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士都是文化人吗（谁一手制造了文科误国论）

4月14日，央行的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流行网络，其中提出“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论述，引发争议。

在本文中，韩少功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的理科和文科都出现了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的弊病：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让科学研究不再关注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尽管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同样十分关键；知识分科的细化让求知者的视野越来越狭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导致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知识生产体制与利益的过度捆绑，更是让知识生产日渐“脱实向虚”，成为像金融投机行业一样只顾体内循环、自己服务自己的行当。当代知识生产的这些趋势，让当代人越来越教条、偏狭和低能。

面对这样的局面，作者倡议今天的求知者既应“下要接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重新建立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连接；还应“上要接天”，以优化重构的“大叙事”“大三观”整合分散的专门知识，为人类提供健康的知识和价值指引。

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

社会人文“科学”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

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科学”？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

Science（科学），中国俗称“赛先生”，在严格意义下限指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即“牛顿时代带着唯理论浪潮，也带着经验论浪潮呈现在我们面前”（赖欣巴哈语）的一系列认识成果。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科学”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

知识生产“脱实向虚”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的部分，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

一种知识的失衡不易补救。一个前辈观察当下的生活，也许会觉得现代人太无能，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全科”教师（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数理化），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全科”农民（农林牧副渔样样上得手），如此等等。

现代人回到家里也许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学历的白领，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门挖草药。他们被“傻瓜化”的各种家用自动设备，被发达的电商配送服务，宠成了一个个“巨婴”，屁股常在沙发里生根，不时靠旅游、八卦、表情包来打发闲暇，还以为自己操弄傻瓜相机就懂得了摄影。

专业细分是知识增长的势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就得这样吗？何况日子过好了，有钱人无须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过时的知识和能力，要丢那就丢了吧。不过，如果他们的实践面过分收窄，“零件化”的职业状态叠加“原子化”的心理状态——某种个人主义的自恋和自闭，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服务者、合作者、庶民大众的兴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虑、情义、背叛、绝望、斗争、虚伪、牺牲中的历练，欠缺作为一个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会阅历。如果事情是这样，“巨婴”们就真的长不大了。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奶头乐”（Titty Tainment）的亚文化潮流便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适的生长土壤，找到兴风作浪的资本吸金神器。娱乐为王，刺激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迁就受众轻浅的理解力，各种“神剧”都能成为热剧，“狗血”与“鸡汤”最容易成为头条。即便偶尔涉及历史和政治话题，有几枚流行标签就够了。

这就说到文艺和时论，说回到文科知识了。据说“奶头乐”是出于冷战对手的阴谋，是刻意制造娱乐快餐，意在填满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其实，即便没有外部输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忧，可诿责于父母、学校、社会的“娇惯”和“过度保护”，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条件和趋势不变，只要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这些人想离开文化奶嘴，恐怕也难——这里既有知识的失衡（多表现于理科），也有知识的失真（多表现于文科）。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积弊日深的全球现有教育体制延绵数百年，经新资本主义的塑造升级更为根深蒂固，需要一种大体检，需要一场大手术。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国让人看得步步惊心，一些中国“文革”的过来人大概还有几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旧”），游行示威不断冲击政府和议会（炮打司令部），烧汽车、抢商店、枪击案的暴力呼啸说来就来（文攻武卫），种族压迫的老账与暗中通俄的现行一起查（深挖阶级敌人），家人之间因政治反目并公开举报（亲不亲，路线分），连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视为政治陷阱（宁要资本主义的病，不要社会主义的医）……愤怒者几乎把一部历史剧异地重演了一遍。

两相比较，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

其实，意识形态是思想竞争的正常工具，在其早期大多如此；一旦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状态，才会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现为信仰狂热，思维僵硬，脱离实际，无视事实，求助假新闻，成为一种不由分说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这世界上，所有知识最终都需要落地。唯实践能清醒所有“永动机”式的理论空想，唯实践能给神主知识退烧、脱敏、活血、解毒，是知识重获解释力和引领性的前提，是一切伟大理论活的灵魂。

毛泽东1937年撰写《实践论》。一个极穷、极弱、极乱的大国在当时几无发展前例可援，各种洋教条让国人左右皆误、一再迷路，若无《实践论》的唤醒，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自主解放，全社会行动力的不断凝聚和增强简直无从想象——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生动故事，可为今人借鉴。

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说神主知识不可取，碎片知识同样让人头痛，是时下求知者们的另一大灾情。这样说的背景，是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而是更难于行动？

也许，需要一种筛选优化机制，助人们适时轻装上阵，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谱的知识。还需要一种活化组织机制，让万千知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组成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共享统一的灵魂。

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为认知对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还有医科）以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人为认知对象，当然更是复杂加倍——虚无主义也许不失为一面应时的破镜。由于识字率越来越高，由于知识产能马力全开，由于各领域、各层级、各门派、各分支、各种方法和风格、各种利益背景和实践细节，无一不在盛产知识，再建“大叙事”确已困难重重。于是人们习惯于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头痛医头（甚至只医头发），脚痛医脚（甚至只医脚皮）。

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换句话说，“大叙事”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随之缺位或暧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倒可能越来越近。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这就是“上要接天”的缘起。

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包括借助“直觉”“意会”“无意识”，以革命的方式共约和共建新的“知识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穿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时值全球现代化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知识小格局碎了又碎，我们能否重建“三观”，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识的任督二脉，找到各种知识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约、消化、滋养、激发的成长机制？我们能否跨过前人的许多见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谋术有别，为学相济，做事有别，为道相通，让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汇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这是逼近每个求知者的又一悬问。

（《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韩少功）

来源：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