴不高兴的，就把孙猴子拉出来，念上几回咒，相视一笑。当不得真的。才子玩“风流”，玩“恶”，玩“怪”，老百姓玩才子，这也是生物链。

但为什么会觉得郑板桥“怪”呢？我想可能是受了“扬州八怪”这一称谓的先入为主的影响。

但“扬州八怪”济济一堂，又为什么让郑板桥独占鳌头？因为郑板桥的作品在我看来恰恰不“怪”，而是“俗”！是“俗”让郑板桥独占鳌头。俗了，大伙儿也就容易理解。把人做俗了事儿就好办，活儿也好干。

接下来的问题是边寿民的芦雁也俗得很，大伙儿也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不把“怪”故事往他头上一套呢？主要原因是边寿民没做过官，郑板桥做过官。做过官的才子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比没做过官的才子好玩——做了官事多，老百姓有猜想，也有说头。

这是我对民间流传郑板桥之“怪”的原因的猜想，也是这篇文章的说头吧。

人称郑板桥诗画书三绝，我看是诗画书三俗。

先看他的诗。郑板桥在“前刻诗序”中说：“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这是两个问题，诗格和具体的写作。但也是一个问题，具体的写作决定了诗格的高下。郑板桥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凡艺术创作一有习气，格就卑卑了。郑板桥不但是七律有习气，他的诗词都有习气，只是在我看来，这习气不一定就是放翁习气。放翁习气是下笔漫漶，而心境上不忘慷慨。其实下笔漫漶，东坡也是如此，只是东坡的心境不忘洒脱。境由心造，心由人生，只要放不下，丢不开，就是习气了。郑板桥仅仅得了放翁的一半习气，只是下笔漫漶。郑板桥在心境上是不忘尖酸。尖为了刺人，酸为了自慰。尖酸是他人与自我都不能忘，当然就俗了，也就是卑卑。

郑板桥的画，像是“诗格卑卑”的“图解”。郑板桥画竹画兰画石头，最著名的是竹。最俗的也是竹——他的墨竹，千篇一律，变化甚少，一缺乏变化，习气自然气冲冲地来了。像是作坊里的产物。金冬心的竹，就比他有味道。金冬心是写影写神，郑板桥是画形画态。金冬心写竹如摹魏碑，魏碑本是个俗物，只是文人一摹就雅器了；郑板桥画竹似临晋帖，晋帖本是个雅器，只是文人一临就俗物了。晋帖是灵魂的风声，听得见，摸不着。横空出世的王羲之不知害了多少人。竹是兰亭，临不好就俗；兰亭是竹，画不好就俗。有俗心的郑板桥再加上手上功夫差点，画竹不俗才怪呢。郑板桥的手上功夫，生不过金冬心，熟不过李复堂，半生不熟，只得俗了。俗是一种尴尬。

郑板桥的书，六分半，乱石铺街，写好了，像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又百年孤独；写坏了，像潘家园，乱七八糟只喧哗与骚动。只是郑板桥写坏的时候多——他的书法，是隶的赝品，楷的赝品，行的赝品，草的赝品。赝品的品质，第一是假，第二就是俗。

俗人这么多，为什么老百姓独爱郑板桥——郑板桥是近三百年来最后活在老百姓舌头上的艺术家了，任伯年、吴昌硕也俗在江南，就没有这等口福——是因为郑板桥俗成了俗套(他的墨竹与他的六分半书)，俗成了俗话(难得糊涂)，俗成了俗人(朦朦胧胧的丝质灯罩下闪烁其辞着人性的光芒)。诗画书三俗，不难，难在郑板桥用三俗修炼——终于修炼成一个俗人。俗人的许多话，雅人是说不出的。郑板桥在“后刻诗序”中言道：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这样的话，金冬心是说不出的。金冬心一心想做雅人。

我说郑板桥诗画书三俗，实是说他的好。郑板桥是敏感的，清代以来，文人做雅已是一件可笑的事了，俗倒是得风气之先。卑卑小人，不俗何为？“人迹板桥霜”，板桥上早已没有人迹，那就做条板凳吧，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坐在板凳上扳扳脚丫，喝一杯浊酒，或者，与邻村女子结私情，扛上板凳听戏去。　　（车前子）

郑板桥“宰客”

1759年，在扬州西方寺前，一块新立的碑石引起了路人的围观，原来这是大画家郑板桥打出的笔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卖字画的收费标准，笔榜上标明：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

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于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年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可以想象，郑板桥对自己的书画作品明码标价，在当年的扬州城引起了多大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亦有之，但更多的人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上这一静悄悄的变革。叶调生后来说：“这位板桥老兄真是风趣可掬。与那些道貌岸然，实则视金钱如命，连老友也不放过的假名士相比，他可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诚如斯言，郑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自古以来文人的酸腐气息踩在脚下。

其实，追根溯源，书画家张榜公布润格并非由郑板桥始，真正的发明人是清初的戴易。此公为了筹款买地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通过这个办法，戴易最终筹集了四十余两银子。买地葬友自然是够了，只是戴易名气不如老郑，所以才有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

郑板桥笔榜面世后，书画界步其后尘者日众。有人甚至就按郑板桥公布的收费标准卖字画，或以板桥标准为基础，适当增减后制定。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到乾隆皇帝的垂青，入京路过扬州，当地商人都争着逢迎拍马。有一位想了一个点子，玩点高雅的，请郑板桥为张真人写一副对联。为此，他特地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这纸实在太大，远远超出板桥润格“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来人要询问价钱。郑板桥不假思索，开价一千两。来人毕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随口杀价为五百两。郑板桥欣然应允，随即提笔一挥而就，顷成上联：“龙虎山中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请先生赶紧写下联。郑板桥笑道：“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自己话没说清楚，吃了哑巴亏，情急之下赶紧回去请示老板。老板听了也没辙，只好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这一副对子虽然价格昂贵，但是物有所值，商人十分满意。在那个时代，像郑板桥这样风趣潇洒、敢说敢为者实属不多，从此成为画坛一段美谈。

（武苗）

郑板桥的书法为什么叫“六分半书”？

郑板桥书法，世称之为“六分半书”，书中真隶行书相参、布局上字形大小不一，书体有架势，有笔力，金石味浓，扑茂劲拔、奇秀雅逸、方方圆圆、正正斜斜、疏疏密密，排列穿插得十分灵巧和别致。这种创格和变体，一改当时书法界“滑熟”、“媚俗”的风气，对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清农在郑板桥道情十首书卷题跋为：“板桥先生一代之奇人也。其文奇、其字奇。观其文，迹其字，而先生跃跃见于纸上。篆者吾知其为篆，隶者吾知其为隶，六朝吾知其为六朝，真行草三体，吾知其为真行草三体。若不论其为篆为隶为六朝为真行草，而一以贯之，合无数眷属为一眷属，而其意中并不知有无数眷属，直视为一眷属，于先生外，吾见亦罕。”清何绍基亦题跋曰：郑板桥“一生跌宕牢骚，奇趣横溢……字傲山谷（黄庭坚），间以兰竹意致，尤多别趣。山谷草法源于怀素，素师得法于张长史（张旭）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而清代才子袁枚亦曾讥笑郑板桥的书法为“野狐禅”，有失“国色天香”的自然之情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传世名言，也许不亚于孔子那一大堆的《论语》。后人将“难得糊涂”制成条幅，悬于文人雅士的书斋、乡野村夫的居室；挂到珠光宝气的酒楼饭店、穷乡僻壤的快餐小店；书于权贵政客的办公室、明星大腕的会客厅……这是一种时尚潮流。这种时尚潮流，我们在今天的街市上是可以随处遇到的，可见孔圣人的不及郑板桥。

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后人有着五花八门的注释。其中数官场的注释最为玄妙。台湾的柏杨对这种玄妙就有自己独到的注释。柏杨在《买西瓜学》中说：“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於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却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份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到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於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这倒使人忽然明白过来，原来那些官场中权贵的糊涂是装出来的。柏杨在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柏杨忽然有了生杀大权，一天，他叫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有一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听了他的面授机宜之後，心中不禁大笑：“这个混蛋，往南走三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心里笑归笑，你的嘴脸却很严肃，对柏杨敬如神明，一直往南去，头也不扭地走了一个小时，然後垂头丧气回来，见了柏杨，立刻面色苍白，气喘如牛，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说：“南边没有卖西瓜的，我的腿都跑断啦。”柏杨大怒：“混蛋。”你说：“是是是。”柏杨仍大怒：“王八蛋。”你说：“是是是。”这时候你汗流浃背，以示恐慌，双膝发抖，以示紧张。柏杨瞧在眼里，乐在心里：“你往北找了吗？”你说：“没有。”柏杨曰：“为什麽？”你说：“你老人家没叫我往北。”柏杨大骂：“干你娘，简直是猪，存心把朕气死，你还有资格作官？锦衣卫，拿了。”於是你诚惶诚恐，如丧考妣。柏杨虽叫锦衣卫把你“拿了”，但请放心，他的盛怒平息，仔细一想：“此人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一根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

“头也不扭”，就是郑板桥“难得糊涂学”里重要的一章，你不扭头，是表示你听话。如果你官技不高，认为柏杨不就是买西瓜吗？往北往南都一样，於是你往北买那又便宜又好的西瓜，柏杨当然对你大加称赞，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心里想：“此人能干固然能干，但太有脑筋，能判断，而有脑筋能判断，就是一种危险。”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颤。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个人抓住你的小辫子一摔，你就得从官场上滚蛋。

柏杨说：“凡享大福的，都是精通‘难得糊涂学’的官，以秦桧先生而论，很多人虽然不肯明言，但心里恐怕都有此一念，当秦桧要比当岳飞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北伐不北伐、“二圣”还不还、小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关俺屁事？尤其是所谓‘二圣’，当儿子当弟弟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砍头，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

后人可以对“难得糊涂”做任何注释，但看郑板桥的一生，他自己对“难得糊涂”却有着十分正面的解释。

郑板桥幼年家贫，靠教书卖画为生，康熙年间考为秀才，雍正年间中举人，乾隆年间中进士，算是从贫民阶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当上知县后，为官清廉，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后来因为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又在办理赈济公务中开仓放粮，拯救老百姓，因此得罪了豪绅官宦，因而被罢官，回扬州卖画。郑板桥擅画竹兰，工书法，能诗文。看他的书画，便知他的人品，读他的诗文，便知他的道德。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的确大有过孔子之处。郑板桥首先就明白天下第一等的大道理：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穿衣，自然也就离不开农民，离不开农民的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谆谆教导、反复叮嘱堂弟郑墨：“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今天读来也颇有些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们今天官场上的权贵所不能比及的。

对“学而优则仕”的一族，郑板桥所不齿。他在信中对此等人痛斥道：“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人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

郑板桥还举牛郎织女的起名来源为例，告诫堂弟务必尊重劳动人民。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

郑板桥所述之理，孔圣人则一点也不明白。孔子的学生樊迟，去请教种田的学问，孔子大为恼火，骂樊迟是小人，还大讲了一通歪理邪说。说什么如果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老百姓就不敢不敬，不敢不服，不敢撒谎。这样，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抱着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种田呢？就是这个孔夫子，看不起劳动人民，好逸恶劳，但讲享受却是极有“道”的。孔子有“八不吃”，《论语．乡党第十》中说道：“食饐而餲，鱼馁而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语录，早已成了后世统治者和达官贵人的消费名言，以至于当时的农民起义领袖盗跖，当面怒斥孔子是“巧伪之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第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农民起义领袖盗跖高度赞扬，可见孔子为人民所不齿，远不及郑板桥的为人民所热爱。

郑板桥的爱子、教子之道也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就专谈了自己的爱子、教子之道。他说：“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多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使纵惜也。”郑板桥爱子不纵容，教子先树德。教育孩子做堂堂正正之人，忠诚老实之人，心地善良之人。仅此一点，足见郑板桥的喜忠厚、重品德。这也是郑板桥亲眼目睹达官贵人的纨绔子弟轻薄残忍、奢侈腐化成风引出的反思。

郑板桥还告诫弟弟说：“家人（仆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飨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雀跃。”他把仆人的儿女看成同自己的子弟一样，同富家子弟一样，不许自己的儿女欺侮小视他们，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警醒道：“读书中举中进士为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他教育儿女读书不要只为了做官，首先要做人，作个明理的好人——也就是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人。这是郑板桥置官场十余载，目睹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清官难当，老百姓视官吏如虎狼所得出的结论。

郑板桥的教育子之道，的确比孔夫子的教道高明。孔夫子教育学生只会当官，只会维护统治阶级，只会欺压老百姓。所以才有了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孔夫子以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身，整天教育学生如何给统治者拍马屁，实在不及郑板桥的为人民所欢迎。

郑板桥还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他的焚书观。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有这样一段话：“自汉以来，求书著说，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万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秦）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秦）始皇烧，彼将自烧也。”何谓“自烧”？郑板桥用历史事实作了明确无误的注解。他说，欧阳修在宫廷藏书房看到成千上万卷书都烂得无法整理，连书目也所剩无几。世人根本无法知道那些书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就是书的自烧！这自烧尤甚于秦始皇的焚书。我们今天的“名人出书热”，能不从中有所醒悟？

郑板桥关于书籍的自烧论，实在是对世人，特别是对著书者的警醒。这一点还是比孔夫子看得清楚。孔夫子领着一群学生，周游列国，念念不忘的就是“克己复礼”，想以此向统治阶级求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但是，到处碰壁，到处被驱逐，最后归死家乡。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盗跖，称孔子为天下第一大盗——“盗莫大于子”！足见一般老百姓是不齿于孔子的。

对郑板桥则不然，因为他的诗文多愤世嫉俗，同情老百姓的疾苦，老百姓自然对他十分喜爱。郑板桥有一首备受世人称赞的辞，名曰《沁园春．恨》，其中说“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这实在是郑板桥对社会不平的激愤之词；“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这又是郑板桥为人民的呐喊。

至圣先师的孔夫子，那实在是历代统治阶级捧出了的，其用意也不过是打鬼借助钟馗而已。没有什么“谥号”的郑板桥，虽然不象孔夫子那样，死了两千多年还有庙堂可居，但是他在老百姓的心中，却实实在在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澍之）

郑板桥《新修潍县城隍庙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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