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有几个导演(他是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

芦苇的职业是电影编剧。这几年准确来说,可以把“电影”两个字去掉——是写剧本的,因为已经很久没人把他的剧本拍成电影了。

他常年保持着一年一部的节奏,雷打不动。从业三十多年,写了三十多部,拍出来的不到一半,但被记住的不在少数。比如《秦颂》《黄河谣》《图雅的婚事》,以及那两部“神作”——《霸王别姬》和《活着》。

如果中国电影有一座神殿,《霸王别姬》和《活着》一定被安放在前排,甚至是居中的位置。由于《霸王别姬》和《活着》在影迷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芦苇可以说是中国影迷心中的“第一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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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2022年10月)。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芦苇最近住在儿子在洛杉矶北部北岭的家里。在安静的北岭,他一边休息,一边为一部关于知青年代的电影剧本收集素材。

酝酿中的作品是关于知青时代一位赤脚医生的,芦苇年轻插队时,这位赤脚医生名震陕北,也是他的朋友。他希望用这部剧本为自己经历的知青年代“做个交代”,“把一代人的真相告诉大家,肯定是反思性的”。可是今天,有谁愿意去看一部土土的知青电影呢?

出国前,他刚写完一部武侠剧本《刀客七星传》,主角是个清朝刀客,会唱山歌。芦苇钟爱北方民歌,也热爱武侠,于是两相结合。可是,侠客唱山歌,有几个人愿听呢?

芦苇不管,他只写想写的。

神作编剧与毒舌影评人

芦苇夏天爱穿圆领汗衫,冬天穿圆领毛衣,图个舒服,偶尔能见到破洞,下身常常是军装裤配黑布鞋。他身材高大,棱角分明,凌乱的胡茬似乎从年轻时就不曾修理,一副不管不顾的固执模样,一如他对自己作品的高度自信。

“我自己觉得我至少有十来个剧本,一点都不比《霸王别姬》差,甚至更好。”芦苇对《中国新闻周刊》淡淡地说,“毕竟我也还在努力进步,虽然缓慢吧。”可惜的是,这些剧本都没有拍出来。

最近,他的对谈集《电影编剧没有秘密》出版,书里揭秘了前些年他参与电影《赤壁》和《白鹿原》编剧但最终被弃用的往事。这些故事总结起来就两个字:错付。他希望拍成拿得出手的中国史诗片,但导演却意在它处,有时为了市场而放弃严肃面孔,有时只是为了捧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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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芦苇(右)和《电影编剧没有秘密》联合作者王天兵在陕西铜川薛家寨芦苇丛中。

鸡同鸭讲的困境,芦苇已经经历了小半生。《霸王别姬》和《活着》两部诞生于90年代前期的“神作”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不太顺,几乎没再遇上“识货”的合作伙伴。回望那两部巅峰之作,只能感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缘分。

他的辉煌停留在了那个时间点上。他认为是环境变了,当电影变成商品,艺术成为期货,老搭档纷纷“变节”。“当年我们拍电影,诉求非常单纯,就是要拍好电影。哪像现在一部电影诉求那么多,又要获奖,又要挣大钱,恐怕目标也太多了吧。”芦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不解。

与新作品的沉寂相比,他直言不讳的嘴却时而招来更多波澜。他不爱露面,但公开场合只要有人问起电影,他的批评从不修饰,常常让同行感到尴尬。受到他最无情批判的,是那些曾合作过的人。一些隔空交战和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新书里,放了他近十年来对国内外一些热门电影的短评,辛辣刺耳又酣畅。他评价《黄金时代》“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主题,基本是‘三无’产品”,《八佰》“既没有真相,也没有深刻、准确而动人的人性表达”,《一秒钟》“隔靴搔痒”,《寄生虫》“过于刻意”,而《一步之遥》,简直“不知所云”。

让人略感诧异的是,这位艺术片资深编剧,对一些商业片不乏肯定。他觉得《战狼2》类型做得不错,是成功的英雄片。而《小时代》有一百个缺点,但有一个优点——类型清楚,“这一点郭敬明比陈凯歌要自觉。”

共同点是“类型”,这正是芦苇独步天下的秘籍。

很多人将《霸王别姬》和《活着》视作中国文艺片的巅峰,毕竟看起来那么“艺术”,国粹京剧、历史创伤、文学经典、现实批判……但芦苇其实是当作类型电影写的。接到任务后,他觉得陈凯歌以前拍电影不重视情节,沉湎于诗意,但有时很沉闷,建议用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写《霸王别姬》,陈凯歌的父亲、《霸王别姬》艺术指导陈怀皑老导演也同意。交了稿,陈怀皑打来电话:“芦苇,你是个鬼才呀,我都看哭了。”

芦苇将《霸王别姬》定位为混有人物传记类型和三角恋类型的史诗片。发源于好莱坞的类型片,每一种类型都有固定的故事模式,以满足观众期待,但具体情节依然有无限的创造空间。用芦苇的话说,类型就是一个拐棍,帮创作者走完结构的路程。而人物冲突是好莱坞经典电影理论的关键词,《霸王别姬》好看的奥秘,其实是创作者设置了密度极大的冲突情节。

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摘得中国迄今唯一一座金棕榈奖杯,同年获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那一年,编剧王天兵在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一家艺术影院第一次看《霸王别姬》,惊叹其与以往所有中国电影都不一样,与《黄土地》《孩子王》《芙蓉镇》这些八十年代大陆电影相比有质的飞跃,“虽然仍是中国故事,但有浓郁的美国味。”

紧接着,《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张艺谋和芦苇将其类型定位为正剧传奇和家庭伦理剧,亦有史诗精神的追求。1994年,《活着》也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获得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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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 (左)、芦苇在 《活着》片场。

最近一些年,芦苇欣赏的电影,也都在类型上有成功之处。他觉得《哪吒之魔童降世》充满生命力,类型很完整。《我的姐姐》是难得一见真切而又好看的家庭题材电影,饱满精炼而不拖沓。《我不是药神》难得地触碰到了社会现实,“在艺术性、商业性和类型上都很完整”。他提前看过尚未上映的《封神》,觉得这也是一部成熟的英雄成长史类型片,制作质量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五代分与合

在国内,芦苇的生活从来没离开过西安这座城市。他出身干部家庭,成长于大院,沾父亲的光,十来岁就在父亲单位图书馆里看画册和世界名著,也早早就受了电影启蒙。七岁时在电影院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卡比利亚之夜》,对内容一知半解,却为电影里悲惨的雏妓泪流满面。

他爱读书,却不是个书生,不管在中学还是上山下乡,他都是“头儿”。“头儿”意味着打架要冲在前面,他曾在一场群架混战中打断别人三根肋骨。十几岁时,他跟西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落魄画家学画,靠着画画的本事,1976年通过社会招工分配到西影厂。

两年后,北京电影学院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新生里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人。1983年,导演吴天明当上西影厂厂长,吴天明爱才,支持青年导演十分慷慨。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年轻导演初期代表作,均在西影厂诞生。这帮带来新气象的年轻人,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由吴天明一手托起。芦苇在给导演周晓文做美工时,帮忙改了改剧本,拿下金鸡奖,随后也被吴天明发掘,转行做编剧。第一部署名的作品是《疯狂的代价》,一举拿下1988年全国票房冠军。

成功来得如此容易。时代的追光灯照到这些年轻人身上,对这一代人来说,仅仅是个开始。《疯狂的代价》中生动的人物塑造吸引了陈凯歌的注意,他请芦苇加入自己的新项目,将香港作家李碧华一部关于京剧的小说改成剧本。芦苇喜欢京剧,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梨园行题材的项目——《霸王别姬》。

芦苇读了小说原著,觉得是个寻常的言情故事,“很香港的故事,结尾是个大团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有改成史诗性正剧的潜质。电影中新添的配角如小四、那爷,以及加了很多戏份的菊仙,个个出彩,并且承担着各自的历史象征意味。新加的一个角色——前清太监张公公,身影在镜头里一晃,故事的历史纵深就上溯到了晚清。这也完全符合史实,清朝灭亡后,北京城里到处都有出宫的太监。这是芦苇的功力。

那时创作氛围很好,很多事情都是商量着来,芦苇与陈凯歌最大的分歧,是程蝶衣的选角。监制徐枫提议张国荣,芦苇找来《胭脂扣》看了一遍,立刻喜欢上了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真诚的魅力,他演谁,就会成为那个人。”但陈凯歌属意的是尊龙,尊龙前几年凭借《末代皇帝》中的溥仪一角在全球打开知名度。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拉来执行导演张进战、摄影师顾长卫和录音师陶经,五人投票,四人都投了张国荣,陈凯歌没再坚持。

芦苇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冬天,他一个人来北京,没有助理。几位主创带着他去给梅兰芳烧了香,下午去逛了逛颐和园,昆明湖上结着冰,园子里积着一堆一堆的雪。路上碰到一群上海来的大学生,他们看到张国荣,“乱喊、乱叫、乱抓,哎呦,就是情不自禁,完全失态”,芦苇如今回忆起来,笑出声来。张国荣曾经想自己做导演,有一年去陕北拍《东邪西毒》时在西安转机,特意约芦苇在机场见面。他对芦苇说,芦大哥,你能不能找故事写个剧本,将来我来拍。他没说想拍什么题材,“他信任我,我要觉得是好故事,肯定没问题。”芦苇说,“但这个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了。”

回想《霸王别姬》和《活着》,他觉得那是第五代导演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时大家出门坐最便宜的“面的”,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挤在小破车里,雄心万丈地纵论电影。后来坐上大奔,有了跟班,芦苇却再也看不见创作力上的勃勃生机。成功或许膨胀了他们的自信,在内心里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艺术判断力,至少在芦苇看来,这是“自我‘封神’了”。

1997年,陈凯歌准备拍摄《荆轲刺秦王》。芦苇看完剧本,觉得情节凌乱,人物也立不住。他问陈凯歌,用商业片的投资去拍一部实验性的无类型电影,心里是否踏实。陈凯歌回了一句,踏实得很。芦苇脑子里冒出了一句湖南人常用的感叹:“唤不回来的”。

第六代导演陆川形容过类似的感受:“在这个行当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资源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狭隘,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拍电影的时候自己做编剧,每个剧本为什么能够拿到钱,因为都是按照商业片写的,拍的时候把它们都颠覆了。但这样是不对的。”

芦苇有一句充满历史感伤意味的名言,在网上广为流传: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以为我们终于起步了,但没想到,那就是终点。

芦苇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也止步于《活着》。

史诗梦

再次与张艺谋谈电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开拍前受邀去看剧本,芦苇提了一堆意见。他回忆张艺谋对他说:先把你的意见搁在这儿,我们不论,就张艺谋、周润发、巩俐、周杰伦这四个人的组合摆在这,票房就值两个亿,你信不信?此说或许是朋友间的玩笑,但张的预测确实精准,《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以2.9亿元收官。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中国电影的环境真是变了。”芦苇回忆道。好像潮水已经转向,所有人都跟着走了,只有他还傻傻站在原地。

事实上,第五代导演普遍对历史有强烈兴趣,这与芦苇不谋而合。他们经历过大时代,对战争、革命都不陌生,受英雄主义情结和权力意识的浸染。这是时代的赋予,反过来看,也是难以摆脱的思维牢笼。

《活着》上映第二年,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引进中国影院。此后,电影步入市场化,芦苇觉得这是个分水岭,一些创作者被市场冲昏了头脑,艺术品质让位于市场追求。后来,风行中国十余年的古装大片时代,套着历史的外壳,装着娱乐片的里子,与真正的历史反思风马牛不相及。

而芦苇始终幻想着拍出真正的中国史诗片,就像《教父》《现代启示录》《美国往事》那样的。他年轻时,正赶上好莱坞史诗电影的高潮期,这些史诗片轮番上映,看得他神魂颠倒。

他尚未拍成的电影里,大半是史诗类型,比如《等待》《白鹿原》《岁月如织》《龙的亲吻》《李陵传》等。《白鹿原》是芦苇唯一亲手推动的项目,他七易其稿,万分珍重。筹备到2007年前后,还没找到导演,群龙无首之际,他给张艺谋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关中人,拍这部电影义不容辞。张艺谋回信说,你说的都对,但我现在要上奥运会了,来不及了,这是国家任务。最终王全安接手,只用了芦苇的24场戏。芦苇看完电影,大失所望,拒绝署名。

这些剧本王天兵几乎都读过,他最推崇的就是《白鹿原》。“如果能按照芦苇的剧本拍出来,甚至会超过《霸王别姬》和《活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剧本既写了关中五十年的戏剧化传奇故事,也描绘了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能够驾驭史诗电影技法、领会史诗片表演方法的导演,在中国难寻。

芦苇觉得第五代导演其实“起点很高”,开始拍电影时,已经上完了“生活课”。这无疑也是他对自己的认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我经历的那些事,完全可以拍出不逊于好莱坞的史诗片。”他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充满历史悲剧意味的族群,现实中就有很多悲剧。“我的梦想,就是能把这些值得表现的故事和人物放到银幕上去,留给后代。”他说,“要有一种精神品质的指向,我觉得很重要。”

新一代人则有与生俱来的新视角。当他评价第六代乃至更年轻的导演欠缺讲故事的能力,对史诗类型“没有感觉”时,或许没意识到,第六代导演的出现,本身就与对前代导演宏大叙事品位的叛逆不无关系。

其实在批评大片时代的第五代导演时,芦苇和第六代导演们殊途同归。区别在于,芦苇失望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深重的苦难不再关心,贾樟柯们则愤怒于他们对复杂的现实社会视而不见。

保存手艺

今年受疫情影响,电影市场一蹶不振,很多电影院轰然倒下。有电影院老板亲手用刀将银幕划破,行为艺术般地表示对电影市场的失望,以及不满。

芦苇感受到了寒意,他刚刚表达了同情,转而又冷酷起来,“但我也没觉得200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电影有多大价值。现在年产量800部左右,好电影微乎其微。”

中国电影在第五代横空出世之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复杂流变。先是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是市场化起步、民营电影公司入局、贺岁片与古装大片相继出现,接着香港导演北上,诞生类型多样但良莠不齐的合拍片,到如今,新型主旋律大片独领风骚……与此同时,电影院、银幕数量和票房节节攀升,二十年间总票房从8亿飞升到600多亿,却突然遭遇疫情腰斩。一波波浪潮此起彼伏,可论起电影品质,谈到华语经典,人们第一时间还是会去九十年代找,找到的还是那几部。

他对华语电影的犀利批评,有时是知识分子式的,但更多时候是技术流的。他批评中国电影内核的丧失、价值观的混乱、剧本的粗制滥造,从根本而言,是认为从业者不尊重规律和方法,也或许是不懂得。

他从不吝啬于传授自己的经验。1999年,王天兵跟芦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初遇,芦苇当时在查询杜月笙的资料。他们第一次吃饭时,自然聊起《霸王别姬》,王天兵惊讶的是,芦苇对于剧本写作过程、技巧和师承知无不言,“这个人太实在了”。之后一些年,他们多次深度对谈,2013年集结出版《电影编剧的秘密》。今年,第二部对谈录出版,芦苇觉得电影编剧并没有什么秘密,第一本书的名字有点故弄玄虚,便给新书起名《电影编剧没有秘密》。

新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两人以一百页的篇幅逐场分析《霸王别姬》剧本,像一场妙趣横生的文字拉片,同时细致地探讨起史诗电影类型。反复交锋中,芦苇脑中的观点逐步被激发成型。“芦苇创造出了中国的史诗电影类型,这两本书则以一种谈话的方式,确立了中国史诗电影类型的理论。”王天兵说,“史诗电影类型也是个手艺,希望能保存这个手艺,让后人少走一些弯路。”

芦苇今年72岁,光荣已经拥有过。现在到了一生中心灵最自由的时候,没有经济压力,随性写想写的故事,不强求被投资人相中。脑子里盘桓了多年的题材,依然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要一部一部写出来,哪怕远离潮流而无人问津,哪怕越了雷池而注定尘封。

当年选择编剧这个行业,他就准备好了接受被动。在编剧权益时常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中国电影业,一部好剧本最终兑现成好电影,概率很小,且不由他掌控,他已经习惯遗憾。但这个选择里也有某种英雄主义,他觉得中国好导演还是有一些,但好编剧太少。当才华有限的人们争着做呼风唤雨的导演,这个底气十足的人,却愿意缩在编剧的角落里日拱一卒。

抽屉里的那些剧本能拍摄与否,他已经看淡。他觉得剧本本身就是独立的作品,准备将拍过的、没拍过的剧本都出版出来,给感兴趣的人看看。奖项、名声、收入,都不再重要。

他始终记得,科波拉在电影《巴顿将军》剧本里写的最后一句台词:“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发于2022.12.12总第107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编剧芦苇:我至少有十来个剧本不比《霸王别姬》差

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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