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1-18页阅读感悟（红楼星火专栏〡第四章）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⑯

第四章 五四-觉醒与确立

文/陈斓

7 总司令

从1914—1919年，欧战爆发，世界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危机，这期间，只有中国置身事外，无非是派了劳工去欧洲，以解决战争期间欧洲劳动力短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关起门来和平发展”的时期。因此，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甚至有人说，北洋政府时代，北大教授的薪水是历史上最高的，他们的生活是最富裕乃至奢华的。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这些人何以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发动什么五四运动呢？

简单地说——与其说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还不如说，那是一个浮华的末世。

正因为北大的薪水高，学生出身高，所以，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北大的学风就是一个“混”字。蔡元培一语中的地说：那个时候，教师不好好教书，也不敢好好教书，因为学生都有背景，如果课程难了、要求严了，学生就群起而攻之，以至于教师称“中堂大人”，学生称“老爷”，考试之前，教师一定是把题目告诉学生，如果不让学生过关，老师就一定混不下去。于是，北大就这样成为“大观园”，所谓北大学生生活，无非就是娱乐，而娱乐，就是喝花酒、打麻将、嫖妓，就是醉生梦死，就是蔡元培说的不正当娱乐。

还有一条就是大官兼课，这些大官虽然一个学期来不了几次，但一来讲座，学生便趋之若鹜。所谓讲座，无非讲混官场、混人事关系的门道，学生平时不上课，而忙着追捧官僚，对于官场的门道，各个烂熟于心，至于学问，则是一塌糊涂。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前的北大。

李大钊则进而说：如果说当时的北大学生是混子，那么北洋的官场不仅是混子，而且还是一群戏子，他们把国家大事等于峨冠博带的表演，乃至嘉年华活动，这样的戏子作风、戏子表演，以大吹大擂去参加巴黎和会为最。

实际上，在北洋政府看来，巴黎和会不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而是一个大派对，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护住面子，把这场活动搞“圆满”了。

在1919年5月1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上，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大的耻辱，还不是把青岛丢失了，而是在青岛丢失了之后，还要维护巴黎和会这个派对，还要把丧事当喜事办，还要争什么对于山东的“五国共管”，好像只要去参会了，只要会议“圆满闭幕”了，中国就有面子了。

李大钊在1919年5月18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

李大钊质问说：巴黎和会是什么？是分赃。中国代表团去干什么？去开派对，去西装革履、峨冠博带地表演——这种戏子作风，才是中国最大的耻辱。

他说：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1]

什么是腐败？大学生是混子、官场是戏子——这种末世浮华，就是最大的腐败。

正是在这一片腐败之气的笼罩之下，鲁迅说——心死了。正是在这样从昏睡到死灭的铁屋子里——国亡了！

而蔡元培要整顿的，就是北大的混子习气，而这种整顿，必然波及官场的戏子作风。

从五四往回看，许多事情，会看得更加清晰。

当年，蔡元培到任不久，林纾便给他发了一封公开信，认为正是蔡元培的改革，造成了北大的学风败坏，其中特别说，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把武则天当作圣王，把卓文君当成偶像，陈独秀等人鼓吹男盗女娼，是人头畜鸣的禽兽。

蔡元培回信公开反驳说：

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2]

蔡元培更愤怒地回击说，如果说你们这些人的道德好，那么请问，如今上至总统、下至百官，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倡导吃喝嫖赌、纳妾有福的，正是你们这些提倡旧道德的人。

最为诛心的是，蔡元培进而指出：你们说北京大学败坏了国家，但是，天下人都知道——真正败坏民国的，乃是支持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而现在筹安会里的人，还在北大里面混，就是这些人，在攻击北大的改革，攻击国家的改革，毒害青年的，也就是这些人，而这些人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每周评论》创刊号

1915年8月14日，杨度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其中重要成员，就包括严复、刘师培等六人，其中严复是北大校长，刘师培如今还是北大教授。

除了筹安会六人之外，在北洋内部，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有：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段芝贵、梁士台等“十三太保”——这些人，就是日后安福内阁的主要成员。

当时，蔡元培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在这封痛快淋漓的回信中，把中国政治的阵营，已经划分得一清二楚。

因此，五四运动爆发后，起来大骂学生是暴徒、神经病者，除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梁漱溟之外，就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筹安会的主要干将严复，而主张镇压学生的，就是当然拥戴袁世凯复辟的“十三太保”——即后来的安福俱乐部。

正是因此，在全国民众起来之后，1919年6月9日，李大钊、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公开指出：当年支持袁世凯复辟的“十三太保”，就是卖国集体的核心，这个腐败集团不去，民国就一日不安。

1919年6月9日，李大钊、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与蔡元培当年那封给林纾的信不同，这个宣言公开地点了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的名。

陈独秀、李大钊当然没有蔡元培那样客气。

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嵩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陈独秀与高一涵连夜赶到印刷厂，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这份传单写道：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希内外士女谅解斯旨。[3]

不仅公开点名，而且，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自己去散发这个宣言。

11日下午，陈独秀身着一套白色西装，随身带了一批传单前往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乐场。他与高一涵等人事先约定，在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晚上10点左右，陈独秀、高一涵等决定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

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陈独秀和高一涵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一层露台上很多观众正在观看露天电影。两人趁机将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下面的观众被突然从天而降的雪片似的传单所吸引，纷纷捡拾、传阅。

这时，从屋顶的暗角里出来一个人，向陈独秀索要传单。毫无防备的陈独秀，便顺手给了他一张，没想到，那人立即大叫：“就是他！”随后一群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逮了起来。

高一涵见此情景，赶快扔掉传单，脱掉外套，躲藏起来。因新世界处于闹市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12点，北洋军阀政府又派出100多名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杂志、稿件、信札等。

一同前往参与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津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4]

就这样，学生被释放了，但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被捕了。

北洋政府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既然没能杀了蔡元培，于是就把刀子对准了陈独秀。

不但在北洋政府眼里，而且在当时保守的知识界，陈独秀都是个必须除去的异类。

其中徐树铮，就是主张暗杀蔡元培的人。

逮捕陈独秀的同时，徐世昌下令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

6月13日，陈独秀被捕和政府决定签字的消息一经《晨报》披露，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作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被捕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大爱国师生、北京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在筹备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等先后发表声明，谴责安福系暴行，要求释放陈独秀。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和全国学联等单位要求释放、营救他的电文、协议书等相关档案

章太炎此时紧急致电在杭州的蔡元培，让他千方百计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致电北洋政府，必须追究徐树铮。

陈独秀的被捕以及政府决定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京的学生运动，扩展到全国。

从那一刻起，北京学生大规模开展爱国示威运动并被残暴镇压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愤懑和仇恨在各阶层群众中迅速蔓延开来，广大人民被激怒了。

6月21日，上海学界、商界代表集会，在上海的留日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发言批驳了军阀政府主张签字的理由。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会上发言，指出：

北京政府主张签字之理由，首以加入国际联盟为词。但查国际联盟第一条，则以保持联盟各国之状态为主旨。我国今日送一土，明日卖一地，如中日密约不取消，青岛不收回，则加入联盟，也永无收回国权的希望。[5]

这一时期，湖南学生和各界人民在毛泽东、彭璜等领导下也展开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早在5月中旬，邓中夏便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学生“五四”以来斗争的情况，一起商议了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举行罢课等问题。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当北京学生遭到军警抓捕、镇压时，长沙学生便以实现总罢课予北京学生以有力声援。其罢课宣言愤怒呼吁：“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与此同时，上海、济南、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爱国商人，先后罢工、罢课、罢市。至此，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由北京发展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

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期一天比一天更近了。6月27日清晨，北京、天津、山东、陕西等代表联合向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再次强烈要求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和废除中日一切密约。

盛夏的骄阳如烈火般炙热，代表们一直站立在总统府的门外。徐世昌不敢出来见学生，只派出了他的头号副官李达三来应付学生。李达三油腔滑调地对学生们说：“请愿书已经递上去了，但总统今天有重要公事，不能接见。你们的请愿书既然留下了，总统有时间会考虑的。你们不必等，等也不能见，都回去吧！”

代表们听了怒斥道：“在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难道还有什么比立即拒绝签订卖国条约更重要的事么？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才终日奔走呼吁！如果不是挽救国家危急，学生又为什么不去安心读书，竟来到总统府门前，受烈日的暴晒？！”

同时，在巴黎的中国专使顾维钧、王正廷、陆徵祥等又受到我国留法爱国学生和工人的多次强烈抗议和包围。据当时报载，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也纷纷集会，要求各专使拒绝签字。

那个时候，李鸿藻的孙子（李石曾的外甥）李宗侗牵头组织了旅法工人几十人，邀请巴黎和会代表团到巴黎哲人厅对话，这里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地方。面对中国工人的质询，顾维钧等人都说对于中日密约，他们事先并不知情，于是大家问陆徵祥是否知情，陆只好承认知情，乃至最终承认自己是犯了糊涂。

随后，法华基金会再邀请代表团对话，那时陆徵祥已经因病住院，留法学生王世杰不容顾维钧说话，开口即痛骂他是卖国贼，整个过程中，顾维钧都在辩解。多年之后，王世杰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部长，而对当年王世杰在巴黎的一番怒骂，顾维钧终生耿耿于怀。

6月27日晚，数百名中国学生和商人闯进中国代表团秘书长陆徵祥住所花园，警告他说，如果签字，“要将他痛打一顿”“要杀死他”。6月28日预定签字的这一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各专使的寓所，不准专使出门。

顾维钧晚年尚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6]

当天，陆徵祥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明立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整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有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7]

陆徵祥在官场多年，原本不想为此事顶缸，但此事他也决定豁出去了。

除了良心发现之外，这与他长期受到自己夫人的教育有关。

陆徵祥夫人是比利时人，出身于外交官世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之间感情深厚，陆夫人不幸早逝，临终前她对陆徵祥说：“你是对得起我们的爱情的，但是，你一生最大的罪过，就是签订了‘二十一条’，因此对不起你的祖国，对不起上帝，为此，你要为自己的罪过忏悔。”

夫人去世后，陆徵祥痛不欲生，他因此进入比利时本笃派修道院，成为修士。陆徵祥临终之前，修道院长说，中国占了你心的一半，此时陆已不能言，但伸出三根手指，于是，修道院长说：是占了四分之三。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及参加巴黎和会期间，经过巴黎街头时的心情：“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国内的学生代表们和自愿加入的群众，则继续在总统府门前请愿。到了晩上八点左右，徐世昌终于坐不住了，被迫下令开放大门，接见了代表们。这时外面的群众向代表们振臂高呼：“坚持拒绝签字！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不达目的，绝不回去！”代表们郑重表示：“绝对不辜负大家的嘱托。”

各地代表坚决要求徐世昌：“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徐世昌勉强说：“政府当然接受民意，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刻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代。”

最终，在全国人民掀起的拒签和约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无奈下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要求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至此，这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以胜利告终。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洗礼，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正是因为这次开天辟地的运动，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洗浮华混日子的作风，从此作为“新青年”站了起来。

正是因为这次开天辟地的运动，中国的读书人乃至陆徵祥这样的官僚，对于国家的腐败，竟然也有了良心的不安。

正是在这次运动中，那个在浮华中沉沦的民族觉醒了，那些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人觉醒了，他们说——从来如此便对吗！中国和中国人，难道就这样温水煮青蛙地混下去吗！

此时，北大学生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挽蔡”斗争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结果。早在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运动，并于6月6日正式批准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学生立即于6日晚召开全体大会，上书政府要求收回成命，并派代表警告胡仁源“万勿到校”。

6月11日，北大教职员集会向政府公开声明：北大校长“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商会等也一致声援。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6月中旬，以教育部训令的形式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免去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22日，军阀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派代表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师生代表汤尔和等到杭州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

7月9日，蔡元培在杭州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表示胃病“一经痊愈，即当束装北上”。此前，张国焘、许德珩等人曾再度南下，迎接蔡元培返校复职。

经过北大师生、社会各界的不懈斗争和艰苦努力，蔡元培于9月12日回到北京。

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经得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京师警察厅迫于压力，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为欢庆他出狱，李大钊写了一首诗鼓励他：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四）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证实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8]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9]

李大钊创作的新诗《欢迎独秀出狱》

那天，学生们在北大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陈独秀出狱。张国焘任大会主席并致辞，他激动地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我们坚决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

陈独秀则出奇地平静，面对欣喜若狂的学生，他以浑厚的声音，说出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

同学们，各位同侪，独秀这次坐牢，是受了强力的制裁，因此，就知道了强力的作用。

我过去是相信公理，相信民众的，但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强盗的世界！所以，在坐牢期间，我产生了一个觉悟——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公理、有民众还不够，因为还要用“强力去拥护公理，用民众的强力，去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强力”！[10]

所以，从此，我是要主张强力的，为什么？因为善，不能治恶，治恶，只有强力！

同学们，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这次争的是一块土地，不是的，我们争的是主权，争的是铁路、是矿山、是中国经济之命脉，是那里劳工的饭碗！你看这次运动，成败全在上海的工人、汉口的工人、租界里的工人起来，过去，他们是被治的人，现在，就是他们，把那些制裁中国的人，一起制裁了！

什么是民主？我看——那些被制裁的工人起来，以强力制裁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就是真正的民主！

我的出名，是因为北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我的罪过，但是大家想一想，过去的北大在干什么？在享乐、在醉生梦死！政府在干什么？在腐败、在党争！北大如此，政府如此，中国怎么能不软弱，这世界上的人，可有理由看得起这样醉生梦死的中国人！

但是，这次不同了，谢谢你们，使我觉得新文化运动，不是罪过，而是中国的福报！谢谢你们显示了中国读书人的健康的强力！我谢谢民众和工人显示了中国人的健康的强力！

因为对抗强力，只能依靠强力！

这就是我的觉悟，是我被制裁的觉悟，因此与诸位分享。

光明在前，我们要不怕牺牲！

陈独秀缓缓举起一只手，他的形象，定格为历史。

那一刻，陈独秀变了，北大变了。

陈独秀从一个温和的民主派，迅速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成了真正的“危险分子”，从此，他成为巨人。

因五四期间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过了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北洋政府要求他“不得擅自离京”。然而，向来我行我素的陈独秀，根本就不把“不得擅自离京”的警告放在心上。

1920年2月，陈独秀接到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偷偷地经上海赴武昌，连续几天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讲特讲他的《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精神》等，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轰动，当地报纸竞相报道陈独秀的演讲活动与内容。陈独秀的演讲令武汉反动当局深为惊恐，严令陈独秀立即停止演讲，离开武汉。

1920年2月，李大钊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南下

陈独秀不得已于2月7日夜乘火车返京，此时，他私自离京去武汉演讲的消息已经传开。北京政府恼羞成怒，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高一涵首先得知这个消息，为了陈独秀的安全，他立即前来与李大钊商议此事。两人最后决定，派人先到车站将陈独秀截下，然后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避难，再设法护送出京城。考虑到北方政治环境的险恶，李大钊赞同陈独秀南下寻找新的生机。

1920年2月，猴年春节临近了。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忙着备置年货，这正是一年中生意人收账的日子。中午时分，从北京朝阳门去天津的大道上，李大钊雇了一辆车，扮成收账的北方商人，护送坐在车里的陈独秀启程南下。陈独秀则是头戴毡帽的南方人形象，棉袄外面套着一件油光铮亮的背心，抱着一大摞账本。两人对自己的装束很不自然，不时地相视而笑，又警惕性地环顾四周。李大钊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处事更显稳重。

高一涵后来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11]

负责护送陈独秀的人是张太雷。

天刚蒙蒙亮，张太雷就焦急地守在天津塘沽码头的入口处。一艘载满旅客的船刚刚靠岸，许多人拥挤地穿过颤颤巍巍的跳板，从他身边推推搡搡地走过。

突然，人群中两个生意打扮的人引起了张太雷的注意，他惊喜地发现，这两个人正是他苦苦等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快步走向张太雷，顾不上寒暄，他低声说：“太雷，咱们赶快送仲甫上船！”只见船员马上就要收跳板了，张太雷赶紧拿出船票，帮陈独秀提起箱子把他送上了甲板。

开往上海的轮船即将启程，浓浓的黑烟不断从烟囱中冒出来，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

轮船开走了，李大钊、张太雷目送渐渐远去的船影，总算放下心来。

冬日的塘沽十分萧索，天空灰蒙蒙一片。在寒风中，李大钊和张太雷亲热地握着手，一边快步走着，一边热烈地交谈。自从在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就一直把他当作革命的先导。

陈独秀知道，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总要有人为之牺牲，而他愿意作出自己的牺牲。

陈独秀愿以一人之去，成就北大之全。

陈独秀离京南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大。而他出狱后的演讲，在当时可谓是最为深刻地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因此，他被称为“五四的总司令”。

8 欢迎词

1919年9月20日，北大开学这天，北大师生在法科大礼堂先后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盛大集会。在学生的欢迎会上，学生代表方豪致欢迎词：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

先生之言曰：“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生等诚得为交战国之民，政府已先我为之，又何乐而为偌大之牺牲？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之味。有受逮捕而入监狱者；有被罗织而受审问者；有蒙殴击而丧生命者。甚且国旗裂为缧绁，校舍辟为囹圄。四月之间，殆无日匪困苦悲剧之生活。

生等并非以此哀诉于先生，于国民，而自馁也。生等视栖生于此大地之中，是遍地狱，都觉痛苦。如之何而能跻斯民于光明之下，同享人类最乐之幸福，盖所企慕而思得其术以解之。夫如是则学成之日，修养充分、囗虚受身心一切痛苦以赴之。

自经历此四月困苦悲剧之生活，对于本身而得有许多之觉悟；对于人世而得有许多之了解。读威尔逊宣言，尝深信其能伸张公理矣；阅政党政纲，尝深信其能福国利民矣；习政法学理，尝深信军旅律令之为除暴卫国而囗矣；生等日竞竞于学问，深信其能出而应世矣；日砥砺于道德，深信其能裨益时艰矣；抑又尝闻流言谓：国人无程度、工商界无知识，几亦误信其为真矣。

生等以纯洁之精神、恳挚之意志、坚强之气魄，从全国同学废书以争。工商界感而自觉，群起相应，各尽其责，然而社会腐败，黑暗重叠，进而求之，仍不得见光明之域，奋斗循直线以往，结果循曲线以还。举所谓各失望者，更不能有所满足，所谓失望者诚失望矣。

生等数月以来，惟一思想，在求国民之自觉自决。国家进化，本具自然趋势，但以吾国半生半死之奴性的、惰性的现象，窃愿奋斗之促进于世界文化水平线上。本非狭义的国家主义，亦非暂时的冲动行为。倘有持侵略主义、卖国心理以妨碍我民族之进化，国家之发展，一息尚存，必去此举世之公敌而后已。然而族我者辄诬以过激之名，谋重其罪，以权势相逼相压，殊恨其种恶因于社会人心矣！

大学自先生离去，生等如栖身于狂风怒浪之舟中。三五操守不坚者，牵入浊流。奸人不自毙，谲计以败青年之操，肆流毒于社会，良可痛矣！生等区区苦衷，发于良心，知之行之，荒于学术；思之求之，行谊磊落，信能见谅于天下后世。而囗囗于先生者，信能启吾心灵，扬我国风者，环顾海内，唯先生耳！

大学肩阐发新学、昌明旧术之巨任，为最高尚最纯洁之学府，生等必谨以之待，潜研学业，修养德性，答海内之殷望，树国家之基础。自经此番阅历，顿生绝大之觉悟。现代人材破产，学术衰败，诚引为至可凄恻之事！愿破除一切顽固思想、浮嚣习气，以创造国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学新纪元。

先生告生等有曰：“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前此蒋教授代表先生主持校务，亦曾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相敦勉。故今日之欢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虚伪的，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学生等之新生命！先生必能满足其要求，俾有以贡献于世界。

此次国人同心协力，维持大学，使今日仍获研究学术于此最高学府，生等于欢迎先生之余，更不能不感谢全国同学，各界人士。顾可以报先生，报国人者，亦惟学耳。人情至亲爱者，久别则生恋恋道旧之心，故累絮述其所经历者以告先生。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12]

这篇慷慨激昂的欢迎词，是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的总结，也是对当年蔡元培开学演讲的一个精彩的回答。

这一长篇欢迎词表达了几个意思：

其一，过去的北大，是一个混日子、混文凭的北大，过去北大的学风，就是惰性、奴性的国民精神的反映。而蔡先生发动新文化运动，改造北大，就是从改造腐败的学风入手，改变腐败的社会风气。

其二，这次运动，表明北大的风气改变了。从此，北大人与混日子、混文凭分道扬镳。北大人争气，首先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这个人格，就是新道德，没有国民的人格，没有新道德，就没有学问的基础。

其三，校长提倡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宗旨就是求国民之自觉，我们创办学会、平民演讲团，发动五四，宗旨也是如此。没有平民演讲团，五四不会成功，没有办杂志的经验，同学们不会有真学问。

其四，这次运动最大的收获，北京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国民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国民道德的确立。这种觉醒与确立，是社会教育的成功，是平民教育的成功，是校长教育的成功，是北大的大成功。

其五，因为这次成功，使我们认识到，不是北大救中国，而是国民救北大，国民救中国，“此次国人同心协力，维持大学”。从此后，北京大学不再是蔡元培一人之大学，而是国民全体之大学。

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兴奋得脸颊泛红，经历此次风暴，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斗争的力量。

蔡元培在答词中表示，感谢全校的支持，希望全体学生永远保持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的能力”与“自动的精神”，切望诸君，以新道德、真学问，为国民之表率。

许多年过去了，许德珩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已记不清蔡校长那天在欢迎大会上的致辞，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大家簇拥着蔡校长走进大操场，那时的校长眼含热泪勉励大家的神情，像一位慈祥的大家长。

早在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他认为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三种精神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觉的精神”。这是对五四运动精神最早的概括者，也是“五四运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之一。他说：学术学业，是我们的本分，但为了国家，为了真理，我们可以牺牲学术学业，也可以牺牲生命。

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以笔名“毅”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虽然在五四期间几乎没有发声，但也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上说：

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13]

五四运动震动了世界，使世界第一次开眼看中国，通过五四运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新道德、新文化之高尚。

1919年冬，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比较政治课”的教授查理·莱利安对“五四”爱国游行给与了积极的评价，他最为敏锐地看到，五四运动最关键处在于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为了政治这个根本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可以放弃和牺牲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工人超过美国工人之处。

当年秋到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原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引用查理·莱利安的话说：

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生活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号召全国，推倒政府，夺回土地，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14]

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甚至也对五四运动表现出钦佩之情：

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的孩子领导人们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15]

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中）在中国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深情地回忆了他在湖南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五四运动，深刻地阐释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当时，已经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首先从五四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的抗争中，阐发了什么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同时，他把五四的斗争方向，由卖国的北洋政府，扩展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勾结。最终，毛泽东指出，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由北京大学所首倡的劳动神圣、劳工神圣、爱国互助的思想，最终必然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科学、民主、爱国、进步，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热爱学术，追求真理——这位五四的新青年这样概括说，五四运动的方向，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根本方向。

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毛泽东概括了那个根本的历史结论。他说：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6]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

[1]《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38 — 339 页。

[2]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引自蔡元培、陈独秀著《蔡元培自述实庵自传》，中华书局，2005年6月北京第1版，第23页。

[3]丁晓平：《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245 —246页。

[4]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0 页。

[5]宋镜明、虞崇胜：《毛泽东与现代人物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10 — 211 页。

[6]吴汉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57 — 58 页。

[7]吴汉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57 — 58 页。

[8]引自陈独秀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

[9]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2 — 143 页。

[10]《每周评论》23号。

[11]《文史资料选辑》第6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 年版，第64 — 65 页。

[12]《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9 月20 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694 — 696 页。引文中遇有残缺的文字，用囗表示。

[13]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东方出版社2011 年版，第96 页。

[14]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 辑，北京出版社1979 年版，第69 页。

[15]杨红林：《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传》，团结出版社2020 年版，第82页。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99 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

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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