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学何去何从（范雨素与底层文学青年们）

同是草根网红作家，余秀华的诗集畅销超10万册，且依然在诗坛和网络上活跃。

而范雨素至今没有出版一本书，她也早已淡出大众的视野，就仿佛一阵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

为何两人的命运会走向不同的方向？甚至有人发问：为何范雨素之后，再没有现象级的草根网红作家出现了？

余秀华

1.

范雨素，原名范菊人，1973年出生于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初中学历，离异，独力抚养两个女儿，在北京做育儿嫂。

原本范雨素的简历可像上述这段文字那样简单，但2017年4月24日，44岁的范雨素因在“正午故事”公众号发表一篇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而爆红，让她原本简单的简历上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7000多字的长文里，她用颇具深度的文学笔触，波澜不惊地讲述了自己“被命运装订地极为拙劣”的生命。文章下方，是一片近乎一边倒的评价：写得真好。

有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范雨素遍读了上世纪80年代在村子里所能找到的小说图书和文学杂志后，她“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于是20岁那年范雨素来到北京打工，看看此前从未接触的大世界。

因为没有学历没有技能，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火苗，两年后范雨素草草地和一东北男人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女儿。再之后因经常遭遇家暴离婚，范雨素独力抚养两个女儿。

范雨素在北京做育儿嫂，照顾雇主三个月大的婴儿，每周休息一天，和女儿住在东五环外一个叫做皮村的出租屋。

受范雨素影响，她的大女儿也特别爱看书，范雨素便陆陆续续给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对，没错，是论斤买的，现在还堆放在家里。

范雨素的大女儿通过自己努力，成了年薪9万的小白领；小女儿在河北衡水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初中。“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以后的结果就是去‘世界工厂’上班，很苦。”范雨素说。

诚如当时有媒体所评价的那样，范雨素之所以“爆红”，原因可能是这篇文章的写实程度及写作水准相对高，与她农村出身、初中学历、在北京当育儿嫂的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她的文章最显著的特征不是文学水平有多高，而是文章整体风格有超越作者本身学历和身份之上的文学感和格调。”有人表示。

的确，若拿她的文章和一些有实力的写作者（即使在工厂里也不乏有这样实力的写作者）比，水平其实也不相上下，区别只是范雨素爆红了，而其他有实力的作者仍籍籍无名而已。

范雨素

2.

我就是个底层文学青年，所以见闻过不少底层文学青年的悲喜。前几天，有个认识了10年有余的文友，从别的城市过来找我和另一个文友玩。

说是文友，但其实为生活所迫，他们两位早已不写文多年，只有我现在还在写，但我也已经放弃了纯文学写作，现在主要是写自媒体文章。

前面那几年，因为学历低，我们的主业都是在工厂打工，业余才挤出时间写作。后来大家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曾经当成信仰的文学梦，可令人悲伤的是，即使大家放弃了写作并跳出了工厂，我们也依然过得不甚如意。

那天我们去爬山，边爬山边聊起远逝的文学梦， 聊着聊着，便聊到了许立志。

我们三个都不认识许立志，但都读过他的诗，因为他的诗，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这些底层文学青年，在打工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精神状态和宿命，所以令人印象深刻，谈到打工文学和打工诗人，许立志是绕不开的一个名字。

许立志，生于1990年，广东揭阳人，高中学历。2010年开始诗歌创作，曾是深圳富士康厂一名工人，分别当过普通作业员、仓管和线长。2012年起，在厂刊《富士康人》上发表诗歌、散文等30余篇作品。

由于不堪忍受宿命对身心的摧残，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坠楼辞世，终年24岁，不仅在文学界也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许立志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由于他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等诗歌作品，带有生活和宿命论的沉重主题，加之其饱含悲剧性色彩的结局，因此广受关注和讨论。

许立志

2015年，是另一名底层文学青年庄昌平因病跟着不幸离世！庄昌平，生于1978年，重庆开县人。

庄昌平和我一样，只有初中学历，他曾做过十年建筑工人，后来通过努力写作，先后在《当代作家》《黄河文学》《啄木鸟》《鸭绿江》等国内著名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小说作品还曾被《小说选刊》转载过。

渐渐地，庄昌平成为深圳市一位知名且重要的青年作家，他也通过写作谋得了文职工作，后来辞职当自由撰稿人。初中学历的庄昌平能在多家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已经强过了80%像我们这样的底层文学青年。

然而在写作上取得如此成绩的庄昌平，依然没能真正地改变命运。收入不稳定，也没有社保。2015年，也可能更早，庄昌平病了，但因为没钱，他一直拖着不去看病（最终拖成绝症），直到有友人发现他没钱看病，强塞给他5000块并拉他去大医院做检查。

6月庄昌平被医院检查出肝部血管肉瘤，手术费用高达10多万，但庄昌平和其家人都拿不出来，其家人只好把他接回老家，在开县医院进行治疗。

后面是深圳作家群为他募捐到了10余万块，但还是没能挽回庄昌平的生命，2015年10月3日庄昌平因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庄昌平

深圳还有一名比较有知名度的底层文学女青年，她叫邬霞。邬霞生于1984年，四川内江人，初二辍学。

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到了14岁时，她便从四川来到深圳，进入母亲的工厂成了一名童工。

1998年，邬霞16岁，工厂压抑的生活，让邬霞产生了文学梦，她想通过写作，找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维护做人应有的尊严，为自己单薄的人生寻找一个出口。

邬霞一直写了很多年，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一直不温不火，期间她也曾几次跳出工厂，和妹妹开过店和摆过地摊，但最后还是得回到工厂里。

2011年经人介绍，邬霞草率地结了婚，前后生下了两个小孩，但婚姻并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只有家暴和出轨的背叛。后来邬霞离婚，自己带两个小孩。

2013年邬霞的父亲因多种疾病缠身，成了吃闲饭的人，让这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2014年邬霞的诗歌《吊带裙》火出圈，被邀请参与电影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2015年6月17日，邬霞穿上廉价且不太合身的粉红色吊带裙，坐上火车赶到上海，受邀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她的穿着和拘束，与当天一起走红毯的刘奕菲等女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因为《吊带裙》这首诗，邬霞后来还上了《鲁豫有约》和登上央视并出了书，但是出名并没有给邬霞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她还是在工厂里做一名工人，出版的书也卖不动，如今依然一家8口人挤在深圳某个狭窄破旧的出租屋里，还动不动面临被迫搬家的风险。

以上这三位文学青年，在底层青年文学圈中属于比较知名的，其文学道路和生存境遇尚且如此艰难及不幸，而如我们这般籍籍无名的底层文学青年，还不知有多少？

邬霞

3.

在我看来，范雨素之所以爆红，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刚好走到了诞生草根文学网红的风口，在新媒体时代，草根往往更容易有机会出头。

但毕竟自古来成功的总是极少数，所以不管是在草根还是主流阶层，总有小部分人被称为塔尖式人物，而大部分人则处在中下游，自然没能引起过多关注。

网红的诞生就像是火山爆发，是需要时间聚集能量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喷薄而出的，而草根文学的网红现象已经沉寂很久了，范雨素刚好就是这个“火山”聚集出来的又一波热量喷发。

在范雨素之前，草根文学网红是余秀华，巧的是，范雨素也是湖北人。

大家关注余秀华首先是因为“脑瘫”这个标签，其次才是因为她的才华，因为反差强烈，所以才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对于范雨素也一样，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她的“育儿嫂”身份，其次才惊讶于她的才华与身份上的强烈反差。

范雨素没有北京户口，而她的户口虽然在湖北娘家，但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对于她离异后带着女儿回娘家生活这事，她大哥十分不待见她，像躲瘟疫一样把她赶走，说别给他添麻烦。

可想而知，如今的范雨素，其实就是一个没根的人，在北京她是过客，也同样沦为生养过她的湖北村庄的过客，她就是一朵无处可归依的水中浮萍！

这也正是大家重点关注她的原因，因为在潜意识里大家都希望她好，如果她本身就过得很好，她绝对不会如此爆红。

范雨素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的结果就是去“世界工厂”上班，很苦。可见范雨素的意愿是留在大都市的，大都市机会多，孩子接受的教育自然也比农村的教育质量高，对孩子以后的发展有帮助。

尽管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但她的小女儿还是只得到河北衡水那边上私立初中，因为她没有北京户口，没法让她女儿在北京读公立学校。

怀有这种强烈愿望的不单是范雨素，其实也是大多数在城镇奋斗的人们的普遍愿望。大家从乡下农村跑到城镇里来，也都是怀着一颗范雨素所谓的“看看大世界”的心。

人是归属感强的高级动物，人类所苦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就是身体和灵魂都有个可归属的港湾，我们谓曰“精神上的故乡”，所谓的“落叶归根”，说的就是回归“精神上的故乡”，你的精神归属在哪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就像多年前有一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老兵，或是一些流亡到海外的人士，尽管他们在那边有了家庭和富足的生活，但他们还是愿意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或是要求将自己的骨灰带回大陆安葬，为的就是得以落叶归根。

这就说明他们因各种无奈只得定居在异地他乡，但他们的精神归属还是之前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一生是没有归属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了，背井离乡到城镇奋斗的人们，对于生养过自己的那片土地，那个故乡，大部分人已经回不去了，也不想再回去，城镇成为了他们意愿上的第二故乡。

大家更愿意留在城镇，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希冀自己的下一代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

范雨素

4.

无奈的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故乡回不去，但城镇也留不住，最终何去何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大家都只有一天天一年年地集体漂浮，集体被忽视，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孤独！

现全中国打工族有4亿人之巨，火一两个范雨素，至多只能让上流社会的人们窥见这个窘迫群体的冰山一角，但不会因此改变到这个群体的命运。

在资本当道的时代，大家追求和关注的是能催生资本力量的东西，苦难是没有人愿意为之买单的。

此前由吴晓波总策划、秦晓宇和吴飞跃共同执导的，反映打工诗人生活与梦想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就遭遇了上不了院线的尴尬。

尽管这部纪录片斩获诸多电影大奖项，但因为没有商业元素的原因，拿不到院线排片，而在全国各地成功做了超1000场的众筹点映，几乎全是由蓝领和小白领阶层发起的。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群体才会关心这个群体的命运，但弱水如何载动没有方向的行舟？

这就直接诠释了没有人愿意为苦难买单这一魔咒，因为自古以来，苦难是不具备商业元素和催生资本的力量的。

别看现在的某些短视频博主，经常靠卖惨博得同情和流量，但这只是短期趋利的套路行为。当互联网和短视频生态越趋完善，卖惨博同情的行为将会被清除出行业。

而那些真正境遇悲惨的人，即使偶尔有机会被媒体关照到而受到广泛关注，最终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再次泯然于众人。

因为其不具备商业元素和催生资本的力量，不可能长期吸引人们的目光。同情期过后，便会进入疲惫期，或者更应该叫麻木期，最后回归其原本状态。这才是苦难的常态。

范雨素走红的时候，很多媒体热衷于报道范雨素，无非就是想借助她的火势提升自家媒体的流量，这是其可以催生资本的一点力量。

当时我就想，想必这股力量不会长久，假如后续范雨素的创作不高产，或是作品缺乏商业元素没有市场，她的风头一过，就不能再吸金，那么她再出书同样还是困难。

可以看看很多纯文学作家的命运就知道了，作品水平高，但出版了没人看，出版社自然不会再推。

后来果然应验了我当时的分析。文章《我是范雨素》火爆网络后，“理想国”出版社第一时间赶来，范雨素看中“理想国”出版社的诚意，便和对方达成了出版的口头协议。

之后又有另一家出版商捧着20万赶来要签约，但范雨素拒绝了；后面又有网络平台邀约写短文，一个月写四篇，开出一篇1500元的稿费；还有网站邀约范雨素去做编辑，但都被她拒绝了。

范雨素说：“我觉得我写出不出来，我做不到。”

后面与“理想国”的合作，最终也没能继续下去。

和“理想国”出版社达到口头协议之后的半年，范雨素就坐在家里专职写小说，但范雨素的手稿，和大家所熟悉的小说文体相距较远，“理想国”希望以“文集”来出版，而范雨素则要求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出版。

最终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合作被迫中止。

所幸范雨素很清醒，她不相信文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相信自己能靠写作谋生，所以面对突然的爆红，她没有膨胀，反而感到惊慌，担心因请假接受采访而丢了自己赖以生活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她是对的。

所以说，虽然范雨素爆红了，但和范雨素同阶层的范雨素们（包括我自己）也不可太兴奋，拿她当励志榜样而迷失了自我。

文学本身很难改变你的命运，让你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文学没有资本和市场运作，注定只能当业余爱好，至多是通过它可以谋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但不能当全职。

范雨素们最缺的不是才华和实力，恰恰缺的就是迎合市场和市场运作这一环，这一环决定了你能不能靠写作为生。

所幸范雨素们也都清楚这一点，没几个人会拿文学当全职来从事，尽管底层的工作很多非自己意愿，底层的生活也非自己想要，但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人会无条件为你那苍白的梦想买单。

没错，范雨素是爆红过，但范雨素们依然孤独，这是21世纪的中国孤独。

他们就像《百年孤独》一书里，那些被堆在200节长的火车厢里的工人们（尸体）一样，被扔进生活这片“大海”里，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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