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八年寻甸州志（光绪龙阳县志舆地沿革问题的商榷与补正）

《光绪龙阳县志》舆地沿革问题的商榷与补正，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清朝光绪八年寻甸州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清朝光绪八年寻甸州志

《光绪龙阳县志》舆地沿革问题的商榷与补正

刘统进

舆地变革既是历史风云激荡的结果，也是政治军事斗争最显性的留存，当然也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光绪龙阳县志》（后简称县志）经过几代人接替打磨，史料详实，文采飞扬，是一部难得的古代方志。特别是1986年经过校注后，使人读起来更加通俗易懂。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史料的稀少缺失，它所记载的舆地沿革难免出现一些缺失和问题，现就这方面的问题予以商榷与补正。

一、旧石器时期我县就有人类活动。

1988年6月25日，汉寿县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聂家桥乡武峰村砖厂发现了一些石器，后将五件石器送北京大学考古系鉴定。第二年3月24日，经北大考古系吕遵谔教授鉴定为旧石器，并写出了鉴定意见书。笔者有幸查看了那几件石器，的确与普通石头不一样，有明显的打磨痕迹。正如吕教授所说：“湖南的旧石器自前年发现以来，颇受学术界注目。在沅江流域的新发现，增加了湖南地区旧石器的透明度，故其意义十分重要。”这几件石器现珍藏在市博物馆。这些石器的鉴定就意味着本县在旧石器时期，已有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

1987年，湖南进行文物普查，先后发现了津市虎瓜山旧石器遗址、石门县清河村大圣庙旧石器遗址、澧县鸡公山旧石器遗址和安化县小淹乡及益阳新市渡旧石器遗址。可以说汉寿周围都发现了旧石器遗址，可惜聂家桥乡砖厂没有继续发掘，要不汉寿也应该有一个旧石器遗址。根据考古专家鉴定，以上遗址距今20万至2-3万年不等。由于北大鉴定没有确定年代，不好断定汉寿什么时候就有了人类的活动，但根据旧石器晚期最迟的时间推定，汉寿距今一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了。

但是，2020年6月在本县株木山老坟山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旧石器文化堆积。何赞（该考古项目负责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办主任。）说，这意味着汉寿区域文化脉络向前推进了约6万年。”(《湖南日报》，2020年6月14日02版。)也就是说，6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汉寿大地上了。

新石器时代，我县先人活动范围就更大了。根据1983年汉寿县文化局编的《汉寿县文物志》（油印本）记载：1981年9月，常德地区文物普查小组和县文物专干对酉港公社先福大队新石器遗址进行发掘调查。该遗址面积为200X50平方米，有2米厚的文化层。发现灰陶居多，伴有黑陶、红陶残片；器类有鼎、盆、钵、碗、罐等。大部分器具上有兽面，少数有弦纹、兰纹等。还发现一种胎壁很薄的陶器。文化层分为三层，代表不同的文化，下层与大溪文化接近，中层内涵与屈家岭文化基本相同，上层则属更晚些的文化遗址。

另记载：1982年发现南湖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陶罐、鼎、缽和大量的石錛、石斧等石器。此外，鸭子港乡新石器遗址出土了石器石斧和石錛。

根据现有资料，考古学界将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四大区域，汉寿应该是“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湖南的原始先民从旧石器时代跨进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确认为距今7000年左右。最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将湖南新石器文化的上限往前推移了2000多年，即推到距今9000年左右。” [1]我想，就是有人说凭几块石头或株木山老坟山的旧石器文化堆积难以证明旧石器时代汉寿就有了人类，那么，诸多的新石器遗址就能确定古代先民进入我县生活也在9000多年以前。

二、传说时代属“三苗国”。

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没有发明文字，历史靠代代口耳传说，从生产力来看，属于新石器时期；从社会形态来看，属于原始社会，即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前，也就是夏朝建立之前。

根据考古发现与学者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曾有三大部落集团，即黄帝、炎帝、蚩尤部落集团。炎黄联合，涿鹿之战，蚩尤战败南逃。炎、黄开战，炎帝南迁。这个时候，南方得到了开发。

大约与尧、舜、禹三代同时，即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氏族部落集团，即传说中的“三苗”和“三苗国”。“三苗国”是蚩尤部落被打败后逃到南方后的人们组成的。《尚书·吕刑》：“王曰：昔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孔安国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孔颖达“疏”引汉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政，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2]九黎就是蚩尤集团的部落，多次被镇压，战败之后被迫逃到南方。他们不是南方的土著民族，而是中原逃到南方的流民。三苗就是九黎之后。

三苗活动的范围，吴起说得明白：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

《史记·吴起列传》、《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三章、《说苑·君道》所记约同，均为洞庭为左，彭蠡在右。但文山不可考，衡山不是湘南衡山，“所指或许是桐柏及大别各山脉”。[4]

还有一些史籍也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5]明周昕《名义考》：“《书传》：三苗国在江南荆扬之间。《地理沿革表》：潭州古三苗国。潭州，今长沙。盖建国在长沙，而所治江南荆、扬也。国中多猫姓。”[6] “总之，三苗活动区域大致在伏牛山、桐柏山及大别山以南，长江两岸一带地区，与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大体相当。”[7]

为了抗击中原部落的攻击，三苗与欢兜组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尧要将帝位禅让给舜，尧的儿子丹朱不满意而发动反对他父亲的战争。《山海经》：“丹朱与南蛮旋举叛旗，尧乃战于丹水之浦。”[8]《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9]这次战争三苗与欢兜失败，但他们生存的地方还仅局限于河南西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地方。“即只限于三苗集团的北部边沿地区，而尚未深入三苗腹地湖北、湖南。”[10]也就是说，当时中原部落势力还没有到达汉寿，汉寿还属于三苗国管辖。一直到舜、禹发动对三苗的连续征讨，到夏王朝建立的时候，一部分三苗族人逃到湖南、湖北的山区，而成为夏商周时期的荆蛮。

三、三代属荆蛮部落。

夏、商、西周三代，在湖南称为先楚时代。根据学者研究，夏朝建立后，从军事、政治和文化对湖南渗透加强。但夏朝数百年间，文献无“苗蛮”的记载，未发现夏代考古材料，很可能夏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湖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汤见祝网者置四面，……汤收其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11]《竹书纪年》载：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12]荆即荆蛮。以上说明当时的荆蛮诸部落归顺了商朝，后来随着商朝内部争夺王位，政治衰败，荆蛮不再纳贡称臣。正如《毛诗正义》所说：“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13]后盘庚迁殷，经过战争荆蛮又依附商朝。

进入西周后，也多次对荆蛮进行征讨。《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记载，周昭王曾于十六年、十九年、末年三次征伐荆楚。《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14]周昭王死于长江，一说死于湘江的“昭山”。周穆王即位后于十七年、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洞庭湖）。”[15]这里讲的“楚”，不是楚国，因为当时的楚国还辟处于丹水和荆山，方圆不过百里，还没有达到洞庭湖一带。经过战争，“荆人来宾（意贡）”。[16]到宣王时，派大将方叔率师征伐荆蛮，“皆使之来服宣王之威”。[17]从上面的阐述，其结论正如《湖南通史·序言》所说：

夏、商和西周时代，湖南虽受中原文化的某些影响，但并不直接处于中央王朝管辖之下，境内“蛮”、“越”族聚居，自成体系，基本上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后期，尚未产生和形成中原地区的那种奴隶制度。[18]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西周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统治湖南，当时的湘西由荆蛮部落管辖。

《县志·舆地沿革表》中记载：“三代，县，在荆州衡阳境。”这里有两点值得商榷。

一是三代时期没有“县”的建制。中国古代最早设县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左传》庄公十八年（前676）：

初，楚庄王克权，使斗缗尹（管理）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闫敖尹之。[19]

又《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7），楚文王以彭仲爽为县尹，“实县申、息”。[20]即楚灭掉了申、息两个国家，建立县政权。楚灭息在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左传》说是因为“蔡哀侯为莘（xīn，地名。）绳息伪以语楚之。楚子如息，以食享，遂灭息。”[21]意思是说楚王听蔡哀侯讲息侯的老婆息妫很漂亮，于是就灭掉了息国而建县。后楚又灭申、陈等国设县，设县尹，是其职务；封县公，是其爵位。

晋国设县也较早。《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3），晋侯围原，原国投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zhēn）为温大夫。”[22]晋的县长官为大夫。

二是汉寿“在荆州衡阳境”不准确。这句话还不能理解为汉寿在荆州境内，给人的错觉是汉寿在荆州所属的衡阳境内。我们应该准确理解《禹贡》关于荆州的说法：

荆及衡阳惟荆州。《传》曰：“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正义》曰：“以衡阳之南，无复有名山大川，可以为记，故言阳见其境过山南也。”谓按：《地理志》：“《禹贡》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衡山在长沙国湘南县东南，今湖广襄阳府南漳县有荆山，本汉临沮地，衡州府衡山县有衡山，本汉湘南地也。”[23]

以上说的“荆”指荆山，在今湖北宜昌市远安旧县；“衡阳”不是三代时的地名，“衡”表示是衡山，“阳”表示是山的南面。“衡阳”表示的是衡山的南面，不是现在表示地名的衡阳。所以，“荆及衡阳惟荆州”说的是荆州的地域范围，意思是荆州所辖区域在荆山地区，往南过衡山之南，不是像《县志》说的汉寿“在荆州衡阳境”。

四、春秋时期属楚国。

大约在东西周之际，楚国就开始分东西两路进入湖南。西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一带越过长江南部，进入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东路从湖北进入洞庭湖东部岳阳地区。

文献最早记载楚人进入湖南是在公元前822年西周宣王时，楚国王熊霜死，“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逃走），避难于濮（在湘西北的氏族部落），而少弟季徇立。”[24]《国语·郑语》：“叔熊（即叔堪）逃难于濮而蛮。”韦昭注：“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25]说明此时楚国未统治湘西北，叔堪争王位失败后逃往此地，反而被蛮族同化。

楚国政治军事力量进入湖南则是在春秋初年的楚王蚡冒时期。《国语·郑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26]

三十五年（前704），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27]

从这个时候起，可以说楚国统治了湘西北，汉寿也属于楚国管辖，但是原来的土著民族还是不服楚国的统治。楚庄王三年（前611），《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湖北省全境及陕西省南部。）[28]

以上说明，当时不仅百濮，还有戎、庸、麇等民族要反叛楚国，但楚国一出兵，群蛮都和楚国结盟，还灭了庸国。不管怎么样，楚国的统治是牢固的。到了春秋中晚期，楚国变得十分强大。《史记·楚世家》：

成王恽元年（前671），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29]

由于楚王的德政和正确的外交路线，连天子也委托他管理南方的蛮族，于是楚国就拥有了千里土地。大量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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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9.

[2] 《尚书正义》卷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30-633.

[3] 《战国策·魏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82.

[4]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58.

[5]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28.

[6]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名义考卷五》第8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352。

[7] 《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3.

[8] 《山海经·海外南经》，巴蜀书社，1993，232.

[9] 《吕氏春秋·召类篇》，2010，江西人民出版社，623.

[10]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44.

[11]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25.

[12] 《竹书纪年译注·今本竹书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33。

[13] 《毛诗正义·殷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19.

[14] 《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134，

[15]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

[16] 《竹书纪年译注·今本竹书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98.

[17] 《毛诗正义·小雅·采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56.

[18]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2.

[19] 《左传·庄公十八年》，中华书局，1998，138.

[20] 《左传》哀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98，1373.

[21] 《左传》鲁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1998，130.

[22]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98，288.

[23] 《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7.

[24]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1694.

[25] 《国语集解·郑语》，中华书局，2002，464-465.

[26] 《国语集解·郑语》，中华书局，2002，477.

[27]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1695.

[28] 《左传·文公十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7-408.

[29]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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