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解析管仕斌小说与樊同伟戏剧的成功

王人天

近年来，宣威管仕斌的小说与樊同伟的戏剧频频取得成功，在曲靖文学界引起轰动，并在省文学界引起强烈关注，这不能不让我们思索、反省，对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一番研究分析。当代的文化到底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写作？怎样才能够把作品推出去，并得到一定的读者群？这是我们思索的时候了。

其实，我们到网上各个文学论坛浏览浏览，到书店去翻一翻现在的书，哪些畅销哪些不畅销，再看看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包括饮食起居穿戴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世俗文化的来临。

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是世俗文化？

世是世间的，俗是通俗的，世俗文化就是世间的通俗文化，它是相对于高雅文化而言的。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最广大最普遍群众的文化。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工、农、商、学、兵”，他们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以及思想动态、习俗等，通过话语和行为反映为文化，这些文化是常以为见的，是与知识精英们的高雅文化有区别的，往往通俗浅显易懂，是一种大众化了的文化。为什么又不把它说成是大众文化呢？因为它只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中也有高雅文化，大众中包含着许多知识分子和部分专门研究人员，但并不说明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都是高雅文化，他们在创造着高雅文化的同时，又更多地创造和使用着世俗文化。

世俗文化又包含着两类文化，一是隐涵于生产生活中饮食起居衣食住行里的大众化了的文化，二是带有地域性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而这两类文化中又包涵着健康与不健康的文化。不健康文化就是指低级庸俗下流愚昧封建的那类文化，这类文化是我们所要抛弃的文化，是我们所不啻的文化。

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且不说古文化，单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早在五四文化运动时期，就实行了一次传统高雅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折，当时由于白话文的提倡，有的写作干脆用了口语式，一路跌跌撞撞摸索了几十年，直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才正式将这种摸索定了下来，实现了传统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轨。其实，工农兵在当时就是最广大群众，他们的文化就是大众文化，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世俗的生活产生的必然是世俗文化。由此世俗文化就深深地蕴涵于新的精英文化中了。在这个时期，民间文学也正式有了名位，被列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到了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的富裕，市场文化逐渐地显现出来，原有的精英文化已不再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而逐次地对市场文化进行默认、妥协，就是很大型的北京的刊物《评论选刊》也改为了《热点文学》，安徽的《江淮文艺》改为了《通俗文学》，一切的企业文化、民间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大潮的冲击使文化精英们惶惑恐惧，感受到了自身地位的威胁，于是纷纷下海经商。但是文人始终是文人，坐在书桌上研究写作惯了，怎会那一套经营方式，导致不少人碰得皮青脸肿，只好又回转来写作。当然，回转来的这部分人就是对文学有着强烈热衷的人，管仕斌樊同伟就是对文学有着强烈热衷的人，也许当年文化精英们下海的时候，他们也曾想过下海，想去捞大把的钱，但是他们明白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自己最热衷的是什么，所以坚持了下来耕耘文学。

管仕斌曾讲过这样的话，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通俗小说满地摊，那些书籍印刷质量极低，错别字连天，黄色情节通篇即是，而销售量却处于狂热状态，当时他就想一定要坚持写作，有朝一日，要把高雅文学与这些通俗小说融合起来，写出好看的书。

如今，他的想法实现了，《浮出人海》在《当代》上发表，《人人都要死》在《边疆文学》上发表，还有许多在《章回小说》、《中华传奇》、《草海》、《滇池》等发表，并且出了自己的专集《浮出人海》。他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融合的观点。

就是樊同伟，也曾在《花灯的发展应回归其根》中说：“云南花灯就是云南农民培育出来的艺术之花，最早出现的是花灯，表现的内容就是农民的生活，唱腔也来自农民创造的山歌小调。表演动作也来自农民的生活劳作。”他使用的体裁是花灯戏剧，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大量地向农民学习，换句话说，也就是把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有机地融合。

樊同伟与管仕斌使用的体裁不同，而他们的时代相同，所寻找的创作点相同——即经过经济大潮冲击后对文学的反思，寻找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点。尽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从他们的成功看，可以说是代表了宣威文化文学界的精英），但是他们难以逃避时代的趋向，而且这种趋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精英们要想站住脚，就必须不墨守陈规不保守旧传统，而是把旧的精英文化与现在的主流文化（大众化的世俗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新的精英文化，以满足市场文化的需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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