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遇到最好的自己（藏学泰斗于道泉奠基之作仓央嘉措情歌）

□许志杰

1931年,由于道泉翻译、赵元任记音的《仓央嘉措情歌》,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五在北平出版。此书既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研究领域极大反响,于道泉随之名声播扬。《仓央嘉措情歌》也是成就于道泉藏学泰斗地位的奠基之作。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能够首次被翻译成汉英文并加以注释,既有于道泉对藏语和藏文化的刻苦钻研,更有许多意外因素,颇具戏剧性和偶发性效果。

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史语所”所长是傅斯年。游学欧洲归来的陈寅恪被聘为历史组组长,陈组长毫不犹豫地向傅所长推荐了毕业于齐鲁大学,为泰戈尔做过英语翻译,又跟随在北京大学执教的俄罗斯汉学家钢和泰学习梵文的于道泉。傅斯年对于陈寅恪推荐的于道泉非常重视,他本人在德国时亦曾学习过梵文,与于道泉又是山东同乡,于道泉的父亲于明信乃是齐鲁名士,教育界卓有成就者,因而傅斯年对于道泉的学术前景寄予很大期望。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行访华,于道泉(后排左一)任翻译

翻译者于道泉的名字也很快在学术界和民间叫响,这对一向严谨的于道泉而言,总觉得还存在不少缺憾,把本来自己不是很满意的作品发表,实属勉强交差,况且在于道泉的心中还装着一部难以割舍的藏汉文词典。他曾说,“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自己面前摆着许多自己想看的书,而自己又无法看懂；使我最感幸福的就是,自己得到一定便利条件,并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可以把自己这种痛苦解除,也解决别人这一类的许多痛苦。”经过了一段的工作实践与思考,于道泉对于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决断有了新的认识。继《仓央嘉措情歌》之后,于道泉相继发表《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汉、英两种文本),《编校》,《汉、满、藏的拉丁文转写》等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论文和著述。

在短期内于道泉拿出这么多震撼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傅斯年和陈寅恪非常惊讶,也深感这位被陈寅恪认为“脾气有点怪”的山东汉子学术潜力巨大,假以时日,定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梵、满文的大学者。傅斯年、陈寅恪有意着力培养于道泉,于是由“中研院史语所”与翁文灏和钱昌照领导组建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联合出资送其到法国深造。于道泉也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感到自己知识和语言的欠缺,亟须到法国的大学中开阔视野,查阅更多原始资料。有机会游学更多的欧洲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是梵文、藏文以及佛教研究氛围浓厚的德国,更是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