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的秦晋争雄及影响（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春秋战国时的秦晋争雄及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春秋战国时的秦晋争雄及影响

第二十八章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



上章所说公元前538年发生的第一件事情“申之会”之行，子产赢得列国大夫普遍赞扬。此年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却没有赢得什么“好评”。这件事所引发的舆论，反而像一根毒针，刺向子产内心。然而“勇者无惧”，子产在“国人”恶意诽谤、人身攻击面前，为国家利益进行改革毫不退缩、勇往直前。

一个国家，特别是小国，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作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是“皮”，外交为“皮”上之“毛”。郑国是小国，土地狭窄，又七灾八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比较贫弱。郑庄公以后，郑国经常遭受大国欺负，“挨打”的战争接二连三“应接不暇”。子产使楚归来，制定并实施丘赋制，他要为郑国解决国家财力不足、军事实力不强的问题，强化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丘赋制的推行，在郑国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既然因丘赋制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有必要首先弄清什么是“丘赋”，然后再了解一下子产实行丘赋制的目的和意义。什么是“丘赋”，查《左传》没用，因为左丘明没有用一个字解释、说明。大约在当时这是普通常识，他以为无需多说。可对于后世人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难题。古代儒学大家、当代专家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杜预注解：“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丘、井都是当时农村基层单位）他认为丘赋是“田赋”。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则有不同看法，他一番分析后下结论：“是一丘出两丘之税。案：《周礼》有夫征、家征，夫征谓出税，家征谓出车徒、给徭役。此牛马之属，则《周礼》之家征。” 孔颖达认为：丘赋是“牛马之属”，“出车徒、给徭役”就是“军赋”，还说实行丘赋制是符合周礼的。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说：“丘赋疑与鲁成公元年之丘甲同意，谓一丘之人出军赋若干。”杨先生认为是“军赋”，但他用了一个“疑”字，留了很大的余地。

郑国丘赋制究竟是田亩税还是军赋改革，那属于专家学者研究范畴，我们一般读者不会为此而“大伤脑筋”。出于直觉，我们认为“军赋改革说”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公元前543年子产初为政时已经进行了一次田亩税收改革，这由“取我田畴而伍之”可证。不可能五年以后再来一次。况且，子产对军事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春秋时期战争频仍，不重视行吗？我们不要忘记，子产曾亲自参与指挥“伐陈之役”，以后郑国发生火灾时的积极备战及火灾后的“简兵大蒐”，都说明子产心中军事那根弦从来没有松弛过。

我们还不要忘记，郑国是有尚武传统的。正是由于以强大武力开路，郑国才从畿内来到并占据虢、郐二国，西郑变成东郑，终于由“客户”成为“地主”。脚跟站稳后，郑庄公持续不断依仗强大军事实力东征西讨，武压群雄，傲视天下，遂赢得“春秋首霸”称号。“子产时代”，郑国之所以能告别平均不到三年就要“挨打”一次的“厄运”，郑国民众能享受到四十四年和平时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郑国具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见附编“子产时代郑无战争”），正因为此，才会“诸侯惮之”（《列子》）。落后就要挨打，武力不振定受欺凌，实乃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一点，先哲子产恐怕是非常清楚的。

继续说丘赋制。当时郑国有人说子产实行丘赋制是“凉薄贪赋”：薄恩寡义、聚敛财富，是不是这样呢？。一般而论，社会总是要持续进步，生产技术总是要不断发展，耕地面积也会逐步扩大，社会财富的累积就会与时俱增。经过几年休养生息，郑国社会物质状况应该有所好转，民众应该比较富裕。《司马迁·史记》记载“（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此时已过去五年。丘赋制的推行，大约是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新情况而采取的新举措。土地多，为国家多尽义务；财富多，为强化国家军队战斗力多做贡献，这应当是子产此次改革的初衷。

但是，这一下，那些土地多、财大气粗的大家贵族不乐意了，触动了他们既得利益，他们会好受吗？《左传·昭公四年》记载：“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国人”是相对于“野人”而言的，“野人”与现在相对于“文明人”、含有贬义的“野人”不同，当时的“野人”是指居住在僻远山乡的村野之人，是与土地打交道祖祖辈辈务农耕田或以渔猎为生的人群。国人是居住在国都内的人们，其中不乏拥有无数田产、马牛成群的大户人家，他们享有一定“参政、议政”的权利，是社会的中上层。

《左传》没有记载野人对丘赋制的看法，国人则大肆毁谤子产，他们咒骂道：“他父亲暴尸大街，他自己毒如蝎尾。这样的人发布这样的命令（指实行丘赋制），他想把国家置于何地！”他们有些“技穷”，拿不出上得台面的“罪行”指斥子产。子产父亲在公元前563年“五族之乱”中被害而陈尸路边，毁谤子产的人竟然用这样的事对子产进行人身攻击。可见这些人对子产的仇恨，已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有人关心子产，把听到的那些很毒辣的话告诉子产，请他小心行事，其实也有意规劝他改弦更张。子产却表现得十分坦然，他异常坚定地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音同千），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意思是：



“怕什么！有什么妨害？做事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都不用计较！况且我听说：做有利于国家民众的善事，不能随便改变（既定的、正确的）法度，坚持才能成就大事。民众不能放纵，国家法令不能随便更改。《诗》说：‘礼仪道德没有过错，岂怕别人说三道四。’我是不会改变的！”



从这段话，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子产认为实行丘赋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二、对民众不能放纵，必须用“度”（法律）进行约束；三、他不怕别人诋毁诽谤、更不会朝令夕改，他要强力推行丘赋制！

子产作丘赋，对其毁谤的当然还有士大夫。把国人那些谤语告诉子产的是子宽大夫，他听了子产这一番话后，不仅不认可，还（背后）对子产进行批评。他批评子产实行这样的新政，是“凉薄贪赋，其弊甚大”。什么弊病呢？子宽通过分析、预测春秋时期姬姓小国的国运，认为蔡国、曹国、滕国这些小国先亡，是因为他们“偪（杜注：偪是偪近大国）而无礼”；郑国先于卫国而亡则是“偪而无法”。这个“法”无疑是先代之旧法，非指子产“作丘赋”之现实新法。实际上是讥讽子产不循规蹈矩。

从子产这两次改革及其他事情可以看出，子产确实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不安于现状、不抱残守缺，只要认准了的事、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他会义无反顾、坚韧而不拔。子产原话中有一句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种为国家民众谋福利不畏人谤、不怕牺牲、“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为后人所景仰、所效法。近代史上，民族英雄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正是从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话语中脱出，表现出与当年子产，同样的大无畏献身精神。

实事求是地说，实行丘赋制，不管田赋还是军赋，对郑国百姓民众来说，无论国人还是野人，肯定是要增加负担的。应该怎样看待子产这次军赋改革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戍国先生对“子产作丘赋”这一历史事件，非常中肯地评论道：“子产当时执政，有责任帮助国君领导郑国克服困难，在大国的夹缝中谋生存，这就必须有相当的财力，做丘赋实不得已而为之。”（《春秋左传校注》）

丘赋制实施后两年，即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铸了一口大鼎。这在郑国似乎“波澜不惊”，不像推行丘赋制那样，骂声四起，沸沸扬扬。在国际上却引发一场“地震”，风波是由鼎上铭文引起的。铭文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请看第二十九章 首铸刑鼎 以法治国。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