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失去了自由（我仍然相信性自由的力量）

性解放中女性的尴尬地位

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小说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琼·阿诺德 (June Arnold) 回忆了女权运动早期的性意识解放。在当时的会议中，女人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爱欲、情感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她们认为性是一个“巨大而关键”的话题，阿诺德女士写道——然而她们自己欲望的本质往往不可捉摸。

性革命如日中天，但第二波女权主义几乎还未起步。正如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最近所说，女性对性环境的沮丧往往源自于其地位的尴尬：“当你解放了性却没有解放女性时，将会发生什么?”女人们渴望得到性自由，但事实上，性仍然只为男性量身定做。许多异性恋女性觉得她们的情感需求被抛在了身后，而她们的性需求对她们的伴侣和她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谜。

这么多年来，女性始终被教导要优先考虑男性的欲望而不是自己的欲望，在半个世纪后局面依旧难以改变。Z世代已经开始质疑性行为的必要性，有时甚至选择完全禁欲的生活。随着 MeToo 运动逐渐演变成一场焦点不明的辩论，一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重视“性同意”并弄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是不够的——

那么，“超越同意，发现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了解我们真实的欲望”

早期女权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对女性的解放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事实证明，找到答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16年底，我结束了一段8年的感情。我们的婚姻几乎符合了所有“现代、进步”的标准。然而，我发现自己无法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性关系是糟糕的，哪怕说是“糟透了”也不为过。虽然性并不是我们关系中唯一的问题，但它是我们脆弱关系最明显的表征。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向自己、伴侣或朋友表达我最深层的需求。我，一个掌握着身体自主权的女权主义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长期以来，对欲望的探索似乎总是与政治议题形影不离。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追求性和谐的重要性，但拥抱性自由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就在阿诺德写完这篇文章六年后，社会学家希尔·海特(Shere Hite)发布了一份关于女性性行为的报告。报告指出，即使是那些最前卫的女性也很难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念中弄明白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一位女士试图作出解释，她说自己并不想要那种“传统”的承诺，确切地说，她更看重一些类似于“情感联结”的东西。“我不认为一个人必须恋爱、结婚，就此与一个人共度一生”，但她似乎又无法将一种超越关系的性行为合理化，“心灵和身体是一个有机体，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好感，那么身体上的愉悦似乎也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模糊与迷惘，而所有的迷惘都挑战着旧有的性文化。

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派别对性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保护主义潮流回溯。“不要强奸我，不要虐待我，不要物化我”，然而，保护主义者们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厌女的社会。

这些禁忌也适用于女性：那些想要被控制，甚至想要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人都被视作自欺欺人。“这里的每个女人内心都知道，”作家、反色情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1978年写道，“物化、滥交和单纯的欲望满足是男性的作风，而我们作为女性，更相信情感、幽默、温柔和承诺。”然而， 如果说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观念很难鼓励自我实现，那么这种新的女权主义也没有做到。这种关于女性内心“应该”怎么想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视女性的现状，反而会增加她们内心的羞耻感。

性自由的边界始终是各方力量博弈的关键之地

一个女权主义团体曾发出警告，认为只关注性暴力的政治宣传只会让女性成为“男性行为的道德监护人”，正如卡罗尔·S·万斯(Carole S. Vance)在她的里程碑式文集《愉悦与危险》(Pleasure and Danger)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还主张，压制女性欲望是父权制的惯用手段，“性别不平等的可怕影响可能不仅包括野蛮的暴力，还包括对女性冲动的内化控制，从根本上用自我怀疑和焦虑毒害欲望。”与这种控制作斗争，强调关系中的快乐、亲密、好奇和兴奋是扩大女性自主权的关键。

从那时起，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女性获得性满足的权利更多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与行为领域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放。但从纷乱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中提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有时仍然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我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婚姻中缺乏健康的性关系的呢？我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追求爱情和欲望的自由，然而我在高中和大学的几年时间里仍然不确定如何去做。我崇拜《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萨曼莎(Samantha)，我希望性是有意义的。但我也对异性恋中的某些“潜规则”感到反感，例如，女人要求男人用承诺换取性，而男人则同样默许这些规则。我曾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坚守着异性恋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当我在32岁离婚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学会正视与探索欲望而非被动地认同社会默认的性文化，例如类似B.D.S.M.之类的倾向是否是我的真实欲望，或者它们仅是在一个厌女的社会里生长出来的反抗机制。

正是“性”模糊的定义，使追求性快感本身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议题。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时常被父权制和女权主义相互冲突的期望所掩盖。实际上，与我们真实的欲望搏斗，感觉就像一场史诗般壮烈的孤勇之旅。然而结果听起来可能会令人沮丧：社会文化对性的期望越来越高，尽管性的质量仍然很低。

所以，这也就难怪人们趋向于一个更为防守性的姿态——把注意力集中在规范上，并缩小性行为的可选择范围。《重新思考性》(Rethinking Sex)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汀·安巴(Christine Emba)呼吁提高“什么才算是美好的性行为”的标准，制定“更好的规则”，以缓解许多Z世代女性所表达的那种不安情绪。“在我们急于解放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遗漏了这些重要的东西”，她写道。

通往性自由之路

我永远不会主张纵欲与强迫性行为。但我确实相信，追求更多的性自由，仍然是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途径。

在错误的情况下，这种自由可能导致社会规范向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倾斜 。毕竟，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厌女的世界，而争取自由往往让人筋疲力尽。尤其是对异性恋者来说，这需要他们超越文化默认，积极地追求真正的幸福。相比之下，酷儿群体经常把积极地、有意地思考自己的欲望作为他们政治议题的一部分。

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在帮助女性摆脱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了解女性、消除成见，我们需要走进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解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到底是怎样的——包括关于性观念与性文化的现实。

20世纪70年代，在一次关于性的会议上，代表们争论不休。

“我想我们不会从这次会议中得到任何结论，”一位女士评论道，“我们都在讨论完全不同的东西。”

“漂亮！”有人回应道，“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