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哨兵熄灯号之㉛（云岭哨兵熄灯号之㉛）

周钟岳

说起周钟岳，多数人只知道他题写的著名风景名胜区“石林”等书法。实际上周钟岳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云南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更是著述甚丰的白族学者、诗人，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云南地方文化及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被毛泽东同志称颂的“云南三老”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云南历史文化名人。

周钟岳（1876-1955），字生甫，号惺庵，云南省剑川县人。清光绪癸卯科解元。1904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07年回滇，出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省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1913年，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护国讨袁时期，任四川督军署秘书长，后任云南通志馆馆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被时任省长聘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终年79岁。

赵藩对周钟岳的教诲和启迪，确立了他的人生坐标

周钟岳自幼刻苦自励，潜心读书练习书法，年少时有幸拜谒了白族著名文人赵藩，并受教于赵藩。赵藩（1851～1927），字樾村，号介庵，剑川白族，清举人。历任易门县学训导、四川酉阳知州、永宁道、盐法道、按察使等职。辛亥革命时在大理，被推为迤西自治机关总部总理，后调任腾永巡按使兼迤西道尹，与李根源一起安定迤西各地，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6年，参加护国运动，任全滇团保局长。护法时期，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1920年回滇，任云南图书馆馆长，创议辑刻《云南丛书》，任总理。工诗文，善书法，著有《向湖村舍诗文集》《小欧波馆词抄》《丽郡诗文征》《云南咸同兵事记》《岑襄勤公年谱》《剑川县志》等著作。赵藩对周钟岳的教诲和启迪，确立了他的人生坐标。1899年，赵藩从四川卸任回家，和父亲闲谈中讲到了剑川城里年轻学子的读书情况，他父亲十分推崇周钟岳的才气，认为周钟岳年纪轻轻就聪明能干，有学识，有道德修养。听父亲这么一讲赵藩特意约见了周钟岳，问了周钟岳一些有关学习的情况。周钟岳聪颖过人，极有悟性，久已仰慕赵藩先生，有拜赵藩为师的迫切愿望，天赐良机赵藩主动约见他，因此他首先给赵藩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一声老师，然后写了两首诗，连同他平时用正楷写的两本《守约斋诗稿》恭敬地递给老师看，诗是这样写的：“一州作牧著贤声，儒术原兼济物情。竞说文翁能化俗，旋闻平子竞归耕。蕴鲂味好萦乡思，琴鹤轻装便客程。所喜高堂新位在，三巴引领有苍生。”赵藩读了他的诗文，十分赏识这位后生，对他的诗认真进行了批改，当即写了“斐然有章，虚心求益，致足嘉也”十二个字给予勉励。并赋诗回钟赠，诗曰：“洵挺芳兰百草中，荷衣入熟识经童。即今流辈谁孤岳谊，自古斯文有代雄。嘴爪矜君黄鹤子，头颅感我白凫翁。老哀幼慧匆匆子，造极名山早策策。”赵藩又取出《剑湖渔隐图》要他题诗，周钟岳观图后写了四首：其一，“城郭溪山入画图，时时归梦忆篇館。鸥波池馆原无恙，不羡知章乞镜湖。”其二，“一枝筇杖一扁舟，诧北姪南数钓游。已把好官思烂熟，肯将貂裘易羊裘。”其三，“乔木苍烟认故居，百年风雅一遽庐。天南文献关心大，不是穷愁始著书。”其四，“益都苍生待泽多，那容肥遁老烟波。浣花涟畔林塘古，未碍寻诗小队过。”赵藩对其中“已把好官思烂熟，肯将貂裘易羊裘”与“天南文献关心大，不是穷愁始著书”两句尤为赞赏。他告诉周钟岳“作诗以读书养气、积理练事为本”。从此赵藩和周钟岳结下了师生情缘，亦成为终身的知己。

赵藩

1900年春，周钟岳到大理西云书院，赵藩又赠以“践履笃实，志趣远大”八字给予勉励，周钟岳从赵藩的谆谆教诲当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为此周钟岳感言道“终生佩之不敢忘”。是年秋，24岁的周钟岳赴省城应乡试，抵昆后恰逢“庚子事变”，因此乡试暂停，此时恰遇赵藩护贡赴西安，周钟岳也同去。在西安赵藩和学生岑椿萱拜见了慈禧太后。慈禧问岑椿萱，你的老师有何长处，岑椿萱回答：我老师擅长理财。这正合慈禧之意，立刻下了一道手谕，命赵藩为道员候补办理四川盐务，后署盐茶道兼理全省厘金，执掌四川经济大权。

赵藩将周钟岳留在身边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做人的道理，顺带让他处理一些私人来往信件。周钟岳在赵藩身边的这段日子是确立他的世界观，也是改变他一生的关键。赵藩告诉周钟岳，八股文乃陈腐之辞，要读经世文章。周钟岳在成都阅读了很多新学书报，认识了泰西新学思想，接触了学界的活跃思想。赵藩看着周钟岳的进步，十分欣慰，为他写了一首《示周生甫茂才》：“宫锦房中样又新，太仓红腐出陈陈。题稿肯炫文难蜀，把酒先浇论过秦。灯火有情书恋我，江山失助笔还人。据鞍一笑袁颓甚，看汝来扶大雅轮。”周钟岳也回了老师一首《呈介庵师用见示原韵》：“目击沧桑变局新，伏墀侃侃万言陈。忧无意切同居杞，蹈海心坚不帝秦。黄绶何堪沉下吏，白衣那许作山人。诗贤讵识平生志，竟说词场老斫轮。”

1903年，周钟岳回昆明参加最后一次云南乡试。这次的考题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进，不考八股文，改考议论文。这对周钟岳来说是如鱼得水，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在议论考题时听周钟岳讲他在考场上写的议论文后，皆认为他思想新颖，境界高，无不钦佩。考试结果周钟岳榜中解元。乡试发榜后，周钟岳发电报告诉赵藩，感谢恩师的栽培。赵藩悉情后欣喜万分，回电让周钟岳绕道来成都，然后再顺江而下，从襄樊进京。周钟岳参加云南乡试后回家乡探望了亲人，便马上到成都看望恩师赵藩。赵藩语重心长地讲，此番进京应试，倘若考榜落名，务必要寻找机会到东洋留学，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汲取新鲜的东西，寻求新路。

1904年夏，周钟岳到日本，先后到同文馆学习日语和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赵藩给周钟岳写信，赞同他在完成日语和哲学两门课业后继续进庆应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赵藩说政治和经济才是“经世之学，不可不读”。1907年，周钟岳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云南学使叶尔恺即将他召回国。回国之际他写了一首诗：“跃足扶桑四载过，神州西望奈愁何！百年正有伊川痛，一别更烦易水歌。心识绕朝频赠策，眼看碣石尚横戈。茫茫沧海扬尘日，敢说还山卧薛萝。”表明他当时离别东游同学的心情。

周钟岳回国后先到成都看望了他的老师赵藩，然后抵昆明就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时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即离京回到云南。他写的《闻武昌兵起•出都南旋》一诗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情，诗曰：“燕台作客意苍茫，八月飞沙黯帝阊。已见搀枪横轸翼，遽闻江汉失金汤。亡秦恐终归三户，微管谁能定一匡。忍看铜驼卧荆棘，秋风吹袂早还乡。”

周钟岳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杰出政治家

周钟岳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担任要职期间，他总是以大局为重，心系民众，关心地方安危，只要关乎社情民意、民族利益、国家前途，他就会挺身而出，“龂龂与大府争，有古社稷臣风”。如：周钟岳得知盐斤加价，米粮进口，法国人要求云南省省会分设“东方汇理银行”，挪威人花蒙生私购北仓坡地基等事件后，及时向有关方面详陈利害，据理力争，使有关方面不得不关注，方才得以消弭后患，保护了地方和人民的利益。云南发生英法“隆兴公司”及英占片马两桩外交事件，滇督魏光焘、巡抚李经羲会同云南矿务大臣唐炯，将滇省矿产拱手送给英法“隆兴公司”，当时滇云大地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为捍卫地方和人民的利益，学生及民众等一直集会抗议，陆军学生数百人到咨议局请愿力争不让本省的矿产资源落入外国人手里，甚至一位爱国学生拔出刀断其一指以示抗议。各方人士商议设立“保存云南矿产会”，并决定另设“矿务调查会”，切实筹划有效抵制的办法。决定：第一，由“调查会”人员认办十四府矿务，实力开釆；第二，推举代表赴京请外务部废约。当时大家一致推举周钟岳、李灿高二人为赴京代表。周、李二人尚未启程，又有英国人强占片马事件发生，此乃火上加油，更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慨。咨议局将以上两件事皆交给周、李二人，一并赴京请外务部向英使提出严重抗议。周钟岳肩负着民众的期望和使命，当即辞职，急欲赴京，但学使叶尔恺不同意周钟岳离职上京。周钟岳情急之下，上书陈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此次议矿务事，滇中父老子弟，蹈厉发扬，无不欲以死争者。今众已举钟岳为代表，而又瞻顾不前，是隳志士之心，辜父老之望。钟岳行能无似，不足为时重轻，然念桑梓垂危，容身无地，故苟于事有济，虽万死不敢辞。此次愿任代表到京，并非为一时之意气所激，今口血未干，而遽尔反汗，犹欲以学务关系重要为万难脱身为辞，吾谁欺？欺天乎！时势所趋，计无反顾。惟恳俯鉴其愚，曲成其志。”上书后仍未获准，周钟岳不惜得罪上司叶尔恺，留下一封书信便毅然赴京。在云南各族人民以死抗争和各种压力下，英法两国不得不答应废约，中央政府赔偿了两国公司的开办费及勘矿费。而片马问题，一时不能解决。1918年，云南省财政厅厅长吴琨与美国矿业公司代表安德森订立《勘矿条件草案十四条》呈滇督审核，周钟岳代唐继尧拟一指令，指示：“集资开釆矿产，实为滇省要政，惟须注意数事：一、开矿之权，操之自我；二、开采资本以本国人为限；三、即利用外资，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办。核阅所订条件，殊与此旨不符，应即由该厅长等负责，设法磋商修改，是为至要。修改结果，有利则华美股东皆受其益，而主权仍操诸华人，有害则先由美公司负担，而云南毫无损失”。时论认为“自中国与外人合办事业以来，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

辛亥革命前夕，周钟岳同其他代表还在上海，其他人都认为“鄂中方演新剧，可稍待观之”。建议暂观动静。周钟岳却反对说：“此次之剧，恐全国将为一大舞台，滇中排演日久，吾辈早日旋滇，或亦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人也。”为此他毅然离开上海回到云南，出任都督府秘书长。

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十四日，孙总统内阁总理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候补人。十五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当时云南当局虽电悉此事却不明真相，召开会议讨论，一直忖度不定。周钟岳独具政治眼光，他认为孙中山突然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其中一定有原因，袁世凯雄略，好玩弄权术，一旦政权在握，就会祸害中国，但现在真相不明，以不表示意见为好。蔡锷亦以为然，不去电表示赞同与否。

1915年2月，周钟岳随蔡锷进京，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编辑《经界法规草案》一书，拟就《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等文件。8月，北京发生“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各省纷纷复电赞成。云南也电派周钟岳为代表进京参会。接电后，周钟岳严肃地向蔡锷表示：“袁氏左右设立‘筹安会’，意在恢复帝制推翻共和。滇中又派予为代表，钟岳岂能觏觍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准予先行辞职出洋，以遂初志。”为此周钟岳化名周谧，装扮成商人，偕家眷赴日本。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出兵黔、川和两广，一路乘胜而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各省也亦相继独立，反对帝制。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忿恚而死。

护国军出征

云南护国首义，云南义士为了推翻帝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牺牲。然而梁启超在南京演说时，竟然把云南人民的功劳一笔抹杀掉，他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周钟岳十分愤怒，撰写了《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一文，以铁证如山、无可争辩的事实，驳斥了攘臂争功者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的政治行为。虽然周钟岳抨击了梁启超，但还是公正地指出：“平心而论之，梁所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篇，亦何尝无价值，但当时攻击袁世凯者亦不少，于帝制未有丝毫动摇，使非有云南之不顾利害，仗义兴师，则梁氏之文章，不过与报纸所言同一价值，至帝制成功后，仍然为亡命之生涯而已。且梁氏著《国体问钟题》一篇，在民国四年‘筹安会’发生之后，而唐公（继尧）之岳倒袁计划则已在民国二三年之交。”接着，他客观地指出：“诚以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之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1917年，北洋军阀废弃约法，推翻国会，张勋等欲复辟清朝帝制，一时遗老遗少，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当时孙中山已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宣布维护约法。唐继尧致电周钟岳，征求他对护法的看法。周钟岳复电说：“段氏秉政，毁法专权，而对于滇黔‘护国军’尤为嫉视。我公乃声罪致讨，本属仗义兴师……钟意此时宜联合各省，先以大义责段，戢其野心，如段仍专权自恣，则全国当起而图之。”唐继尧通电赞成护法，成立“靖国军”，自任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代总统冯国璋致电胁劝唐公息兵，周钟岳代拟复电，强调指出：“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明确而坚定地表示：“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淫威之下”。并且严正警告冯国璋，“安危利害只存当局，一转移间而已”。冯氏不得已而主和。直隶、湖北、江苏、江西四督军也承旨电请停战，反对主战派段祺瑞，段氏内阁随之倒台。其后，和议决裂，北京屡以单独接洽为手段，分离挑拨西南各省团结。军府中也有人主张联合徐世昌或段祺瑞的。非常国会又有改组政府的建议。唐继尧提出三项主张：（一）防止单独媾和；（二）挽留代表继续和议；（三）巩固军府，维持西南。为实现这三项主张，周钟岳所拟电文十余件，秉承唐氏意旨，阐述唐氏观点。但不久，滇军分裂，西南各省组织的护法政府亦随之瓦解。驻粤滇军的分裂，影响和动摇了驻川滇军的地位，川中民军将领石青阳、颜德基等屡次来电，说熊克武伤害大局，请求云南出兵驱逐。唐继尧召集会议讨论此事，周钟岳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后认为：不可用兵，宜以联军司令名义劝告川军，使知“川军连年苦于兵战，不堪再扰”的局势；滇军则宜划江而守，保存实力，以免陷于漩涡。其持论颇有见地。而郭同却主张支助石、颜倒熊，并引用唐裴度的故事，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唐时先吴元济作乱，举朝皆主抚，众口附和，并为一谈。惟裴度主战，宪宗用其言，遂平淮西”。并进一步向唐继尧献策说：“今川中群起倒熊，必能成功，请联帅内断于心，不必为左右所摇夺。”周钟岳闻言，愤然拍案而起，斥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比裴度？你只配做黎黄陂的军师，劝他调张勋率兵入卫，招致复辟之祸，叫黎黄陂爬不起来。我云南护国护法，连年用兵，一枪一卒，都是云南人民的膏血。你们这些空谈主义之辈，还有良心体恤我省人民的疾苦吗？！”说罢，欲殴之。唐继尧急挽之复坐，周钟岳竟拂衣而出。

周钟岳于1919年至1921年代理省长主持滇政时，意欲修明内政，稍苏民困。但由于当时大局未定，政变频繁，武人用事，诸事掣肘，一筹莫展。1921年4月20日，军政府正式特任他为云南省省长，他却决然辞职，到西山疗养。

1927年，胡子嘉、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军长发起“二六”政变，改组云南省府，采用委员制。胡子嘉、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及周钟岳等九人被选为委员，名义上仍推唐继尧为省府总裁。周钟岳起草《新政府大政方针意见书》，重申；“吾滇近年之患，其原因皆起于用兵。因用兵而军费浩繁，财政竭蹶，士兵怨愤，土匪纵横。以至内则民不聊生，外则为人仇视。而吾滇遂处于内忧外患，不能安居之境也。”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四大方针：（一）消弭兵祸，（二）辑睦邻封，（三）顺应潮流，（四）调融嫌隙。特别强调国家统一、军队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体措施中第一条就明白宣称：“宜自动自决，加入国民政府，亟谋国家统一。确定本省地位，刷新政治，巩固国防。”第二条提出：“精兵主义，统一指挥，使成为保卫国家之共同军队。”他的政治远见，对国家的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不久，发生了龙云与胡子嘉、张汝骥、李选廷四地方军阀之间的夺权战争，史称“六一四”事变。这次地方争战，人员伤亡十分惨重，地方糜烂不堪。周钟岳无可畏惧，挺身而出，呼吁双方停止自相残杀。与各委员联名发表通电，首先回顾“吾滇以边远贫将之区，用兵历十余年，出征达六七省，悉索敝赋，力竭声嘶。然犹曰为国家存亡，大局安危所关，不得不尔。我滇虽含辛茹苦，亦义在则然也”。接着沉痛指出“不图复有6月14日之事。乃两旬以来，祥云一役，彼此死者闻已逾千，近者禄丰一战，亦闻双方损失不下数百。加以纷集匪徒，且战且掠，人民之直接间接受蹂蹒伤亡者且不知其数。人民皆吾亲族故旧也，士兵皆吾乡里子弟也，子弹武器皆吾滇人之血汗脂膏所换得也。不为国家牺牲，而乃为局部消耗，岂不可悯可惜！钟钟岳等受群众之公推，备员政府，爰本良心之责备，共作正义之主张，应请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若而为国民革命之先驱，前途发展光荣，宁可限量耶？钟岳等责任关系，既无可诿谢；桑梓安危，尤不敢坐视”。最后告诫说“若劝告无效，仍复一意孤行，则是有心糜烂地方，责有攸归，当候民众之裁判！”通电一发，胡子嘉、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人虽心存敌意，却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了凭城作战的计划，移师东行，此次战祸才得以避免。

以上所述，充分体现了周钟岳在民主革命阶段，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作出的贡献。其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经历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重大政治矛盾的尖锐时刻、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一次又一次协调或者调停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军事派系之间的关系，推进了政治进步。

周钟岳著述丰厚，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成绩卓著

周钟岳对云南地方文献，悉心关注，接触广泛，研究深入，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所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为后学者开辟了正确的治学道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周钟岳对于地方文献古籍，十分重视。1912年初，任军都督府秘书长时，致函郭燮熙先生，嘱其搜集有关地方文献，函中说：“地方文献，凝聚着千百年来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智慧，保存了千百年来云南人民的进化史实，实属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民国初，他倡议成立云南文献史料征集处，组织人力，进行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当时由云南省图书馆负责收集整理文献的工作，成立了辑刻云南丛书处，他把收集史料的工作，留由军都督府秘书厅负责，而着力进行《云南光复志》的编纂（成书时改称《云南光复纪要》）。

1911年秋，云南军民先后在腾越、昆明、临安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当时各地的起义军，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军政府。在腾越，称滇第一军都督府，张文光称云南军都督。在昆明，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称都督。在临安，称南军军政府，朱朝瑛、赵复祥称统领、副统领。当时形成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格局。各方面对革命的性质、目的、涉及外事的态度及措施，对内政的筹建，对邻省的关系等等各持己见，甚至同室操戈。最突出的表现在腾越与大理的争执。及至事态初定，又有援蜀、援黔、援藏等军事行动，省内省外，议论纷纷，公私文牍，杂然并呈，视听淆惑，莫衷一是。周钟岳怵焉忧之，于是倡导成立编纂《云南光复志》组织机构。蔡锷聘周钟岳为“光复史局”总纂，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为编纂，分任撰述。光复史中，《光复起源篇》《光复篇》《迤南篇》《迤西篇》《援蜀篇》《援黔篇》《军事变迁篇》《建设篇》等九种先行成书。后来采辑所得，则汇为长编，以备将来築修国史时参考。又把各界所投的云南光复人员小传，汇为《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一册，以存永久。从着手编纂到史稿完成，仅以少数人的心力，三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实属难能可贵。此书编录悉有依据，间或参有见闻，亦必择有征信而可靠的材料才著录，不爵以私意，是一部珍贵的地方现代信史。

该书由赵式铭和郭燮熙二人具体负责。并分别指定人员，凡有关辛亥革命的官府档案、私家著述、省内外报章杂志刊登的专文评论、电讯消息以及缅甸仰光、安南河内、香港各地的有关内容，都搜集起来，进行研究。当时，时势动荡，立场观点、文字载述不相一致，《云南光复志》作为正式文书，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云南光复志》有《光复起源篇》《光复上篇》《光复下篇》《军事纪要篇》《建设篇》《迤西篇》《迤南篇》《援川篇》《援黔篇》《西征篇》等八十篇。周钟岳、赵世铭、郭燮熙、张肇兴分别撰写，其中有一题制成数稿者，有一稿几经更易者，都经蔡锷和周钟岳亲自审阅批改。《光复上篇》并由蔡锷另稿改写，然后厘定，全书准备付印。后因蔡锷奉调离滇，全稿连同所收文件资料共十余箱，存五华山军都督府中，竟至散佚。直至1929年，方树梅先生任辑刻云南丛书处编审员时，郭燮熙先生寻得所写《迤南》《援黔》《建设》三篇稿本（均有蔡锷批改笔迹），送交方树梅转交云南丛书处保存。后经方树梅继续搜寻，复得赵式铭、张肇兴所纂稿本，其中张肇兴所写《迤西篇》《援川篇》，均有蔡锷详细批改字迹，并贴有蔡锷亲笔所书浮笺，加盖印章，弥足珍贵。周钟岳所写《建设》《援川》二篇底稿，亦均寻获。现除《军事纪要光复下篇》外，余稿均全，而《援川篇》有二稿，《建设篇》有三稿，足证当时慎重行事，分别纂写的真实情景。其他所征集得的文献资料，亦陆续时有发现，如周钟岳《惺庵日记》《文牍汇存》《惺庵尺牍》，滇第一军都督编修处《滇复先事录》，周兴仁《驻蒙陆军宪兵队历史》，李根源《西事汇略》，孙仲瑛《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丁恩远《榆军光复史草案》，刘盛堂《黄君子和事略》，张子贞《黄武毅公行述》，刘法坤《贵州东路游击军战史》，谢树琼《杨振鸿张文光合刊》（日本出版排印本），谢汝翼《光复滇省事略》，无名氏《援川滇军事纪略》等五十余种，大部庋藏在云南省图书馆。

在编纂《云南光复志》的同时，周钟岳积极开展搜集地方文献，编纂《云南丛书》的工作。周钟岳亲自敦请陈荣昌先生出山担任《云南丛书》的名誉总纂，赵藩担任总纂，参与的还有方树梅、袁嘉谷、秦光玉等十余位宿儒。辑刻《云南丛书》处成立于1914年，周钟岳已北上进京，行前他将人事、组织、经费、计划等都作了妥当安排，所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于是年即首先刊出了《云南丛书总目》，列出择定收入丛书约152种1122卷的书目名单，并即一面审编，一面开工雕刻印刷，1914年至1923年，不到10年的时间，已刻印142种1064卷，又不分卷的47册。1922年，周钟岳出任云南省长公署秘书厅厅长时，又敦请秦光玉先生主持辑刻《云南丛书》处工作，除继续完成未尽工作之外，又编纂刻印《云南丛书》二编。至1940年，陆续刻印出38种133卷。另《滇文丛录》一种，以数量较大，至1946年始排印成书。综计《云南丛书》初编、二编已刻印者180种1197卷，不分卷的47册。《云南丛书》选录了大量的地方著述文献，无论在古籍整理、学术研究、史志征核、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它不仅是云南先贤宏作巨制的精选，一省文献的荟萃，且有许多是举世公认的不朽之作，反映了千百年来云南文化的发发展进程和概况。其贡献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的，而周钟岳却是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创始者和促进者。

周钟岳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关于云南地方史的整理编纂工作。纂修国史、志书、乡土风物志，是我国优良文化传统之一。我省通志，自元李京《云南志略》以来，迄清光绪600年间，官修私撰，几十七焉，虽一方史迹，犁然可征，然旧习相沿，辗转陈袭，所有命意取材、观点方法，不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而已成者既多散佚，辛亥后复告阙如。周钟岳乃有新纂全滇通志、续修民国通志之为议，而收集旧佚，网罗遗文，实为首要。1930年，在周钟岳的倡议下，组建了云南通志馆筹备机构，周钟岳任主任。1931年，设立云南通志馆，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纂修新的《云南通志》。与其事者除省府委员、各厅局长外，还有滇中宿儒袁嘉谷、陈价、张鸿翼、金在铭、孙光庭、顾视高、秦光玉、陈一得、金天等诸位先生，方树梅为编审干事，与赵式铭副馆长负责日常工作。在刚成立通志馆筹备处期间，方树梅担任筹备干事，草拟编纂新志的纲目和采访方案，拟定各种编写原则条例。最初拟继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之后，补宣统以来20余年间事，名为《续云南通志》。周钟岳认为续修固属重要，而本省各前志，无论官修私撰，大都出于封建文人之手，立意取材，各有阿好。时移事异，自应改弦更张，重予厘定，谬者正之，缺者补之，以科学态度，注入进步思想，始能铸成信史，有益未来。方树梅力附斯议，提出纂修新的全省通志及民国云南通志的方案，几经讨论，反复研究，乃决定自开滇至清宣统辛亥为止，修为一帙，名《新云南通志》，民国以来20年间事，另成一帙，名《民国云南通志》。前者于1943年完成，1949年出版，改定名为《新纂云南通志》，后者以各地方所征资料参差不全，仅就得稿依类汇集，尚未及整理删削，在各类门封面暂署名《续云南通志长编》，移交云南图书馆庋存，即今省方志办公室印供新修省志及各县志参考的《续云南通志长编》。《新纂云南通志》于完成出书时，共厘为264卷140册。全书的组织结构、选材命题，虽仍有承袭前志的痕迹，但却注入了新的观点，以较科学的方法，分类部居，考证得失，并更多地注意前志佚缺，增加新的类目，如外交、农业、物产、财政、族姓、土司、边裔、学制、军政、盐务、工商诸考，都是前志所忽视或未详及的。新志一出，云南2000年来衍化史实、社会发展进程，井然呈现于读者眼前，非如前修各志的徒为封建统治者张目粉饰，备此一格而已。新志的总体规划及一切人事、经费的安排，周钟岳总揽于上，各类门分纂人员分别撰述，周钟岳则除上述各种情况外，以所担任的政治方面职务过忙，尤其自1939年调任内政部长离开昆明后，对新志工作已无暇顾及，但仍随时关心催询。1945年回滇休假时，潜居安宁，对新志从头详加审阅，多有订正，并与方树梅商定加紧征集《民国通志》资料的工作。至1947年，周钟岳辞去公职，静居昆明，对新志又作最后的审定，并商之卢汉主席，筹拨经费，组织云南通志校印处，聘梁之相为处长，负责校印出版工作。此一云南地方史志，遂得于1949年出版，公之于世。至《民国云南通志》的编纂，在《新纂云南通志》编纂期间，本属同步进行。但前者采辑资料，大多本已有文献。清代所修雍正、道光、光绪诸志书，在滇均有原刊之本。明代所修各志，经方树梅多年的收访，先后获得传钞之本，最重要的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滇略》以及清《康熙云南通志》刻本暨《滇考》《滇系》等，又有各位名师宿儒，分类编写，稽考纂辑，故得计日集功。后者则因在资料征集时，连年内外军事频仍，时局动乱不安，人事变动，经费短缺，以致未能按原拟计划顺利进行。但方树梅先生不绥不懈，一面征集，一面整理。周钟岳两度通阅已得之稿，随手订正。方树梅于1949年秋，将全部稿件草订成册，全都进交云南图书馆妥为保存，期于有条件时再继续编纂成书。事隔30余年，得省志办公室校印出版。周钟岳的所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为后学者开辟了正确的治学道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今天，在盛世之年，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不辱使命，继承先贤的优良传统，在云南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收集、整理、研究并交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了《云南丛书》已刊和待刊本，完成了先贤们的遗愿，做了一件千秋功业之大事。

周钟岳创办新式学校，为云南教育事业做了奠基工作

周钟岳对创办新式学校，为云南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正确的办学道路，对云南教育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周钟岳是抱着一种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情结，辛勤耕耘在地方教育这块乐土上的，而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周钟岳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考入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时，即立下了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誓愿。周钟岳于弘文师范毕业后，奉云南留学生监督处的指示，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曾有“非所愿也”之言。1907年回滇，任省学务公所课兼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奠定了他学术造诣上的基础。

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周钟岳积极参加，并任军政部和参议院参事、登庸局长、军都督府秘书长。但周钟岳仍以建立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在任教育司司长时提出了“教育救国，师范为先”的方针，制定《发展全省师范教育纲要》，增设了大理、永昌等六个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注重推广中小学教育和边疆民族教育。从此，云南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开端。1913年，滇督蔡锷奉调入京，周钟岳亦随之进京。临行之前，曾对先君赠言：“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民国初建，更宜培养新的人才。创建新式学校，学习科学技术，更新思想观念，实为当急之务。云南的未来，关键实系于此。希望勿违初衷，勉负重任。”由此可见周钟岳对教育事业之重视，他重任在身却一直关心云南的教育发展。如筹建东陆大学、派遣留外学生、教育经费独立、发展义务教育和边地民族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内地各大学迁移昆明，以及筹办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任董事长）等等，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东陆大学

周钟岳虽然处在新旧变革、社会动乱的年代，但是他有一种爱国、爱乡、爱人民的精神，有一个不图名利的思想境界，主持滇政或执掌修志编史、教育工作都干得踏踏实实，孜孜不倦，努力改革创新，拓展工作新局面。因此，无论在编史修志、教育事业还是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事业，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后世留下了丰硕的精神成果，其精神昭示于来兹。

来源|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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