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哪里搞暗杀（揭秘暗杀汪精卫的全过程）

1946年1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一个特殊的命令——掘墓焚尸掘的是汪精卫的墓，焚的是汪精卫的尸体，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汪精卫在哪里搞暗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汪精卫在哪里搞暗杀

1946年1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一个特殊的命令——掘墓焚尸。掘的是汪精卫的墓，焚的是汪精卫的尸体。

1946年1月21日深夜，何应钦管辖的国民党第74军第51师工兵营用了150公斤的TNT炸药炸开了汪墓，打开棺盖，取出尸体后将尸体装运往南京西郊清凉山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的骨灰被倒入了路旁的河沟。

汪精卫被称为中国头号汉奸，死后被掘墓焚尸的下场足见国民对其深入骨髓的恨。

汪精卫生前，国民党当局数次将其作为暗杀目标，却都没有成功，他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逃过这些暗杀呢？

汪精卫

一、出逃叛国，国民党下令锄奸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举全国上下之力奋起抗战。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主席的汪精卫却发表了“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的消极言论。

日本侵略分子及时捕捉到了汪精卫消极抗日的情绪，开始主动接触汪精卫，对汪精卫诱降。

忌惮日军军事实力且缺乏民族自信心的汪精卫在日方的胁迫与诱惑之下慢慢沦陷，也在投敌卖国的路上越走越远。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及其党羽离开重庆乘坐飞机前往越南河内。这样撇开国内的抗战而出走越南的行为引起了国民的强烈谴责。

蒋介石派出汪精卫曾经的亲信谷正鼎赴河内劝说汪精卫回国，甚至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

“汪副总裁赴河内疗疾，系个人行为，无政治意味”。

《中央日报》影印件

蒋介石试图通过“辟谣”为汪精卫的行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他的争取并没有让汪精卫放弃“屈辱求和”的想法。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刊载艳电，正式向蒋介石声明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自此，汪精卫的出逃和艳电的发表正式标志着其公开投敌卖国。

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势必会给国共两党造成极大的打击。

除了对上海军统组织的破坏与地下抗日武装的打击， 在中华民族抗战存亡之际，身为一党参政会议长主席的汪精卫的叛逃容易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更会使国民政府声誉受到巨大损失。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一致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蒋介石更是当即下令：

“严惩汉奸”。

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以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的戴笠接受蒋介石的指令，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暗杀。

汪精卫

戴笠立即开始行动，派出军统所属的各站组对于曾经协助汪精卫出逃的彭学沛和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然而尽管戴笠在布置、策划和行动等各个方面都经验丰富，这次刺汪行动的暗杀任务对戴笠来说却仍旧显得困难重重。

二、困难重重，受命者组建暗杀小组

汪精卫年轻时就进行过暗杀行为，曾于1910年在北京策划过对摄政王，王载沣的暗杀活动。之后自己几次遭遇暗杀，本来就有着相对丰富的应对经验。

而自己的出逃行为会给国民党带来多大的恶劣影响，汪精卫也不是不知情。明白自己不可能在国民党视线内安稳度日的汪精卫，必定会加倍警惕，采取各种防卫措施。而汪精卫特殊的政治身份让其得到了越南警方的特殊保护。

可以说，汪精卫作为文官，但是比一般的军阀帮会更难对付。

除了汪精卫本身难对付，更让戴笠感到棘手的是，这次刺汪行动与以往的一般暗杀不同，是一场国际暗杀行动。

虽然国民政府在河内设有总领事馆和电台，情报人员也不少，但是国外的暗杀行动不可能像国内行动一样能够投入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尤其是没办法争取大批的军警人员的配合。总体来说当地情报人员的行动力量比较薄弱，没办法独立对汪精卫进行暗杀行动。

此外，当时的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法国当局规定越南境内除了法国人以外，其他人绝对禁止携带武器。而对刺杀行动来说，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戴笠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将武器运入刺杀目的地——越南河内。第二，调入可堪重用的新的行动人员潜入河内。

虽然暗杀行动目的地在越南河内，但是戴笠将暗杀行动的指挥中心设在了军统力量雄厚、关系众多且设施齐全、交通方便的香港，并在高街6号设立联络站，由毛万里担任联络的任务。

1939年1月中旬，戴笠和毛万里自重庆飞到香港。

为了解决武器问题，戴笠到达香港后迅速联络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担任过特务处情报科的副科长，当时执掌军统香港区。更重要的是王新衡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的科长。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滇越运输业务，戴笠指示王新衡从香港秘密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

武器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戴笠着手为刺杀行动组建专门的小组人员。

戴笠首先找到了余乐醒。

余乐醒早期是中共党员，曾随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后来到苏联学习，四一二政变后转投国民党，加入军统在军统主持训练工作，熟悉情报业务，通晓爆破技术和毒药制造。

戴笠找到余乐醒后便指派其先行赶赴河内对汪精卫的动向进行初步侦察。

余乐醒是特工技术专家但是缺乏独自指挥重大行动的经验，因此，戴笠又找到了陈恭澍。

陈恭澍是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经亲自策划、指挥过多次重大的暗杀行动，是军统内骨重要骨干人员。更是被称为军统“四大金刚”杀手之一，其暗杀行动能力可见一斑。

陈恭澍

之后戴笠又指派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教官唐英杰等人员一同参加刺汪行动。

至此，武器和人员问题解决，而汪精卫一干人等的动向也掌握在戴笠手中。

戴笠向蒋介石汇报汪精卫等人在河内的动向后，得到蒋介石传来的密报，说汪精卫近期有离开河内的企图，当即命令戴笠迅速行动。

戴笠得到命令后立即飞往河内亲自布置行动计划。

三、毒杀不成，行动组临时追杀

戴笠到达河内之后首先拜会了国民党驻河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的名义，掩护杀手行动。

两天以后，戴笠返回香港，行动组开始在陈恭澍的指挥下实施暗杀行动。

经过初步勘察，行动组确定了汪精卫的住所。为了便于隐蔽和监视，行动组在汪精卫家对面找到了一个能够清楚观察到汪宅周围动向的房间作为侦察点。

汪精卫到河内之后每天深居简出，很少出门。为了安全考虑和对外联系方便，汪精卫让自己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曾仲鸣，在附近的大陆饭店开了包房，通过曾仲鸣预先安排才能与汪精卫直接见面。

曾仲鸣

行动组一边观察汪宅的动向，一边通过得到的情报想办法策划暗杀。不久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线索。

侦查人员注意到，离汪宅附近有一家糕饼店，每天早上会送给汪宅刚出锅的新鲜蛋糕。

对于这一线索，行动组对暗杀有了初步设想。

由余乐醒先制作一个有毒的蛋糕，行动组人员在糕饼店外送人员去往汪宅途中将其拦下，调换成有毒的蛋糕，再由行动组成员装扮成外送人员将毒蛋糕送往汪宅，毒死汪精卫。

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成功。

余乐醒在试验过程中配比出了一种食之后使人神经麻痹，慢慢失去知觉后死亡的毒药。毒药无色无味，不易发觉异常，但是余乐醒将其注射进蛋糕后，蛋糕表面上会呈现黄色的斑点并有硬化反应。

这么明显的蛋糕异常，肯定很容易被发现。于是，行动组放弃了毒杀计划。

1939年3月19日凌晨，戴笠从重庆向陈恭澍发来绝密电报，电报要求：

“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一边是汪精卫的严防死守，一边是军统急迫的制裁要求。情急之下，陈恭澍连夜召集行动组成员开会下达硬性刺杀计划，并当场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按照行动方案，行动组22日晚上潜入汪宅实施暗杀，但是在方案确定的第二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3月20日上午，负责监视汪宅的军统特务向陈恭澍报告，汪家人在打点行装打算外出。

自知身陷险境的汪精卫藏身还来不及，怎么会突然外出呢？

陈恭澍不知道汪精卫打的什么算盘，他只知道即便自己制定了22号的刺杀计划，但是汪精卫要是在今天跑了，那整个暗杀行动就将彻底以失败告终。

既然等不到22号，那就在今天动手吧！

一小时后，陈恭澍接到报告，有两辆黑色轿车从汪宅驶出，往红河大桥方向驶去，并且确认汪精卫夫妇都在车上。

来不及细想的陈恭澍召集自己的6个手下上车往红河大桥方向追赶，过桥不久，陈恭澍在一片空地发现了停着的两辆黑色轿车。

为了观察汪精卫的位置方便掉头实施枪击，陈恭澍放慢车速从两辆轿车边超了过去。在车辆超过去的一瞬间陈恭澍确认了汪精卫在车上，但在超过去十几米之后，陈恭澍却发现汪精卫乘坐的车子已经发动并掉头返回了。

河内红河大桥

陈恭澍立即率领行动组成员调头追，追到红河大桥的时候，由于修路只能单边通行，汪精卫的车已经通过了大桥，陈恭澍的车却被红灯拦在了桥上，汪精卫就此逃走。

汪精卫为何突然离开汪宅？他所乘坐的车辆停靠在路边的时候，又为何突然掉头返回呢？

2004年，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一家人想到市郊的三桃逛一逛，通过红河大桥后发现有一块空地，临时决定休息一下。

此时一位自称警员的人告诉他们不要到太偏远的地方去，因为他们接到了情报，有人要对汪先生不利，故而前来阻拦。

汪精卫逃走了，但是更为严重的是，这次行动必然会打草惊蛇。为了防止汪精卫连夜离开河内，陈恭澍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提前执行之前策划好的硬性刺杀行动，当晚趁汪精卫睡觉时闯进将其射杀。

这场临时安排的刺杀行动能成功吗？

四、一触即发，暗杀者误认暗杀目标

汪精卫住在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5号和27号的一栋连体三层西式洋房里，院子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经过军统观察得到的情报，行动组判断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的房间。

汪宅三维图

1939年3月20日晚，陈恭澍带着六人出发。按照之前的行动方案，他自己留守在车上，派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面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和唐英杰越墙而入实施行动。

王鲁翘带众人来到汪宅后墙，身手敏捷的唐英杰率先翻墙跳入院子，因为后门打不开，墙外人搭梯翻墙进院。

王鲁翘第一个越上楼梯，冲上三楼直奔汪精卫的卧室，卧室从外打不开，王鲁翘便返回楼梯口打手势让余鉴声把斧子拿来，之后卧室房门被劈开。

借着房间微弱的灯光，王鲁翘看见卧室内一个男人躲在床下，看不清头部，但是根据之前的情报，王鲁翘认定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汪精卫，当即用手枪对其连发几弹。

得手后的王鲁翘迅速下楼与陈恭澍汇合，之后唐英杰和陈布云先后回来，其余三人因为行为拖沓，被赶到的河内警方逮捕。

身中数弹的汪精卫必死无疑，刺汪行动应当是成功了的。

然而凌晨4时50分的时候，行动组人员接到军统内线消息，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曾仲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汪精卫的房间里？

在陈恭澍事后向军统提交的报告中，陈恭澍解释道汪精卫为了礼待当天来探望自己的曾仲鸣之妻方君璧，特意将自己更大的房间换给曾仲鸣夫妇。行动组在有限时间内未能及时获取这一项隐秘信息，因而导致任务失败。

汪宅住所平面图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汪精卫的女儿女婿此后回忆，为了接待远从香港而来的方君璧，汪家安排其住在房间最为整洁明亮的27号3层前房卧室。曾仲鸣当晚也从大陆饭店来汪宅住宿，而汪精卫夫妇始终住在25号三楼前房卧室。在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亲笔供词也写到：

“数十亡命之徒闯入汪寓，误入曾仲鸣房，曾逝世于河内医院。”

均没有提到换房。没有换房事件，也就是说并不是行动组情报信息不及时，而是其情报根本就不准确。

汪精卫又逃过了这一劫。

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法国货轮后换乘日本货轮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抵达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开始清乡剿共，助纣为虐。

此后军统几次想在上海和南京刺杀汪精卫，但因其防范甚严都没有成功。

1944年11月11日，汪精卫旧创复发死亡，23日下葬在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炸开汪精卫的墓，将其遗骸运往火葬场火化。

汪精卫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年轻时的汪精卫无疑是个热血的革命者，但当其在民族饱受危难之际，为一己私欲，置国家兴亡于不顾，组织伪军、奴化人民、镇压地下抗日武装，其戕害国民的行为注定了其死后被掘墓焚尸的悲惨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