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王江泾古塘整体规划（塑造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水韵嘉兴）

塘浦圩田，就是在低洼、沼泽中，人为地整理出棋盘状的河网，东西向叫横塘，南北向叫纵浦。挖塘浦的土，垒筑起高高的堤岸，形成圩岸。圩岸外的塘浦，承担了丰年排水、旱年补水的任务。而圩岸内部的圩田，则可免于水害侵袭，适合居住与耕种。

嘉兴运河之畔的的塘浦圩田，渺渺茫茫，浩浩汤汤，一望无垠，在嘉兴这片土地上，已经存在了超越了千年的时光。纵横交错的塘浦水系和保护完好的圩田，荡漾着历史，蕴含着文明，哺育着生灵，繁荣着经济，发展着社会，也勾勒出了人文荟萃的嘉兴，塑造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水韵嘉兴。

水韵嘉兴，它既寓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景观，也代表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繁荣。为了探寻塘浦圩田的奥秘，2022年3月中旬开始，我自驾汽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去嘉兴大运河之畔的塘浦圩田进行实地游走、参观、考察。

一、天赐水乡灾害多

在马家浜文化博物馆，仿佛时光一下子把我穿越到了7000多年前。那时的嘉兴，随处可以看到梅花鹿、四不像、亚洲象和野牛、野猪在丛林间奔跑，能听到远处隐隐传来人们打猎时的兴奋呼喊，能观赏到鱼儿在湖里跳跃，飞鸟在人们头顶上翱翔。

在浅水和平原的接壤处，散落着成群的猪和牛，穴居的先人们正在忙碌地用手中的石斧、石凿劳作着。除了渔猎以外，他们已经尝试着农耕。

当我行走于陶庄汾湖、西塘祥符荡、王江泾莲泗荡、油车港千亩荡畔和七星、凤桥、王店、乌镇、濮院、丁桥、澉浦、乍浦等地，随处可见农民正在播撒稻种的身影。我知道，就在同一片土地上，7000年前的马家浜先民，也同样也在这里耕作。马家浜时期的稻谷，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直到今天，嘉兴地区仍然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地，这主要得益于平缓的地势和密布的水源。从7000年前的马家浜，到5000年前的良渚和崧泽，一次次印证了稻作文明在嘉兴的源远流长。

嘉兴水系发达，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也同样带来了危机。数千年来，嘉兴老百姓对于水，其实充满了复杂的感情，真的是既爱又怕。特别是距今25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全新世的晚期，由于气候转暖，苕溪、郎溪等水均汇入太湖，太湖范围日趋扩大。与此同时，以太湖为中心的洼地由于陆地的缓慢沉降，“岗身”不断向外堆积发育，“三江”不断淤塞，导致太湖和一些河道、沼泽排水不畅，积水加剧，阳澄湖、澄湖、淀山湖、汾湖等较大的湖泊相继出现，三万六千顷太湖“包孕吴越”。位于太湖和钱塘江中间地段的嘉兴，东临大海，南沿钱塘江，北靠太湖，湖泊密布，其地形为太湖边浅碟形低洼地，水害十分频繁。

首先是低洼沼泽地排水不畅带来的灾害。据史料记载，隋唐五代嘉兴地区的高乡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西起盐官，东北到华亭，形状狭长，面积较小。而低洼地是嘉兴地域的主体部分，集中于中北部平原地带。由于东南部地势较高，且受钱塘江涌潮的威胁，低乡的沼泽、湖泊、河流中的水只能流向东北地区，沿吴淞江排入大海。由于距离长，且水流过缓，加之东北部地面亦高，造成嘉兴的低地成为整个嘉兴沼泽、湖泊、河流排水最为困难的地区。更糟糕的是，嘉兴地区季风影响显著，常常会出现灾害性天气，如春秋连阴雨，夏季暴雨、台风等，都会给低洼地区带来汪洋一片。

其次是钱塘江的海水倒灌冲刷带来的灾害。嘉兴南邻杭州湾，东接大海，海岸线漫长，深受海潮影响。历史上，自澉浦至金山附近的海岸线一直在退缩，此段直面海潮冲击，一直内坍，潮势凶猛，不断侵淹沿海城乡。

据史料记载，海盐县治因为海潮水患而四次迁移。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 221年首置海盐县，这是海盐的第一个县城，在今天的上海市金山县张堰查山附近。大概在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年之前，海盐县城陷为柘湖，移县治到武原乡，也就是今天的平湖，这是海盐的第二个县城。汉安帝二年，也就是公元123年，又陷为当湖，移于故邑，在今天的海盐东北三十五里，为第三个县城。咸康七年，也就是公元341年，迁至马噑城，为第四个县城。唐代开元年间，迁移至现在海盐县政府所在地武原镇，为第五个县城。

海潮不仅对沿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于处于中部的由拳县，也就是嘉兴县，也带来了影响。《搜神记》就有由拳县城沦为湖的记载。虽说是志怪小说，但是嘉兴城确实最初在檇李，今嘉兴桐乡一带，当时叫长水县，后来由于县治被淹，被迫迁移至硖石山附近，也就是今天海宁的横山，秦始皇改名为由拳县时，县治再次向北部迁移，即在今嘉兴市附近。

由于嘉兴地区的开发，在自然条件上，颇受低洼地形与海潮的影响。水害，就像是一把时刻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就会突然落下，泛滥成灾，淹没土地，冲毁家园。总体来说，唐代之前，嘉兴还不足以在中国经济的区域版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塘浦圩田治水土

面对特殊的、既定的水生环境，如何更好地趋利弊害，历代嘉兴人民一直在与水害作斗争，不断地苦心经营，积极开发利用，使之更加适宜于生产生活。如今，在嘉兴水乡的大地上，遗留下了他们劳作的痕迹和文明的创造。

当我来到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道的一个圩区，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几乎都知道，他们在土地上四季的劳作，离不开大大小小的河道。但有一件事他们并不清楚，他们身边构成的，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庞大的水利工程。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蕴含着不同寻常的机巧和智慧，这就是消除水害，治理水土的“塘浦圩田”工程。

嘉兴治理水土的历史比较久远，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筑圩田。秦汉三国时期继续开拓。在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先民们发明了“竹木围篱透水“的技术，他们在泥泞的沼泽、低洼地，用竹子和木头，做成两道透水的挡墙，把中间的泥土挖到挡墙的外面，挡墙的外面，泥土中的水，透过竹木围篱的缝隙渗出，形成河流。然后继续挖深河道，把挖起的泥土堆在土地的四周，形成了犹如城墙般的堤坝，水被挡在了堤坝的外面，堤坝之内开垦农田，然后在两岸建设村落，营造家园，劳动生产，繁衍生息。

东晋、南朝时期，中国汉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次人口大迁徙，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分裂王朝内部的战争，使北方大量的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了嘉兴。远道而来的人们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这里没有多少土地可用来耕种。人们将眼光继续投向嘉兴的的低洼沼泽地进行开发。官方也顺势而为，在晋建武元年，派高史君为监屯校尉，领兵三千屯田于嘉兴，“岁稔丰年，公储有余。”东晋在江南立国后，嘉兴得到进一步开发。

然而，随着围垦面积不断增加，并向广大低洼沼泽地带扩展，圩田和排涝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洪涝问题，圩田必须与有计划地开挖塘浦水系同时进行。

唐末至五代，特别是吴越王钱镠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兴筑钱塘江海塘，屯田垦殖土地，开挖河网，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棋盘式格局，用开挖沟渠的泥土修筑塘堤，并设置堰闸斗门，形成圩田相连、水网密布、区域协调的庞大排灌系统，将嘉兴大面积的低洼地改造成高产良田。为此五代时候的吴越国还特地成立了水营，名为“撩浅军”，有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治湖筑堤，疏浚河道，维护水利设施的正常运作。

“塘浦圩田”，是在水网密集地带开发的一种综合性排灌工程和土地开发系统。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综合工程体系，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既合理分配了丰富的水资源，又预防了水患灾害，同时还大规模增加了可耕作面积，改善了居住环境，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滋养更多人口，促进地区的综合发展。 我国水利界泰斗郑肇经教授在其名著《太湖水利技术史》中认为，塘浦圩田系统是古代太湖劳动人民变滩涂淤泥为肥沃良田的一项独特创造，它在我国水利史上的地位可与四川都江堰、关中郑国渠媲美。

嘉兴在南宋之前，主要以“大圩”为主，一圩面积在1.3—2.6万亩之间。南宋之后尤其到了明清和民国，由于人口增长，土地需求压力加大，“塘浦圩田”越来越小型化，精细化。据明朝万历《秀水县志》记载：其时秀水县的圩子5000亩以上的只有17个，2000~5000亩的69个，2000亩以下的45个。民国时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嘉兴和嘉善北部低洼地区有圩田66.42万亩，分为1476 个圩子，平均一圩面积为450亩。

就这样，小的“塘浦圩田”取代了古老的大的“塘浦圩田”，成为嘉兴最具代表性的农田形态。这次，我在嘉兴乡村穿行时，看到那些叫“塘”、“浦”、 “泾”、“浜”的流向，仍然可勾勒出大圩、小圩的格局和水路运输的脉络。那成千上万与水相关的地名，如湖、荡、港、渠、洪、溇，仍然可见嘉兴与水几千年扯不断地牵连。村民习惯叫的“敦”、“圩”、“头”、“老”、“岗”、“里”地名，仍然可描摹出当年圩田间的高低起伏。

同时，面对钱塘江沿岸连年的水害，东汉时期有个叫华信的人，发动百姓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海塘。唐代时钱塘江两岸已经筑起了不少海塘。五代十国时的吴越王钱镠，开始用篾竹装大石块堆筑海塘。明清两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直立式鱼鳞石塘，是人们先把条石纵横交错摆放，然后在一条条石条间凿出空隙，用铸铁相楔，再用油灰、糯米浇筑，叠加而成，因形似鱼鳞，故称鱼鳞石塘，以阻挡海潮侵袭。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新修海塘，修筑圩堤、打坝并圩、改造塘浦圩区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圩区的治理和建设，水土治理更是上了一个台阶。开辟的太浦河、长山河、南台头、盐官等排水工程，就像横亘在嘉兴大地上的大动脉，每年都要带走几十亿立方米的涝水。遍布嘉兴城乡的大包围、小包围和圩区工程，能让洪涝抵御于良田和城镇之外。同时，对鱼鳞石塘进行了全面的修复、整治和扩建。目前钱塘江临江海塘总长为400多公里。它犹如一道海上长城，力挽狂澜，护卫着钱塘江两岸丰腴的土地和过着富庶生活的千万百姓，与嘉兴大地形成完整的塘浦圩田系统。

三、闸门启合调水位

每年六月的嘉兴，台风频频造访，江河水位随之上涨，乡村大小圩区、城镇大小包围和钱塘江堤岸上的的水闸紧紧关闭，高涨的江湖河之水被阻挡在闸门之外。年复一年的闸门启合，庇佑着嘉兴百姓的安居乐业。像这样的水闸，在嘉兴分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地成千上万个。

在上千年前，嘉兴就有了古老的水闸，叫“塘板闸“。每块塘板都有几百斤重，用带着钩子的竹竿，钩住两边的铁环，塘板放入两边石墩上的槽内，用力往下闸。

当我来到海宁长安镇，在虹桥沿运河边往东前行数百米，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的长安坝口，河岸两边的石台下，清晰可见用来停泊船只的凹槽。这时我才明白，我已经来到了长安镇闻名中外的“一坝三闸”。

原来长安镇处于杭嘉湖平原西南部高地与中部低地的结合部，上塘运河在长安向北连接崇福、石门方向的下塘运河崇长塘，两河之间有两米左右的落差，为了防止上塘河河水泄入下塘河，在上塘河与下塘河交汇处长安筑起一道水坝，这就是长安坝，又称长安堰。下塘河上行的船只要翻越两米，靠的是人或者用几头牛拉动转盘，转盘绞起连着木船的绳索，拉动船只就能翻越高坝进人上塘运河。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的问题，就在长安坝东面，建了上闸、中闸、下闸这三座水闸，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长安闸遗址。长安闸工程开创了多节船闸的先河，是当时大运河上技术含量最高的航运设施，代表当时河流航运工程建设的最高水平。今天长江三峡大坝设置的大型船闸也采用了多节船闸的技术，其闸池规模和船闸节数当然大大超过当年的长安三阐，但其技术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之前的长安三闸。

当我来到嘉兴市区的落帆亭公园，这里已是春意盎然，园内亭台水榭，曲径通幽，鲜花盛开。我拾级而上，登上落帆亭六角亭。从亭中俯望，水波粼粼处就是杉青闸遗址。杉青闸是大运河入浙第一闸，是唐五代时嘉兴最大的水利工程，堪称嘉兴的都江堰。当时杭嘉湖水流南高北低，杉青闸抬高了水位，在管理船只、节制流速和灌溉农田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我来到的秀洲区陡门，这里曾经是是京杭古运河沿岸的一个小镇。陡门镇的名字，是因为用来节制水流的一种设施而来。“陡门”二字意为在水流较陡之处装上一道门，以便关水。关水的地段往往在河道狭窄，水流不稳或者水位较浅，船只航行比较困难的地方。关水的目的主要是蓄水，水位提高之后，航船就可以比较顺利的通行了，这个作用与现代的水闸相同。

从古至今，嘉兴每一条泾、浜、溇、港、渎等小河道，进入运河、塘、浦等大河道的水闸，是塘浦围田水利功能的关键。圩区内暴雨袭来的洪水，被分流至圩区内的小河道，流速得到缓解，所有的闸门同时开启，洪水泄入运河、塘、浦等大河道，同时排向江海。如果圩区外面的水位高涨，闸门又会同时关闭，防止来自太湖、钱塘江洪水侵没良田。

一年四季，水闸还可以调整圩区里水位的高低，水位低时，闸门的启合，让圩区外面的水注入圩区，水位高时，闸门的启合，把圩区里的水排向外面。所有圩区里永远可以保持一定数量的水位，犹如铺展在嘉兴大地上的血脉，调节着水的平衡。

今天，古老的塘板闸，已经演变成了单孔和多孔的电动闸甚至是智能化水闸。每当台风来临，只要关上圩区最后一道闸门，洪水就会被阻挡在水闸之外，同时打开水泵，把圩区里的水向外排出。

当我来到桐乡的乌镇等地，我发现这里的圩区闸门管理，已经使用了智能远程控制系统。闸站管理员只要轻点手机，闸站电源是否正常运行一目了然。据介绍，以前进入汛期，电源检修是防汛的“规定动作”，闸站管理员需要挨个检查。如今，桐乡通过完善全景智慧用电服务平台“有电”功能，新增“水利排灌电源数字化地图”，2400多个水利闸站电源实现“一键管理”，同时实现了闸门远程“一键启合“。

三、浩渺泽国展繁华

几千年的塘浦圩田工程建设，理顺了人和水的关系，土地的生产力就完全释放了出来。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舟楫往来，车马如织，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市镇密集，终于让嘉兴从浩渺的泽国，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江南水乡。

纵横交叉的水系灌溉着嘉兴地区的万顷良田，孕育出了“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传奇。让嘉兴自唐朝以后，成为了全国有名的粮仓之一，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也使嘉兴所在的江南地区，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概有五六百年的时间，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

在南湖区七星街道高丰村，当地人跟我介绍，历史上这里叫高丰屯，是嘉禾屯的中心，下面还设有27个小屯。今天的七星、大桥、塘汇、东栅等地方，当时都属高丰屯，也就是说，这些都属于嘉禾屯的管辖范围。

在南湖区高丰村，曾经有一座高丰庙。传说有一年嘉禾屯田的粮食迎来大丰收，村庄里的稻谷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门口的场地上满是谷堆。忽然之间，从天上成群结队飞来一群一群白雀，纷纷停在农民家门口吃现成的稻谷。不知怎么的，其中有一群白雀因为吃得太过于饱，便胀死倒地了。善良的村民们为了祭奠这群死去的白雀，便为它们造了一座墓，取名“雀墓”。现在南湖区七星街道的雀墓桥村由此而得名。光有一个墓还不够，人们又建造了一座庙，专门用来祭祀白雀。

古代，老百姓是想通过祭拜白雀，求老天保佑，祈求年年粮食丰收。如今，这里的农民，依靠现代科技，让农业驶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我在七星街道东进村看到，加装了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几台拖拉机，正在田间翻耕着稻田。据介绍，现在，南湖区已经推广安装了43套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实现了在开沟、起垄、深松、耕翻、播种、铺膜、喷药、收获等耕作环节精准作业，极大提高了作业精度、质量和收益，同时降低了农户作业强度和驾驶技术门槛。

在桐乡河山镇五泾村俞家湾，我寻找到了“桑基鱼塘“遗存。这里的面积共约有150亩，鱼塘与桑地约各占一半，鱼塘最大的有十多亩，最小的也有二亩多。让我惊叹的是，这里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就算是鱼塘之间的细小阡陌，也被利用起来栽种桑树和蔬菜。

据介绍，“桑基鱼田”，是水下和陆地互为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也中国农耕社会最为高级的农业形态。它是一种复合式的、高度集约化的种植养殖模式。人们利用或开挖水潭成鱼塘，塘中养鱼、塘埂栽桑、桑叶养蚕、蚕沙肥塘，塘中淤泥沉渣肥桑，周边种稻，把种植桑、种稻、养鱼、养蚕、养羊、养鱼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巧妙地安排了农业生产。这一生产模式，非常适宜于江南水乡南部的嘉湖平原。

嘉兴地区在南宋之后，开始大面积地种桑养蚕，丝织业也随之兴盛，且越来越趋于商品化、专业化，不但“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寒”，而且，培育出了高产蚕种，生产出了优良的蚕丝，由此出现了“衣被天下”的盛况。

正是伴随着嘉兴大面积低洼、沼泽地的不断改造，以及适应性技术的提高，以及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促进了嘉兴稻作、桑蚕丝织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随着嘉兴社会经济的繁荣，嘉兴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生活模式渐趋改变，百姓的各种种养业再不是为了自家的衣食，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唐宋时期盛产稻米的水乡，到了明清时期，嘉兴濮院等许多地方，却用丝绸等产品赚来的钱去买米粮。甚至，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也开始用银两折算上交。当地桑蚕、丝、麻、棉、菜、果鱼、羊、猪、禽等产品，逐渐转向大规模、商品化、专业化的生产，从而为市场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商品资源，赢得了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嘉兴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劳动力市场出现，产生了新型的雇佣关系，正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富人镇居”，最终出现了能够掌控一方的市场或者市镇。

从市镇数量的增长来看，嘉兴在唐宋时期只有青龙、澉浦、广陈、青墩、风泾、魏塘、濮院等8个市镇，到清代已经发展到多40个。从单个市镇的发展来看，面积、人口、经济实力，包括商税额都有普遍的增长。有的市镇规模已超过府县城，明朝时，嘉兴府城周为九里十三步，而濮院镇则周为十二里，乌青镇则更大，周为十八里，号称江南第一大镇，具有“府城气象”。 从市镇类型和商贸组织来看，大多数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原料的交易场所，也有少数是当地手工业特产品的集散地；尤以丝绸专业市镇为显赫；会馆、牙行、公所等商贸组织日渐增多。从市镇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沿河分布，形成线形格局。至迟在明代，嘉兴构成了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层级的市镇和商业网络体系。

繁荣的经济和相对富裕的生活，也推动了嘉兴的文化发展。嘉兴是中国藏书楼与藏书家最多的地方，“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藏书文化，使嘉兴科举盛行，自唐至清，出状元10人，明清两代共有巍科人士28人、进士1316人。同时文化名人辈出，从志怪小说家干宝，到近现代有国学大师沈曾植和王国维、数学家李善兰和陈省身、诗人徐志摩、军事家蒋百里、武侠小说家金庸、水利专家汪胡桢、铁路专家徐骝良等等，涵盖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领域。大师、巨匠、名臣、高士等如潮涌出之景况，蔚为壮观。

嘉兴先民，也创造了多彩多姿的无形文化遗产，堪称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我每年几乎都要去观看嘉兴市王江泾举办的网船会，这是与江南水乡渔民生产、生活习俗相关的民间水上庙会活动。百余年来，水乡渔民、船民和当地百姓为祭祀元末除蝗救灾英雄刘承忠将军。每一次参加网船会，我都能看到，来自苏、浙、沪、皖四省市的数千艘渔船，载着满舱的猪头、全鸡、鲤鱼、水果、糕点，来祭拜膜刘承忠。

短短几日内，成千上万艘渔船一字排开，将六千亩的莲泗荡湖面挤得只剩一条单行水道。庙前的空地上，船民们竖起旗杆、扯开旗幡、摆好祭品，然后陆续登岸去刘王庙祭拜，以祈求各路神灵庇护，风调雨顺、出入平安。我想，这就是百姓对天地的一种敬畏，也是为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朝夕相伴。

数千年来，嘉兴百姓与水害抗争的步伐，一直都没有停歇下来。正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修筑塘浦，进行围田，治理水土，终于使昔日的低洼、沼泽之地，塑造出了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水韵嘉兴，让嘉兴成为了天底下最美好的地方之一。

当我行走在嘉兴的塘浦圩田，跨越千年时空，翻开历史画卷，才真正了解到，没有千年含辛茹苦，哪来今天的如诗如画一般的水韵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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