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有哪些冷知识(三国志里蜀汉历史如此简略)

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一文中,我们提到,史官的主要工作是修史和注记。我们还发现,蜀汉是设有史官的。它不是“史官言景星见”的那个太史,而是东观秘书郎。

诸葛亮不设史官,为了大权独揽、害怕背负骂名吗?一文中,我们又发现,虽然蜀汉有史官,但史官设置于后期。在刘备和诸葛亮时代,蜀汉并没有设置史官,原因与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有密切关系。

东观整理蜀汉前期史料的猜想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蜀汉从前期的“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转型。东观秘书制度在此时建立,亦属合理。

蜀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前期的人物事迹中,重要人物的史料相对充足;其他人物相对简略。比如《先主传》《诸葛亮传》放在整部《三国志》里,都算比较详实;而简雍如此地位的“老革命”,竟然不知所终。

三国蜀汉有哪些冷知识(三国志里蜀汉历史如此简略)(1)

作为蜀汉“老革命”兼刘备好友的简雍,居然不知所终

而蜀汉中后期的人物事迹,则断断续续,非常简略。吴壹兼有国戚、高层、名将的身份,关于他的材料居然支撑不了一部完整的传记,着实令人惊讶。

可是,与蜀汉史前详后略相矛盾的是,蜀汉的史官全部活跃在中后期。也就是说没有史官的历史,比有史官的历史,更详细,这实在说不通。

蜀汉中后期设立东观秘书郎,有了兼职史官,注记有了具体的官员负责。这种情况下,即便东观秘书郎没有集注起居,产生“乙类注记”,由于有了专人负责,“甲类注记”的记录、整理、保存也应该要好于蜀汉前期。在这样的前提下,却出现前面提到的矛盾,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种:

一种可能,东观秘书郎集体打酱油,没有好好履行注记职责。或者说,东观秘书郎本来就是个虚职。刘咸炘就说:

东观乃真记注之职,然沿旧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职。

卢弼也以为“刘说为允”。(《三国志集解》卷33)然而蜀汉前期本来就没有东观,犯不上为了“沿旧制”而设立一个不干活的机构。东观虽然不是核心实权部门,但至少在设立之时绝不是用来养老的;至于后期政治昏暗、经济衰退,东观的工作是否因此受到阻碍,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种可能,后期史料遗失,而前期史料获得了保留。这看来几乎不可能。史料越远越容易散失,怎么会后面的丢了而前面的还在呢?

是的,几乎不可能,但也还是存在一丝可能。如果蜀汉前期的史料,它的呈现形式比后期史料更容易保存,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换句话说,如果东观对蜀汉前期的史料做过一些简单的编辑加工,那么经过加工的前期史料就较后期的更容易保存。这就好像一本整齐的数据分析报告,和一堆堆散乱不堪的数据表,哪个更容易保存,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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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国史研究大成的《三国志集解》

因此,我怀疑东观的秘书官,是对蜀汉前期的档案做过一些整理的。东汉注记本来就已经产生了整理史料、集注起居的传统。不过,蜀汉东观如果真的存在整理工作,这种工作也非常初级。至少以财政状况来看,特别是后来姜维重新发动大规模北伐,蜀汉朝廷仍然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国史编修。这种工作与魏、吴的修史工作是没有可比性的。

此外,由于蜀汉前期长年没有史官,档案收集与保存也不可避免地有所疏漏;即便对其整理,也无法弥补这种疏漏的缺憾。

不少人对蜀汉史料的丢失有过猜测,比如毁于钟会之乱,又或者毁于司马氏故意销毁。现在,我们不知道东观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初步整理工作;假设有,也不知道成果如何。但无论是散佚于战乱,还是受祸于焚书,经过整理过的史料,终究较原始档案更容易保存。

不过此说也纯属推测。

陈寿接触到的蜀汉史料到底有多少?

前面考证了郤正履历,其任职东观秘书的时间,恰恰就是诸葛亮去世至蜀汉灭亡的整个后期阶段。现在来看另外四位。

先说比较简单的。

王崇,蜀汉东观郎。蜀汉灭亡后,王崇与陈寿一同入洛阳,著有《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入晋后,王崇官至太守。(《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王化传》)他当是蜀汉后期的史官。

司马胜之,蜀汉秘书郎,蜀汉末年被郡里察举孝廉。入晋后又任梁州别驾、举秀才、迁县令,官至散骑。可见也是蜀汉后期的史官。(《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传》)

习隆,以步兵校尉掌校秘书。习隆是刘备从龙之臣习祯的孙子,又在蜀汉灭亡前夕上疏刘禅请求为诸葛亮立庙,显然也是蜀汉后期人物。(见《三国志》卷45《蜀书十五·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裴注引《襄阳记》)

习隆的任职还说明,蜀汉秘书官至少在名义上绝不是虚职,不然已经担任步兵校尉的习隆,不必再挂个“掌校秘书”的虚衔。既为秘书官,则必与东观秘书有关联,可证蜀汉后期是有秘书兼职史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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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雕像

下面重点说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据《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陈寿师从谯周,在蜀汉的履历是“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按蜀汉无散骑;任黄门侍郎者如董允、费祎,以陈寿之资实难担任。因此,《华阳国志》说陈寿曾任黄散,可能是对其入晋后官职的误写。故而,陈寿在蜀汉所任之职,应该是州吏、卫将军主簿和东观秘书郎三个。

蜀汉卫将军可考者仅姜维和诸葛瞻。姜维任职在延熙十至十九年(247—256年)间。陈寿生于建兴十一年(233年),其时15至24岁。

诸葛瞻任卫将军在景耀四至六年(261—263年),其时陈寿29至31岁,但蜀汉已接近灭亡。考虑到陈寿任卫将军主簿之后,又迁东观秘书郎,此后又遭到黄皓打击、遭遇父丧、受到乡党贬议,不像是在两三年间就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陈寿所任不是诸葛瞻的主簿,那就只能是姜维的主簿。此前陈寿接受益州州府辟除州吏,当在大将军费祎领益州刺史之时,即延熙七年至十六年(244—253年)。考虑到陈寿的年龄,陈寿在费祎执政后期起家的可能性较大。

主簿是东汉时期公卿郡国等机构的常置的掾属,其职责是文书收发与记事。卫将军幕府的主簿亦当如此,属于文职人员。从《三国志》对姜维作战的记述来看,陈寿显然没有随姜维到过前线,其主要工作应当是在姜维的驻地汉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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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所任应是姜维主簿,而非诸葛瞻主簿

姜维担任卫将军期间,只有延熙十一年(248年)、十四年(251年)、十五年(252年)和十六年(253年)没有出兵。假设主簿需要随幕主出征,则陈寿只能在此四年中担任卫将军主簿。考虑到陈寿的年龄问题,则其担任主簿的时间以延熙十四年至十六年间(251—253年)为宜;稍前,则任益州州吏。此时陈寿在20岁左右,正好是弱冠之年。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姜维重新发动大规模北伐。陈寿亦在此时离开卫将军幕府,进入东观。

以上只是一个推论,不一定就是事实。即便推论不成立,延熙十九年(256年)伊始,姜维就迁大将军。至迟在此年初,陈寿也已经进入了东观。时黄皓与侍中守尚书令陈祗互为表里,已经参政。景耀元年(258年),陈祗去世,刘禅复设中常侍,黄皓任中常侍干政,朝政日坏。

《晋书》卷82《陈寿传》载:

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看来陈寿与他的顶头上司郤正一样,都没有巴结黄皓。所不同的是,郤正独善其身,没有得罪黄皓;陈寿却因“不为之屈”,而“屡被谴黜”。陈寿究竟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黄皓,已无可考;但是遭到黄皓多次穿小鞋,这图书管理员兼史官的工作,也不会做得太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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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了“黄昏二神”之一的黄晧公公,日子不太好过呀

蜀汉末年,陈寿就更闹心了。先是景耀四年(261年),诸葛亮之子、军师将军诸葛瞻晋升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主持国政。而诸葛瞻素来“轻寿”(《晋书·陈寿传》)。黄皓和诸葛瞻都看不上陈寿,陈寿的仕途自然到头了。

也大约是在此时,陈寿的父亲去世,陈寿在守丧期间生病,因为让婢女送药,被当作桃色新闻,受到乡党贬议。此后蜀汉灭亡,司马氏号称以孝治天下,陈寿遂因此事,多年未被录用。(《晋书·陈寿传》)以时间论,蜀汉灭亡时,陈寿正在守丧。

总结一下,陈寿于延熙十六年至十九年(253—256年)间进入东观;

景耀元年(258年)以后得罪了黄皓,屡次被穿小鞋;

景耀四年(261年),向来看不起陈寿的诸葛瞻上台执政;

当此之时,陈寿又遭父丧,且受乡党贬议,直至蜀汉灭亡。

这么算下来,陈寿在东观安心当管理员和史官的时间,最长不过五年,最短可能只有两三年。

三五年的时间,在没有朝廷财力支持的情况下,陈寿是不可能收集和整理足够的史料来写《蜀书》的。由于受到黄皓阻挠,陈寿的历史著述工作也一定阻碍重重。陈寿接触到的史料(包括编辑过的史料和未经编辑的原始档案)很可能是有限的。

同在东观任职的王崇能够编撰《蜀书》,且内容与陈寿的《蜀书》“颇不同”。这个“不同”不仅是内容本身不同,亦可能是内容详实不同。也就是说,王崇看到的史料,与陈寿看到的史料,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既可能在内容上,也可能在数量上。

泰始四年(268年),陈寿的同学罗宪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十一·霍峻传》裴注引《襄阳记》);于此同时,黄门侍郎张华也很欣赏陈寿。陈寿遂在此年或次年(269年)被举为孝廉,以著作佐郎兼领巴西郡中正。期间,陈寿写了《益部耆旧传》,得到司马炎重视,晋升为著作郎,随即又被外派出任平阳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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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诸葛亮集》,这里推荐一下这本李伯勋的《诸葛亮集笺论》

这期间,陈寿除治理辖地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编次诸葛亮作品集上。泰始十年(274年)二月,陈寿因《诸葛亮集》完成而重新回到洛阳担任著作郎。六年后,《三国志》成书。

陈寿在洛阳看到的蜀史材料,恐怕不会比在成都看到得更多。毕竟经历了亡国,经历了钟会之乱,经历了图籍运输,洛阳的蜀史材料与成都相比,只少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寿也只能感慨,蜀汉早期没有史官,后期没有专职的史官,以至于没有人编修国史(“国不置史”),没有人集注起居(“注记无官”),从而导致了“行事多遗,灾异靡书”的后果。

参考文献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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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房玄龄 等 撰.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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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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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耀坤 伍野春 著. 陈寿裴松之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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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景勇. 东汉政治与史学[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4

3. 杜鑫. 三国史官制度研究[D].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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