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历史意义(县制并非商鞅首创)

公元前359年,在赢得秦孝公绝对信任后,商鞅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颁布了第一套改革法令。十年后,即公元前350年,商鞅继续深化改革,推出了多项制度性变革:统一度量衡,废井田、开阡陌,强制民众分家析户,以及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县制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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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秦武公时代,秦国就有设县的记载,但那时县制究竟是如何运作,后人并不清楚。通常都认为,商鞅变法才是秦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改革的起始。而秦国郡县制,又是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历朝历代政制的基础,一直发展演化到今天。由此可见,商鞅郡县制变革影响之大。

然而,虽然商鞅的县制改革影响巨大,但县制的创立者却并非商鞅。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在秦国,秦武公时期就有设立县制的记载;如果从东周范围来看,最早建立县制的诸侯国也不是秦国,而是南方的楚国。

《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楚武王弑侄篡位后,在早期的对外扩张中吞并了权国,立即把权国改成权县,并让斗缗担任权县县尹。

楚武王之所以要创立县制,就是为了克服分封制的弊端。

自建国以来,周王室长期践行分封制,以致实力每况愈下。所以在西周晚期时,周王室就被小小的西申国联合犬戎一举击垮,一个时代至此终结。有了周王室的前车之鉴,楚武王才毅然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统治制度——县制。

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县邑的官长无法世袭,而是由国君任命,随时可以撤换。后来斗缗因反叛而被杀,楚武王改任阎敖为县尹;楚文王时阎敖失职,又被公室所杀。通过对各县官长的直接管控,公室就能将全国的官爵、名利、资源完全掌控在手,大大增强了国家的集权程度。

能大幅增强中央集权,正是春秋战国时郡县制开始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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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表面上看,商鞅的县制改革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不过是沿用旧制。可实际上,商鞅却悄悄地推出了一项关键性变革。


在楚武王创建县制时,分封制正大行其道。因此,楚武王所创立的县制,不可避免地会遗留部分分封制的影子。在担任权县县尹后,斗缗据城而叛,楚武王被迫派大军围而杀之。虽说斗缗身后的若敖氏家族势力庞大,但斗缗叛乱显然没得到若敖氏族人支持。因为与斗缗同一时期的斗伯比、斗祁都深受楚王室重用,丝毫没有受到斗缗叛乱的牵连。因此,斗缗据城而叛,就只能是率领权县士卒造反。这也意味着,斗缗不但掌管了权县的行政权,还掌控着权县的军事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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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脱胎于分封制的楚国县制,县尹就是本县的最高长官,完全掌控本县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等一切权力。在春秋初吞并了南申国与息国后,楚人也分别将其改成申县与息县。此后楚国参与中原争霸时,申、息之军长期都是楚军主力,而其军队统帅分别就是二县县尹。

楚武王初创县制,并没有意识到有剥离行政权与军事权的必要,也就让县尹继承了分封制下的一切权力。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县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楚灵王时期,先后灭了陈国与蔡国,并将其纳入楚国,成为两县。为了加强对此二地的控制,楚灵王又把自己小弟公子弃疾任命为蔡公,驻守在蔡国旧地。公元前529年,在庶人观从的推动之下,公子弃疾趁楚灵王领军外出,率蔡、陈二地的军队攻入郢都,轻松推翻了楚灵王的统治,翻身成了楚平王!

楚灵王的倒台,最主要原因是自己不得人心。但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那么楚平王篡位的难度势必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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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楚国县制没有剥离军事权与行政权隔离,而其县尹又往往是由公族担任,所以县尹才能对公室造成巨大的威胁。也就是说,这种县制依然能威胁到中央集权。


虽然楚国县制在提升集权方面还存不足,但相比分封制,显然更有利于上层的统治。意识到这点后,东周其他国家也逐渐效仿楚国,开始引入县制。

让人意外的是,最积极推动县制改革的国家恰恰正是楚国长期的争霸对手——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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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分权体制与楚国完全不同,可对于县制,晋人却是颇为肯定。大约是在晋平公前后,晋人也逐渐推行了县制。栾氏被灭后,州县(今河南沁阳东南)就成了无主之邑。范氏、赵氏、韩氏都想将其据为己有,一度为此产生争执,可碍于情面,最终谁都不敢公然据为己有。韩起担任正卿后,先推动晋君将州县封给郑人伯石,在伯石去世后才通过种种手段将州县纳入怀中。随后,怕人说闲话,韩起又把州县换了出去。

出现了州县,证明晋国正在向竞争对手学习,推行县制了。后来祁氏与羊舌氏被灭,晋人又将这两家的封邑分成十个县,分给了十位晋国大夫。这表明,县制已然在晋国普遍实施了。

然而,晋国的县制,有没有将行政权与军事权剥离开呢?史料并无明确记载。

公元前552年,栾盈被晋国驱逐出国。公元前550年,在齐庄公支持下,愤恨不平的栾盈偷偷回到了晋国,阴谋造反。为此,栾盈先到了栾氏封邑曲沃(今河南陕县的曲沃镇),拜访了曲沃大夫胥午。在胥午组织下,栾盈成功地与曲沃民众会面,并赢得了曲沃人的全力支持。在曲沃大军的支持下,栾盈一路杀入晋都绛邑,差点就挟持了晋平公!曲沃,应该是与州县一样,是栾氏下属的县邑。栾盈能组织曲沃大军杀入绛邑,说明晋国县邑大夫与楚国县邑县尹一样,同样掌管着本县的军事、行政、经济等等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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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因为不满族人赵午(邯郸午)办事拖沓,赵鞅怒而将其杀死。为此,邯郸午之子赵稷与家臣占据邯郸城发动了反叛。最终,邯郸叛乱引爆了六卿一场长达八年的大混战,让晋国霸业彻底落下了帷幕。

栾盈叛乱与邯郸叛乱,充分证明晋国县制是完全抄袭楚国,丝毫没有改变。


进入战国后,三家分晋,东周局势又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三晋中的魏国,在魏文侯时率先变法成功,国力大大增强,一度称霸东周。既然魏国是战国列强变法的先锋,那么魏人是否会对楚国县制进行深入变革呢?

魏文侯执政后,魏国人才出现了井喷式的大爆发。众多人才当中,魏文侯最为倚重的就是李悝。正是李悝变法,才让魏国踏上了富强之路,在三晋中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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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成为相国之前,曾担任过上地(今陕西榆林、绥德、富县一带)郡守。由于上地处于秦、魏边境,时常遭遇秦军入侵。为提高上地军民的军事技能,李悝特地发布了一条“习射令”:“不论谁有是非难断的争讼,都必须以射箭裁决。射中箭靶之人得胜,射不中之人败诉!”

在“习射令”鼓励之下,上地士卒纷纷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下,上地士卒的射术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提高。此后每次秦军入侵,往往都会被射得大败而逃。

身为上地郡守,李悝还要负责上地士卒的军事技能,说明魏国郡县制依然没有将行政权与军事权分离开来。另一历史名人的经历,也直接证实了这点。

卫人吴起曾担任魏国西河守,不但负责河西的行政事务,还需承担起军事防卫重任。为防范秦军入侵,吴起还亲自创建了令列国都闻之色变的“魏武卒”,天下闻名。魏武侯之时,吴起甚至率五万魏兵在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大破五十万秦军,取得了魏国对秦国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胜!

无论是李悝还是吴起,在担任地方郡守时都掌控军权,这充分证明魏国的郡县制,依然没有剥离行政权与军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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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武王一直到战国,县制(郡县制)被沿用了近四百年,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那么商鞅在推行县制时,是否已经发现了以往列国郡县制的短处?他是否会对此进行变革?


长平之战一年后,秦昭王决心再次攻打邯郸。然而,在赵国上下众志成城的顽强抵抗下,秦军进展并不顺利,屡遭挫折。因为战事异常艰难,秦军士卒怨声不断,对后勤补给也变得更加吹毛求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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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怨声四起,秦军前线补给基地的河东郡自然就撞在了枪口上,屡遭投诉。河东郡的郡守不是别人,正是相国范睢之友王稽。当前范睢正受重用,在秦昭王面前说一不二。连著名的“战神”白起,都因得罪了范睢而被迫害致死。有了这么强大的后台,王稽自然心高气傲,谁都看不起。对于来自前线军士的抱怨,他一概选择无视。

这时,身边有人劝他:“您为什么不赏赐那些军中官吏呢?”

王稽却大大咧咧地回道:“我与大王之事,还轮不到别人来插嘴!”王稽以为,只要范睢在,天王老子都扳不倒他,更何况那些卑贱的军吏呢?

这位身边人听了,继续耐心地劝道:“不是这样的啊。如今您虽然得到大王宠爱,可感情却无法超越父子;军中官吏再怎么卑贱,毕竟是人言可畏。难道您没听说过‘三人成虎’的故事吗?您大权在握,却长期蔑视军中官吏,能保证他们口无怨言吗?又能以军命来堵住他们的嘴吗?众口要移动的东西,就算是没有翅膀也会飞起来!所以,还不如赏赐军中官吏,对他们以礼相待!”

可惜,王稽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边风。

后来,恼怒的秦军将士到处宣扬王稽私通诸侯。正被邯郸战事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秦昭王听说后,一怒之下就把王稽给杀了!王稽被杀,预示着范睢势力在秦国的大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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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河东守,王稽主要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并不需要上前线领军打仗。这说明,秦国郡守已不再掌管军事!这可是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后世历朝历代的郡县制,到了战国后期终于完全成型。

那么秦国郡县制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是否由商鞅变法开始?


商鞅变法,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奖励农、战。为激励秦国百姓,商鞅设定了二十个爵位等级,将底层民众的晋升道路明确化了。当爵位达到五大夫级别,就能获得三百户的“税邑”;爵位达到庶长级别,能得到三百户的“赐邑”,另赏三百户的“税邑”。(《商君书·境内》)所谓“税邑”,就是赏赐地税;所谓“赐邑”,就是赏赐封邑。虽然不能确定“赐邑”是否还包含军事权,但“税邑”概念的出现,说明商鞅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在刻意剥离各郡县的行政权与军事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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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断定,在郡县制的发展过程中,是商鞅首次剥离了郡县的行政权与军事权,在楚武王之后做出了关键变革。商鞅之所以要剥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事权,根本目的还是要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各郡县难以再拥兵自重、威胁到国君的统治了。

在商鞅的这次关键变革后,郡县制就此基本定型。此后两千多年,郡县制基本被沿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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