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是为了学会做人的(曾国藩进德修业)

曾国藩读书是为了学会做人的(曾国藩进德修业)(1)

进德修业,读书明理

曾国藩非常重视子弟家人的读书学习,以进德修业为树人之道,教育他们旨在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对曾国荃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

曾国藩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告诫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咸丰八年,曾纪泽参加科考,曾国藩即告诫他:“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出榜后,要求立即阅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曾国藩嘱他抓紧时间读书,充实自己,要求他写信“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

其后,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他告诫曾纪泽、曾纪鸿:“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宫。”曾国藩说:“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要求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曾国藩尤其嘱咐曾纪泽:“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他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二是“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即“孝弟仁义”;修业即“则诗文作字是”。进德之事,在家书中,曾国藩对作人处世,修身养性,为己之学等,从各个方面作过大量论述。至于修业以卫身,曾国藩认为:“卫身莫大于谋身。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作为劳心之士,总须读书才能获得谋身之资。曾国藩强调说:“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

曾国藩认为后人是否读书,是家庭能否兴旺的标志。他说:“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如果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他把希望寄托在纪鸿、纪瑞二人身上,认为此中关键全在他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侄子曾纪瑞“得取县案首”,曾国藩“喜慰无已”,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曾国藩叮嘱曾纪端“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

读书的目的之一是“进德”,即做到“孝弟仁义”。进德要从少儿时期开始,曾国藩对朱熹所编《小学》一书十分重视。朱熹从古代经史等文献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为《小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等四个纲目,外篇分嘉言、善行两部分。该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流传广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体现了“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曾国藩因此“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

曾国藩认为:“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而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古代的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也是此意。曾国藩因此将“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首先进行品德教育,“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在曾国藩这里,因进德修身而读书是第一位的,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曾国藩说,如果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即使是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如果“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曾国藩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读书是为了做一个明理之君子,如何做到这一点?曾国藩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已身切要之事”,其八条目中为真正“致功之处”,则仅格物与诚意。所谓格物,“致知之事”;所谓诚意,“力行之事”。何者为物?“即所谓本末之物”,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及天地万物、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谓格,“即物而穷其理”。

曾国藩举例说,“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荐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致知之事”,即弄清各种事物之理。所谓诚意,“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为“力行之事”,即按照所明之理去做。格物与诚意“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显然,读书是为了做一个笃实践履的明理君子。

曾国藩读书是为了学会做人的(曾国藩进德修业)(2)

教子侄“读书之道”

经过长期学习实践,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读书之道”,如“专”字诀和“耐”字诀。关于“专”,曾国藩认为这是求业之精的唯一之途。他要求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若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作试帖均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他“切嘱切嘱,千万千万”,要求诸弟此后写信来,“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曾国藩说“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和疑义,心得可以共赏之;疑义则可以共析之。”他提出,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

曾国藩时时勉励儿辈努力读书,要求他们努力奋发,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即使“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曾纪泽十八岁时“学业未见其益”,曾国藩以姻伯之子因家贫勤苦好学,“少年成名”之事例教诫他,说:“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他勉励侄子曾纪瑞说:“将相、圣贤、豪杰均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曾国藩告诫他说“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从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愿吾侄早勉之也。荫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侄十八九岁,即与纪泽同进京应考。然侄此际专心读书,宜以八股试帖为要,不可专恃萌生为基,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益为门户之光。”

当家中儿辈“读书不甚长进”,曾国藩遂以“为学四事勖儿辈”:一是“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二是“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三是“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四是“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这是曾国藩“阅历一生,而深知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

曾国藩还具体指导诸弟及子侄读书学习,包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如“看、读、写、作”。他不时给儿辈讲学术发展史,在给曾纪泽的函中说:“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他告诫曾纪泽看《汉书》,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并教以小学中字形、训诂、音韵三大宗,对他“从事小学、《说文》,行之不倦,极慰极慰。”

对朱熹所说“涵泳”二字,曾国藩作了贴切的阐发,他告诫曾纪泽:“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针对曾纪泽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曾国藩嘱他“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还主张读书要有选择,他希望曾纪泽承其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他所好其他八种书“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关于作诗,曾国藩认为曾纪泽所作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阅之感到“欣慰”,告诫他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并选抄五古九家、七古六家作为范本,认为这些诗“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曾国藩说,拟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高声郎诵,“以昌其气”,继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迸,“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曾国藩认为,诗成自读,“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他引用古人所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锻诗来就且长吟”,说明“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因为“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懂得这一点,“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还细心指教曾纪泽如何领会古人之诗,如韩愈五言诗“本难领会”,要他“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雷其圆”;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框怯频窥觇”。曾国藩嘱曾纪泽“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

关于写字,曾国藩甚至教以“讲究墨色”,说:“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问,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关于作文及写字,曾国藩教以“珠圆玉润”四字,说:“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并列举“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如徐陵、庚信,但他认为江淹、鲍照“更圆”,沈约、任防、潘岳、陆机,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驷、蔡邕,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韩愈“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淹、鲍照、徐陵、庚信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尔其勉之”。他认为自己对于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达之腕下,每歉然不怡耳”。

曾国藩认为,读古文要精熟,“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原”。如果“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读古人之文,要“领略古人文字意趣,尽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曾国藩指出,可从四个方面探究,一是“有气则有势”,二是“有识则有度”,三是“有情则有韵”,四是“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他嘱曾纪泽从所阅古文中,悉心揣摩“何篇于何者为近”,写信要长一点,“放论而详问焉”。

对于儿辈,曾国藩抱着很大的希望。在读书治学方面,他认为自己有三大不足,即生平三耻。一是“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二是“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三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曾国藩嘱曾纪泽,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曾国藩告诉他,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要他“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嘱他“凡作一事,无论大小易难,皆宜有始有终”。作字则先求圆匀,次求敏捷。如一天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续,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这样便可以弥补其“缺憾”。

曾国藩在指导儿辈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长处和短处,如曾纪泽“制举文字,工力过浅,性亦不近,难作侥幸之想,只冀看书稍多,续我素志。”又说他“看书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亦当不止于此”。现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其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是其所长,“即宜拓而充之”。指出曾纪泽写字“笔力太弱”,嘱他以后“常摹柳帖”,家中有柳书《元[玄]秘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种,嘱他取《琅邪碑》每天临摹各百字,要“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每次家信内,各附数纸送阅。”

家人读书如有长进,曾国藩为之高兴,曾国华作古文大有进步,他“欢喜无极”,说:“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吾弟真不羁才也”,“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曾纪泽对有关小学问题的回答,“亦有条理”,曾国藩“甚以为慰”。当知道曾纪鸿为老师“所赏”,曾国藩甚感“欣慰”。

综而言之,关于读书治学与治家,曾国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思想与经验,值的我们深入学习借鉴。

◎本文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分享
    投诉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