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简短资料（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26周年）

不忘燕园拜谒情

刘长城

2021年12月4日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诞辰126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以示纪念。

——题记

冯友兰亲笔信

四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即逝。许多人、许多事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淡去，唯有我与冯友兰先生的书信来往（见《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和在燕园拜谒先生的往事，如一坛老酒，历久弥香，每每忆起，令人振奋，激我前行。可以说，我的学术人生路是由冯先生为我铺就，要说有一点成就，那也是冯先生这座哲学丰碑指引的结果。

作者研究冯学的部分著作

请允许我把话题拉向半个多世纪之前——

孩提时代，我常听家乡老人们讲述“冯氏三兄妹”的故事。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就已经知道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大人物、大学问家，至于说他是哪方面的大人物和哪门学科上的大学问家，我自然是不知道的。家乡的老人们常说：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冯老是做大事和写大文章的人，出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是多么想见到我所尊敬的冯老先生啊！

我读初中的时候，唐河六中就坐落在冯先生故居的旁边，我时不时地到冯先生故居的大院里，看那棵参天的银杏树和那株妩媚的蜡梅。每每置身于此，犹如就在冯先生的身边，在聆听他给我讲学问。日子久了，我萌发一个想法:去北京见一见我们家乡的这位大人物、大学问家。

在“文革”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我初中只读完第三册就毕业了。那时，大队（今天的“村”）开办了一所初中，没有人教书，于是，我这个所谓的初中毕业生，经当时驻队干部仝允豪同志的推荐而当起了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冯先生故居旁的一个小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冯先生写的小书《论孔丘》，十分高兴，将它买了回来，一有空就拿它来读。读罢这本书，我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冯先生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大学问家。我何不给冯先生写信问候呢！

我决意给冯先生写信了。我至今仍然记得给冯先生写的这封信的大概内容：我十分景仰我们家乡的大学问家，我十分崇拜有学问的人，我愿意当您的学生，希望您老有空回到家乡看一看，走一走。云云。

我把信寄出去后，心中反而有些不踏实了。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初中生，人家冯先生会给你这样一个毛孩子写回信吗？后来的情况竟然大出我之所料。半个月的光景，我接到了冯先生的回信，同时附信给我寄来了他的一首《浣溪沙》词。

从这时开始，我与冯先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后来我与冯先生的通信中，所谈问题是多方面的。先生也附信给我寄来了一些书籍、资料和报剪内容。至今在我的书柜里还保存有当年冯先生寄给我的一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后来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我考取了郑州大学政治系（两年后，该系分成四系：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我把考上大学的消息写信告诉先生。冯先生马上回信说：“接到来信，很高兴。我早想着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但不知在何处上学。今接来信，果不出所料。你愿意学哲学，很好。有什么哲学上的问题，你就来信吧。在你们系里，是否有个教师冯憬远？他是我的学生。你也可以找他谈谈。”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回答了我所关心的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他说，他已经84岁了，相对于年龄来说，身体还算不错。同时，在信中还询问了家乡的其他一些情况。

郑州大学政治系一分为四后，我进入了哲学系，又给冯先生写了信。他在回信中告诉我，要好好学哲学，希望我大学毕业后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不管归不归他带，我们便可以常在一起。

1980年暑期，我决计要去北京大学看望他老人家。这是一个古朴而典雅的校园，初来乍到，由于搞不清方向，就在燕南园里瞎转悠。先是转悠到了一所宅院旁，即向前打探，得知是周培源先生的家。又转悠到一家院前，见一位老者用一把大剪在剪院中的草坪，便上前询问。（事后得知，这位老者是冯至先生的夫人）按照她所指的方向走，又到了王力先生所住的60号，还是没有找到被称为“三松堂”的57号院。恰遇一位老者在晨练，他顺手一指，57号院的大门就在眼前。（事后得知，给我指点路径的老者竟然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进入“三松堂”大门，院内三株劲松赫然入目。有一小童正在松下玩耍，我疾步向前问冯老先生是他什么人。小家伙向我一望，忙跑到房门口大声喊：老祖、老祖，有人找你！（事后得知，小家伙是冯先生外孙女的儿子牛牛）

进入客厅，我见一位中年人搀扶着一位鹤发老者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不用问，我所景仰的一代哲学大师就在眼前！我赶忙掏出学生证，双手递给先生，说：“六爷，我就是刘长城。”冯先生戴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了学生证，说：“哦，不错，你就是长城。”他拉着我的手，我搀扶着他，一起走向客厅，坐在沙发上。

我忘记了整个夜晚在火车上颠簸的疲惫，向他介绍家乡各方面的情况。先生像是在听，更像是在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一下车就匆匆忙忙赶到北大，还没有吃早饭吧？”经先生提醒，我才感到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叫，真是饿了。先生一手执拐杖，一手拉住我便向厨房走去，交代厨师王叔给我做早餐。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又在客厅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各方面变化。我就把在假期中回到农村的所见情况向他作了如实介绍。

我和先生的谈话兴趣正浓，厨师王叔便端来了饭菜。我本来就知道先生正忙于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惜时如金，请先生不要陪我，但先生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仍在身边看着我吃饭。饭后，先生告诉我说：“你来北京一趟不容易，要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看一看北京。北京可以看的地方简直是多极了，她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中地。你应当有重点地看：看圆明园、颐和园，可以学习中国近代史；看故宫、北海公园，可以学习中国古代史，崇祯皇帝就是吊死在煤山的；看一些古建筑，可以了解建筑艺术。总之，北京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教科书，我一时也不可能全部讲给你，要你自己去看，在看中学习，在看中思考。”

我有选择地参观了一些地方。早饭和晚饭都是在先生家吃的。每次用餐，先生总是让我坐在他身边。他女儿宗璞先生（著名作家）和门婿蔡仲德先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以及其他家人分别依序入座。晚上我就睡在先生的书房里。先生的书房是一个几间通着的房间，里边放着许多书架。书架并不像今天有些读书人那样讲究的书柜，先生书房里的书架都相当简陋，但盛装的书籍非常多。书架一个紧挨一个，中间只能走一个人。书籍按照不同的门类摆放。我每次在先生的书房里，就不自觉地想到一个成语：汗牛充栋。这些书籍大多是线装本、竖排文字、繁体字版，应当这样说，这些书籍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我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读了。每进入先生的书房，就像进入了一个书的海洋，一个知识的世界。在这个海洋里，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儿；在这个世界里，我是一个无知的孩童。

冯先生从十几岁起就离开了家乡，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借我在京的机会，一有空我们就谈论家乡这个话题。家乡的路修得怎么样？从祁仪街到唐河县城通不通汽车？山上种没种树？种的是什么树？等等。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话题，就是先生回老家奔丧，从唐河到祁仪街这段五十多里的路走了一天的事。我向先生问到了这件事，也就此打开了先生给我讲这段往事的“闸门”：那是1944年冬天的事。先生的母亲吴太夫人病逝，先生和弟弟景兰（地质学家）均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兄弟两人就从昆明启程返乡。当时先生的妹妹淑兰（文学家）也在西南，因为路途遥远而未能成行。从昆明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宜昌，再到老河口，从老河口徒步而行，翻山越岭，最终到了唐河县城。从唐河县城坐牛车到老家祁仪镇，五十多里路，牛车硬是咣咣当当走了一天。听着先生对于往事的娓娓而谈，我感觉像是听一段历史，听中国近代史。

我在三松堂居住的这段日子里，其实还有两个非常想问的问题，就是想当面听一听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中有关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我大学毕业后能否报考冯先生的研究生的问题。说实话，对于报考北大的研究生，我当时连想都不敢想，我认为那个门槛太高了！但是，明知自己的能力不行，还是心里痒痒的，想就这个问题当面向先生讨得一个考取研究生的“法宝”。在先生的书房里，看到先生那汗牛充栋般的书籍时，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些书籍我连书名都说不出来，能考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生吗？我想从先生这里讨得一个考研究生的“锦囊妙计”。在一次饭后，我向先生问到了这件事情，想让先生给我划一些重点。先生明白了我的意思，只回答了一句话：书中所讲的都是重点！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带上先生给我的嘱托，带上宗璞九姑给我的路费，一步一回首地离别了三松堂，登上了南下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