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

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1)

很少会有一位幕后工作者,会引起这么多的好奇——半个月前,歌手谭维维的新专辑《3811》上线。很多人都在问:尹约是谁?

词作者尹约,为这张专辑的五首歌填词,其中有一首是《小娟(化名)》。这首歌里尹约写那些在新闻中被暴力以对的女主角们,每句歌词都指向我们共同记忆里的社会事件,以及打压、骚扰、家暴、网暴……那些无处不在的、伴随女性一生的暴力。

这首歌上线后,有人在豆瓣短评中写道:没想到,在这个摇滚都被娱乐驯化到温顺如羊的年代里,会有这样一群女性站出来向社会掷出她们的铿锵之声。

《小娟(化名)》不是尹约唯一的代表作。2014年入行以来,她参与过一系列歌曲和专辑的创作,包括传唱度极高的《默》、《大鱼》,她的词被评价雄壮优美,兼具才情和胆识。

2019年春天,哈佛大学的华语流行音乐四十年论坛上,尹约少有地做了一次公开发言。她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作为女性创作者,在男性占主导的幕后音乐圈的遭遇——一些人夸她写得像个男人,有人斩钉截铁地说女人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可是,哪怕一个男性作词再细腻骚柔,却从来没有人会赞美道,这个男人写歌『真像女人』。她认为性别歧视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枷锁。她希望有一天,女性创作者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女艺术家,但我们首先是艺术家。

这种女性视角跟尹约的成长经历、生命体验都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期待男孩的家庭,被冠以一个男性化的名字,然后作为独生女儿在规训中长大。作为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性,她曾在担任节目主编时被当做秘书和助理,从词作者转型音乐制作人时被直接质问:为什么你可以?

那些细微的、无处不在的偏见,让她再无法回避这个话题。

十天前,《人物》记者在首都机场附近和尹约见了一面。当决定接受采访时,她专程飞到北京与我们面谈,确保自己谈得准确和充分。

她很瘦,一张小脸,一头长发,声音温柔,说的内容却有力量。她讲到在今年春天和冬天她是怎么写下了这些词,关于那些边缘的、畸零的、破碎的女人,讲到她的家庭和教育怎么塑造了今天的她,也讲到一个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打破天花板,如何为心里的那些好东西撑开空间。

以下,是尹约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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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小娟(化名)》写了多久?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里冲撞的东西。

《3811》这张专辑的念头,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大概是2016年,我和维维第一次合作,那张专辑发得很慢,我们也慢慢了解对方,发现我们都有很充分的、想表达和创作的东西。专辑发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她想做一张新专辑,关注少数民族的女性,有一些人因为习俗或者贫困等等原因,生存状态可能不是非常好。之后我们断断续续讨论过彝族的哭嫁歌,还有藏族等等民族的东西。

但后来我们逐渐发现,光做少数民族的内容,可能还不足以表达我们所有想表达的。就像她在专辑先导片里展现的,我们想讨论的话题可能是:女人生病了怎么办?女人被暴力了怎么办?女人在生活中她的情欲是什么样子?一年前,她把专辑草案和先导片交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完全被迷住了。

今年年初,我开始写第一首歌,主角是维维的三姨。维维的三姨叫章存仙,是四川一个小镇上的公交车售票员,现在依然在享受爱情,是一个非常勇敢、浪漫的人,她的男朋友叫她幺妹。当时我拿到的资料不多,就这么稀里糊涂开始动笔。

2020年,现在说到这个年份我心里都有点抖。那个春天其实我过得蛮痛苦,当时置身于一种巨大的割裂里,一边是在跟周深上湖南台的《歌手》,那个节目里我们做了《达拉崩吧》,一个非常欢脱的作品。一边又是疫情,整个世界很压抑,我心态也有点垮掉了,过敏很严重。有天吃完饭,我整个人全身红肿,喉咙也肿了,感觉无法呼吸了,人生第一次叫了救护车。但到了医院,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我跟医生说,我看了太多悲伤的新闻,医生说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去写一首浪漫的歌,真的很难。我想了很久,想到了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就有了《章存仙》里面那句就算只有蜡做的翅膀,也要飞向太阳。我其实很怕大家说我写东西很美,好像他们看不到这个文字下面是什么。比如之前写一些影视的贴片歌,你是按照片方要求为某个角色去写,很难有自己的表达,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藏一些私心在里面。这句就是对那段时间心情的表达,我们大多数人的翅膀其实都只是蜡做的,不是吗?

之后的一首歌是《鱼玄机》,因为我们想写一首歌给LGBT群体,之前写过一首《昨天涯》,有致敬《春光乍泄》的意思,这一首我们就想写女性,就选了鱼玄机。之前也有很多人写她,各个角度的都有。但我只想写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想去追究这个爱情故事多么不朽,只想写那个晚上所有的瞬间。我在作品诠释里也写了这样一段:女人愿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呢?女人要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呢?很多人这样规训我们:女人是要为这件事赔上性命的。只是很少人告诉我们,情欲浓烈时,女人本来可以有多美。

紧接着写了一首极其纯真的歌,《阿果》。这首是最初就打算要写的。灵感是来自维维之前的一次采风,她在西昌那边看到了彝族的换童裙仪式,就是当地少女的成人礼。在第一次来月经当天,少女要换上童裙,被父辈背出去,嫁给一棵树。我看过那个视频,一个彝族小姑娘,眼睛很干净,懵懵懂懂的,还是无忧无虑的状态。但是,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以后就是要嫁人的,你就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了。

我们想在这首歌里讨论女性的月经初潮,初潮时很多人都很恐慌,家里人会说这叫做大人,但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另外我们也是在讨论,为什么她这么小就要被规训,要忠贞,要嫁给一个树一样的男人。我之前读到一篇深度报道,就讲那些逃婚的彝族少女。她们为了不嫁给自己的表哥或是父母安排的谁,选择逃到沿海一些城市去当女工。

其实最初这个姑娘的名字不是阿果,而是曲别,一个更少数民族的名字。但是我在她的另一个采风资料里看到这个名字,我说我不要曲别了,我就想要阿果。写完我发给维维姐,说这个名字就是天意。阿果阿果,还没开花,就要结果了吗?

这首歌的旋律很克制,词也很克制。阿果的一生可能就跟这首旋律一样。轻描淡写,白描克制,并不波澜壮阔。但小样出来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后来就是《小娟(化名)》,这首歌的想法也是专辑开案就有了,想写针对女性的暴力,规训、打压、家暴、网暴、污名化、骚扰、性侵、杀妻……很多伤痛和疑问,伴随女性一生。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流血,在不能被承认的时刻默默流泪。

但这首歌之所以卡这么久,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旋律。最开始维维给我的旋律,我写不出来,我说这个旋律太美了,只能写情歌。到了十一月,她又给了我两个demo,我听了一耳朵,说我就要这个。真的就是缘分,它整个的律动,包括可以写很多字。我不是来玩文字游戏的。我们接受文字训练的人,当然都可以玩出东西来,但我不是来炫技的,我要写,我要表达。

当时我在家,就写了三个小时,当天就给她了。她都吓到了,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快。而且这种后坐力还蛮大的,那天我晚上没睡着,吃了各种药都没有用,我想那算了,那就不睡了。后来也有人问我写了多久,我说这不是三个小时,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里冲撞的东西,所以写得快。也有很多人问我,写这首词查了多少社会新闻,说实话我一个都没有查,我不需要查,这种事经常在发生,我不需要去查才知道这些事情曾发生过。

歌词里的奻奸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也是我听到旋律,才决定要写的。这个念头最早是小时候学汉字,你会看到这些带着女字偏旁的贬义词,你会有疑惑,本来不分性别的事情,为何都由女人承担?这个问题其实学术界是有过讨论的,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包括这首词出来之后,也会有人说,女字旁还有好的字,我也知道,但大多数字都是跟外表相关的,这跟形容一块玉、一匹马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句词是说囚禁我身躯,割断我舌头,无声将眼泪织进绸缎锦绣,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过的一个故事:菲洛米拉公主被施暴者强奸,并被割掉了舌头,但她勇敢地将自己被强暴的事实织进锦缎,被噤声亦可控诉。

11月4号那天我把词给维维,到了11月15号她就把demo给我了,特别快,那时候她已经想好了要捂着嘴唱。我记得收到小样的时候,是在傍晚,我一个人正在路上散步。那天还挺暖和,听说第二天就要大降温,我说赶紧出去。打开那首歌的时候,我正好走过一个公园,很多小朋友在那儿玩。我就一边听歌,一边看着那里面的小女孩,夕阳照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个还是有意义,至少希望以后能少一些小娟。

这首歌录了很多轨的人声,做得非常细致,最后从隐去我姓名到知晓我姓名,整个空间和层次感都做出来了。维维姐是我很钦佩的人,她可以不停去上综艺,或者做别的什么,但她选择了做这个。

线上演唱会那天,她第一次公开唱这首歌。我看到台上那么多女孩子摘掉墨镜的时候,很震撼,如果不是旁边都是赞助商的人、陌生人、各种工作人员,我想,我肯定会放声大哭的。

这首歌发出来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发出来之前我是担心过的,会紧张。写完它到现在,我可能也瘦了快十斤,当然是很多原因掺杂在一起,但确实也有这首歌的压力,像刮骨疗毒。但我不认为这首歌是在挑起性别对立,更不是要攻击所有的男性,我们都置身于这样的性别结构里,这种压力一层层传导到每个家庭、每一对伴侣,而女性相比之下,当然是承受了更多、更不容易的。都已经这样子了,这些人、这些事还不能够被记住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

这个时代这么扁平化、碎片化甚至粉尘化,我也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像当年一样,一首歌可以改变很多,但哪怕有些微小的改变呢,你有看到吗?《小娟(化名)》发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一个新闻,记者就给那个13岁的小女孩就取名小娟,我不知道记者是听到了这首歌,还是一个巧合。但是如果有一天,小娟真的变成像英文里的Jane Doe(在英文中,Jane Doe特指无名女性),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一种改变啊。

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2)

谭维维演唱《小娟》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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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能生一个,但你(的性别)偏偏不是他们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优秀。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但后来没有选择做这个,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比较纤细,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都很难过。记得大学的时候出去拍片子,可能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人、很寻常的事情,但如果有一个细节戳到我了,我回去就会很难受,每次基本都要哭。我一个好朋友就说,我心太软,太感性,太敏感,做不了一个很好的记者。

但今年疫情的时候,我们还互相发短信讨论,就说虽然我们都放弃了这些东西,但你看到新闻人在前线,你还是会觉得很不一样,你会关注那些事情,你的新闻魂还是时不时会燃烧。

后来《小娟(化名)》发出来了,她又给我发信息说,觉得我用音乐把我们当年的理想实现出来了。那个时刻,我会觉得被懂得,你当年受的教育,这个东西不管被埋得多深,它就是个种子,总有一天会长出来的。

但这种对性别的敏感,不仅仅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也跟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有关。

我是独生子女,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奶奶说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样东西。因此他们给我取的名字,不管大名小名,都特别man,因为家里特别希望你是个男孩,我有其他的朋友也这样,有个特别霸气的名字。后来上了学,就会遇到男生和我叫一样的名字,他是男某某,我是女某某。尹约是我的笔名,是我后来自己取的,尹约就是音乐的谐音。

还有我的头发,小时候都是家里的长辈带着去剪那种特别短的短发,直到读初中,我的头发都非常短,短到老师还会问我是男生还是女生。但那时候太小,你不会觉得是不对的,没有这种意识。

我妈妈也很不容易,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外公人也很好,但是他的三个女儿都送人了,儿子都留下了,所以我妈妈其实是个弃婴。她被送到老表家里,人家最后实在养不了了,又把她送回家。在这点上她很幸运。虽然很不受重视,但她还是考上了大学,留在了省城。但是她的两个姐妹没有,她们没有机会读太多书,一辈子留在农村,我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她们甚至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外公的葬礼上,觉得很痛苦。

我妈妈那一代的母亲,很多都上了节育环,但还是有人会再怀孕,孩子又没办法生下来,经历了很多身体的折磨。但是我也知道,正是因为政策,我是一个独生女。如果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很多事情肯定是轮不到我的。我很清楚自己是变相的受益者,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受害者发声。

那时候在家里,就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自己是全家的希望,因为只能生一个,但你(的性别)偏偏不是他们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优秀。我得去学习,学特长,参加比赛,比赛也要是第一名,不然家里人会失望。我从小是有这个心结在的。我很早开始认字背诗,很小就能自己看书,当大队长,高一时候竞选上全省城中学的学联主席。这种社会的驯化,就是真实存在的,我也被驯化得很厉害。

包括家里长辈对我的期望,会有一种奖杯心态。我从很小开始学音乐,包括乐器、声乐、舞蹈……都学过,幼儿园就已经上过省电视台了,小学就进了录音棚。家长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又上电视了,又唱歌了,又表演了什么。那时候跟着家里出去,我就会被叫起来,大家在喝酒吃饭,我在表演。就感觉为什么娱乐的娱是女字旁呢?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我是可以供大家娱乐的,如果是个男孩,你很难叫他们这么做,至少我成长的时候,是没怎么见到过的。

但从中学开始,我的心态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时候正好都在讲三农问题,我在回家路上就会看到农民工,慢慢觉得你也许能用文字去表达和改变一些东西,就想学新闻,死活想离开家,当时所有志愿报的都是北京的,就是想离家里远一点。我妈妈自己经历过那些事情,她是很支持我的。她鼓励我自己做选择,自己去飞。我爸爸始终是那种:你就不要出省了,就留在省台播新闻,不挺好吗?

到了后来我读完大学,大学时候拼命考试、实习,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出国,先读了一个理学硕士。接下来又很任性地转专业,修了亚洲研究的文学学位。我记得当时谈恋爱,对方的家长就会说,女孩子留学学个语言就够了,以后就去教语言就行了,你就做这个吧,你不就会这个吗。我听到这句话,就想起当年我爸说,你就去省台播音不好吗?当然不好,这不是我的理想呀。

在国外上学那几年很辛苦,上完学回国,我就开始在《晓说》工作。最开始做策划和文案,过了两年就做了主编。我中文英文阅读速度都很快,擅长整理资料。这个节目又需要去世界各地采访,我也有语言优势。所以这份工作确实很适合我,也做得挺尽兴的。

但是这种年龄偏见和性别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事情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出去谈事情,或者采访,或者跟什么机构对接,我站在那儿,拎着一个粉色的电脑包,别人很自然地会认为我是一个助理或者秘书。有时候可能我正在做我的本职工作,别人就说,哎小姑娘,你来一下,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旁边一个花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组里那么多人,你不认为其他人是,为什么是我呢?

有时候我的同事或者晓松老师也会出来说,她不是助理。我也会讲我不是,我不会当面生气,还是会很配合地把事情做掉。但是工作中我会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特别想证明说,你看看,我是来做这些的,我还可以做这些。我还特地把自己的头发烫卷了,看起来成熟一点。后来我过30岁的时候特别高兴,我想我终于可以不被当成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了。

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3)

尹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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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会说:啊,居然是女人写的。但片方可能会嫌你写得还不够男性化。

我真正开始写词,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在《晓说》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给节目写文案,被看到了有文字能力。2014年,在棚里经人介绍认识了钱雷。我们两个人都很腼腆,几乎无法组织语言,很不好意思地加了微信。

在现场就知道他的琴是有感情、有灵魂的。他在回去的路上就给我发了一首曲子,我填了词,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默》。我们在棚里录歌的时候,认识了其他音乐公司的人,入行就是这么入的。

后来晓松老师说可能有个契机,就把《默》发给了那姐(那英),后来又碰到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需要一首歌,就被大家看到了。2014年初这首歌写完,到2015年发出来,发得也很好,就误打误撞进入到OST(影视原声)这个工种里了。

我最开始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做OST,做贴片音乐,其实远离国内的语境很久了,我也不太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幕后音乐圈里,作为女性,你很快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在去年和维维一起观礼格莱美,她在微博上发了我们的合照,很快上了热搜,有人说,尹约居然是个妹子,还有人说《默》的词怎么可能是女人写的。包括在棚里,其他的朋友也会叫我玉女汉子。我蛮诧异的,可能在我看来我不认为什么风格就是男性的,另外的就是女性的,但是你硬要这么归类的话,我会被归类为男性。这个信息我接收到了,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也跟唱片公司的人聊过,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就说,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你就得像个男人。他们的意思是,男性的歌曲更好卖。在当下的环境里,男艺人的价格就是更贵。同一场商演,有的男艺人能到非常高的价格,但女艺人是不可能的。当然有特例,但普遍来讲,差异是存在的。我跟这些合作者们,平时都是很友善、沟通很多的,但是这块铁板就是在这儿,它不是为了伤害我而存在的,但是我往前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踢到它了。

特别是前几年,影视行业特别蓬勃的时候,很多歌曲都是为影视作品量身定做的,业内都把这种作品称为贴片歌,其实挺悲哀的,音乐变成影视的附庸了。那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电影里真的没什么女性,或者它表达的都是男性化的东西。比如说贺岁片,每年大家投入最多资源、渴望得到最多回报的电影,女性角色都少得可怜。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腹背受敌的状态。观众会说:啊,居然是女人写的。但片方可能会嫌你写得还不够男性化。比如我写过那种纯男性参演的电影,导演向我表达的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有偏差的。但他最后就直接说:女人写的就是不如男人,男人的东西就是应该找男人写。我当时还挺吃惊的,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也有时候这个词就不给我署名了,或者让一位男性作者来改,署男性的名字。有一次甚至是让剧组的一个男演员来改,他每次发给我看,我都说你这里有个错别字,你还改不改,到底改不改了?特别荒诞。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次哈佛的演讲上我要去探讨女性创作者的处境。当然我也可以讲别的,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别的主题和形象,我知道肯定有男性朋友、男性网友看见了会不高兴,但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说点什么。

我想表达的是,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男性创作者实在是太多了,以他们为主导,所以他们写什么你可能都感觉不奇怪,而女性表达了就会被惊奇。我写的那些词,是因为这就是我要写的,并不是模仿男性在写。这种性别歧视里其实也包括对男性的歧视,比如男人不能娘,一定要做个大男人,大家都是受害者,为什么男性不可以写出那样的呢,为什么女性不可以写出这样的呢,我连这个形容词都不好找。在我心里大家都是可以的,既然创作有这么大的空间撒欢,你就应该去跑,跑起来看看。

这几年我跟周深合作了很多次,也做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深的深》的制作人,制作《大鱼》的时候,有一个合作伙伴不是很认真,我说你不能这么混音,周深是新人,声音这么好,你把他声音混得这么泥泞,不可以的,你这个压缩得太厉害了。我不喜欢加太多的混响,我觉得这样演唱不真诚。对方就咯咯咯地笑。甚至对方还说,“你在工作中像个男人,你工作起来这么不女生。”那女性应该怎么工作?遇到问题就撒娇吗?我直接把那个混音换掉了。

我们就这样,很不容易地把《大鱼》以及专辑做出来了,整个环节和品控都在自己手里,很费心。但我记得一次发布会上就有人问,你只是作词而已,为什么能做制作人?我当时都傻眼了,很惊诧。我不是第一个这么做,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姚谦老师是写词的,也制作过很多专辑,确立了很多歌手的音乐路线,我当时很想反问,但是我是幕后,这不是我的发布会,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4)

尹约和周深、那英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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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歌词写成这个样子,而是,我不能不写成这个样子。

另一个层面的腹背受敌,其实是全体音乐创作者共享的。就是现在这样下饺子一样地生产idol,这里面其实是把他们的个性磨掉了,就像开了滤镜一样,这种音乐的生产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些业务水平不够的爱豆,他们唱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啊一声,只要发出声音,有感情地朗读一遍歌词,在棚里都可以修,现在很方便,也很快。只要是他们唱的,粉丝都会买单。另一个极端就是那种神曲,今时今日大家都选择下沉,很多时候片方都要求你这个副歌要断,要利于短视频传播。这种歌曲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包括现在还可以用AI写曲子,这种流水线会越来越快。

去年在哈佛的那次活动上,我跟罗大佑老师聊到这个问题,谈到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是反流行文化的精神。流行文化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个性的表达,说出你想说的东西,就像他以前那些振聋发聩的作品。这本来就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大家被娱乐久了,看到一个没怎么见到的,就说:原来还可以这样。

在这个行业里,我有一个很好的录音师朋友倪涵文(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项获得者),也是女孩。很多时候在棚里工作,经常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这都很常见。我前段时间读过一个报道,统计说女音乐人本身就很少,幕后的就更少(根据《音乐财经》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从性别维度看,音乐人整体男女比例为8:2)。这份工作真的很苦,你要天天在棚里,大部分的棚为了隔音,是没有窗户的,要一直坐在那里,要经常熬夜。

几个月之前,我俩跑到一个古镇,喝着特别甜的咖啡,就坐在那儿聊天。也是检讨自己吧,我们五六年前认识,算是一起入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是重复的,现在发一首歌太容易,大家不珍惜,随随便便就丢出去了。但是我们从最开始认识,就知道我们是想做好东西。口水歌可能流行一阵子就过去了,但我们的东西应该过了十年、二十年还能留下来,我们是有这个心气在的。

后来就谈论说,我们不要再做机器了。我上个月也去了我的代理公司,我跟他们说,觉得有时候接工作很不舒服,没有话语权,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文字女工。虽然写贴片歌挣的钱更多,可能是做专辑的五六倍,但是我从小学音乐,做这个行业不是为了来挣快钱的,我也推掉了一些工作,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

入行这些年,其实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今年甚至还拿到了完全由我一个人作曲作词的全新作品集合约。这对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来说太难得。一路走来岔路口是很多的,就像走迷宫一样,我最后到了这里,一个从小这么喜欢音乐和创作的人,能回到这里,有作品能被大家听到,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你会看到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一起成长过一段时间,每个人经受的压力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生活无穷无尽,要真的守住自己,可能要90%的时间是咬牙撑起一片空间,10%是让创作的种子呼吸成长。

前两天,《小娟(化名)》发出来之后有同行说,我是开了新的赛道。我倒不觉得有那种意义。创作其实更像是生理需求,它不是我的工作,要996或者有个KPI。不是说我要写,是我不能不写。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歌词写成这个样子,而是,我不能不写成这个样子。

她把悲剧变成了喜剧(她把伴随女性一生的)(5)

尹约和罗大佑、高晓松、方文山参加哈佛演讲活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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