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唐诗的继承与创新（充分肯定杜甫的）

“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陆游这句诗并不知名，但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读者心理，杜甫至今不死，仍活在许多诗人的心中。杜诗对新诗百年的影响有隐性也有显性。显性如闻一多、冯至，隐性无法估量。除了大量旧诗界的杜粉，新诗界杜粉其实也不在少数。

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杜甫与新诗》一书的作者师力斌，兼爱杜诗与新诗，他将自己的读诗笔记整理成这部《杜甫与新诗》，与读者共享杜诗与新诗的魅力。

在《文学评论》期刊2022年第3期刊登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论21世纪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一文中，作者罗小凤曾表示“杜甫是‘现代性’的典型代表”，文中亦引用了师力斌在《杜甫与新诗》中的部分观点与阐述。

以下内容即节选自《文学评论》刊登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论21世纪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所用标题为原文中这部分内容的小标题。

杜甫：“现代性”的典型代表

文/罗小凤

杜甫及其诗作在文学史上所奠定的既有形象关键词主要为沉郁顿挫、民生疾苦、社会动荡等，而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在对古典诗词之“现代性”传统的抉微钩沉中却都不约而同地将杜甫视为“现代性”的典型代表，无疑是对杜甫的重新发现。

师力斌：《杜甫与新诗》，团结出版社2019年版

师力斌是大力提倡重读杜甫的重要代表，其新著《杜甫与新诗》对杜甫进行全新阐释，充分肯定其“现代性”。师力斌一反既有文学史将杜甫视为格律诗人的常识，而认为杜甫是“自由诗人”。

在他看来，杜甫一方面善于继承、遵守严格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善于创新、打破诗歌的形式，而后者更甚，因而杜甫实质上是一位“先锋诗人，实验诗人，自由诗人”，由此他将杜甫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概括为“自由”，认为其无论字、句、篇章、结构、粘对、用韵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自由的特点。

而且，师力斌还指出自由诗的传统自古有之，而杜甫只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古诗中的自由传统，因此，在他看来，杜甫的诗兼有“极严整”和“极自由”两种特征，“绝非格律一路所能概括”。

由此，师力斌对杜甫诗歌阐幽发微，深入细致地发掘其“自由”特征。众所周知，“自由”是现代诗最典型的标识性特征，因而师力斌极力发掘杜甫诗中的“自由”特征其实是将杜甫视为“现代性”的典型代表，其阐释中所呈现的“杜甫”是一个纯然“现代”的杜甫。

《杜甫与新诗》作者：师力斌

江弱水亦将杜甫视为“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杜甫早已为里尔克、瓦雷里、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导路”。

江弱水将杜甫的独语和冥想与艾略特的“冥想诗”对应，探讨了杜甫晚年之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相通相应的特点，由此他指出：“抛开语言上的表面差异，我们难道不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一千多年前的杜甫早已为里尔克、瓦雷里、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导夫先路了吗？”

他发现杜甫的诗歌内倾化，常为追求感觉的真实而不理会正常的句法并常错置字词，由此他认为杜甫“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还将杜甫与艾略特、瓦雷里进行勾连，发现他们“苦功通神”，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与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和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等现代主义名作之间存在颇为相似的特征，由此论证杜甫诗歌中的典型“现代性”。

孙文波亦认为杜甫之诗具有“现代性”，他直接指出“杜甫就是现代诗的传统”，其理由在于他认为诗有诗之为诗的艺术形式和诗人对待诗歌的基本态度，而杜甫能让当代诗人看到其对待诗歌的态度并从其作品找到被需要的精神范式，因而具有“当代性”“现代性”。

孙文波还指出，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在于其已做好两方面之事，一是保持了诗歌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而且深入、有力；二是其诗歌技艺显现了语言的绝对准确性。

显然，孙文波是从内容和诗歌技艺两方面论证杜甫之诗的伟大，而此正为后世每个诗人可以学习借鉴之处，由此孙文波将之视为杜甫诗歌中成熟的“现代性”甚至“当代性”的表现。

柏桦在阐述其“逸乐”观时亦将杜甫作为典型代表，以此塑造出“杜甫的新形象”。

他抛开既有文学史所塑造的忠君爱国、关心民生疾苦的杜甫形象进行重新阐释，他发现杜甫“有一种极乐的自我虐待倾向”，并且“十分忘我地陶醉于自身的苦难”，显然这是从未被人发现和论及的形象特征。在柏桦看来，杜甫常用酒精“达至自虐式的极乐状态”，这种“极乐”状态乃柏桦“逸乐”观的典型表现，亦作为“颓废”“颓加荡”的近义词而构成“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因而，柏桦所发现的杜甫“新形象”事实上是一个“现代性”视角下的现代杜甫，他将其作为“逸乐”的典型代表无疑是在肯定其人其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

霍俊明、王家新、雷平阳、张执浩、沈浩波等诗人则曾举办“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的讨论，他们分别从“天地精神”（王家新）、“真实”“普通的人、日常的人、具体的人”（沈浩波）、“普通庶民”“日常杜甫”（张执浩）、“白发”和“白骨”（雷平阳）等方面对杜甫进行新的解读。

霍俊明甚至将杜甫视为“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杜甫并不是单线的过去时的，而是作为‘同时代人’来到‘当代场域’以及每一个诗人中间。”这种“同时代性”无疑即为“现代性”，他重新发现了杜甫身上的“现代性”。

正如宇文所安所言的：“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

21世纪以来的诗人们都从杜诗中寻找到其所要寻找的“现代性”。

显而易见，21世纪的这批诗人和学者与之前学界主张新诗继承传统的观念已迥然相异。

诗歌界和学界对于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认识主要聚焦于二者之间是继承还是断裂、怎样继承、继承了哪些元素等问题，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传统的关系实质并非“继承”，事实上，每个诗人在传统中所发现的东西并不一样，他们携带现代眼光重新打量传统时所发现的“古典诗歌传统”旨在为自己的新诗创作服务，因而已形成一个新的“古典诗歌传统”，更确切点，是一个“现代诗中的古典诗歌传统”。

21世纪以来的诗人们所重新发现的这个古典诗传统是一个“现代性”的传统，既是为新诗“现代性”建设寻找古典渊源，同时亦构成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

与理论上的阐释与发现相应，诗人们将其从古典诗词中发现的“现代性”借鉴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此作为其构筑新诗现代性的路径之一。

如江弱水所概括的戏谑、精致、新奇、断续、互文等“现代性”特征在21世纪以来的不少诗人笔下得以呈现，如孙文波、伊沙、胡续冬等擅长戏谑手法，张枣、盘妙彬、潘维等在诗中追求语言的精致或新奇而对语言进行精心雕琢和打磨，沈奇、小海、朱朱、胡弦、陈先发、王寅等则热衷于用典，均以创作形成对“古典诗中的现代性”的回应。

柏桦从古典诗词中发现的“逸乐”观则在其自己的诗中得到彰显，其长诗《水绘仙侣》以现代视角对明末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仙侣故事展开重新阐释与想象，淋漓尽致地凸显其“逸乐”观，显然是将“逸乐”作为“古典诗的现代性”进行倡扬。黄灿然、西川、西渡、胡弦、庄晓明等都曾创作致敬杜甫或以杜甫为题的诗作，是以现代诗的形式对杜甫的“现代”精神予以诗意阐释。

毋庸置疑，21世纪以来的不少诗人都在创作上对古典诗传统中的“现代性”进行诗意回应和再发现，建构起新诗的另一种现代性。

以上内容节选自《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现代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论21世纪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

杜甫与新诗

内容简介

本书是读杜甫诗随笔，把新诗和杜诗放在一起欣赏，分四部分：一、新诗百年，回过头来重读杜甫；二、正大：杜甫思想之于新诗；三、杜学：杜甫技术之于新诗；四、关于杜甫与新诗的几点思考。这些随感，是对杜甫的致敬，但绝非对杜甫的崇拜；是对新诗的期待，但绝非对新诗的贬低。

作者简介

师力斌，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开始发表诗歌，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奖项。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编有《北漂诗篇》五卷（与安琪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