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1980版价格(问世一甲子销量逾1200万册)

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这些镌刻在中国人血脉中的人物,从诞生之初到今天已整整60年。这些人物形象出自红色经典《红岩》,而这部小说迄今销量超过1200万册,成为一个难以超越的出版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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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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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时的杨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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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书封

时代寄语

我父亲曾说过,《红岩》是先烈们“鲜血铸就的”,这段历史不能遗忘、英雄的精神更不容被玷污。希望读者从《红岩》中汲取力量,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杨益言之女杨小谊

作者后人称“历史会自己说话”

“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在今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一席话,打动了亿万观众,也打动了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那一瞬间,她泪流满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小谊说,她被张桂梅深深感动,想送她一本自己珍藏多年的《红岩》,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她父亲的印章。

今年是《红岩》出版60周年,杨小谊却不想走到前台,她原本想亲自到张桂梅所在的学校去捐赠100本《红岩》,但又怕摄像头对准自己,她觉得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行为,不想被报道。“烈士流血牺牲,我们在这里抛头露面,侃侃而谈,我总觉得不合适。”杨小谊不愿意因《红岩》抛头露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她父亲生前就告诉子女,不能打着他或者《红岩》的招牌为自己行方便、谋名利。杨小谊说:“诽谤我爸爸的那些话,我们也从来没有回应过,历史自己会说话,我只能说有些人道听途说,没有深入研究过。”

《红岩》的两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已先后离世,关于这部书的诞生过程,作者从未跟家人提及。杨小谊说,她上小学三年级看到课本选登了《红岩》,才得知她父亲写过这部书。

但中国青年出版社留存了档案资料,关于《红岩》的诞生,多位亲历者都曾回忆过,那段岁月充满了激情。

最初属“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翻阅《红岩》首任责任编辑的回忆录、书信,以及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著述,《红岩》的诞生过程,情节生动而丰富。

按照相关资料记述,罗广斌、杨益言曾于1948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作为幸存者,他们立志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拉开序幕。

《红岩》首任责任编辑张羽曾在回忆录中提及,《红岩》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

《红岩》现任责任编辑叶施水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向全国人民揭露这人间地狱”的责任感,罗广斌、杨益言二人最初得到过三个月的创作假,埋头写作。“但由于此前作者并没有从事写作的准备和精力,对这样的长篇巨著还缺乏驾驭能力,因此结构布局有些零碎、松散。更为重要的是,最初作者完全是出于对英勇牺牲的先烈和故友们的悼念。”在叶施水看来,《红岩》雏形在某种意义上只属于“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事实上,罗广斌也曾说过:“他们见我们年轻,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亲历的事详细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执笔了。”

而在熊坤静、陆青两位研究者的讲述中,尽管罗广斌、杨益言从未写过小说,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朱语今曾力促罗广斌等拿起笔,进行小说创作。而最终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是重庆市委的决定。也正因为重庆市委批准,罗广斌、杨益言还曾到公安部门查看了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在众多敌特档案中,他们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从而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而具体的了解。这份档案极大地丰富了罗、杨二人手中的素材,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奠定了基础。

创作曾凝聚幕后人无数心血

从私人写作到文学作品,《红岩》凝聚了许多幕后人的心血,他们的名字不为大众所熟知,60年后重提却别具深意。

面对书稿,《红岩》首任责任编辑张羽与两位作者曾有过多次通信,关于江姐、双枪老太婆、许云峰、甫志高的刻画,都有过多次细致的建议。张羽曾在信中写道:“双枪老太婆的出现,最好在行动中……更重要的是刻画现实斗争中的光辉形象。”他曾不断提醒作者,不管写敌人、写烈士,都不要简单化、脸谱化。

历经不断切磋、修改,罗、杨不再拘泥于史实,而是大胆地运用艺术想象力,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移植并构思了许多非原型所有的情节、细节,对此张羽曾在信中盛赞:“华蓥山的斗争,江姐被捕,双枪老太婆复仇,都是动人心弦的出色描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从创作意图到草稿、初稿,都不断受到作家马识途的指点和帮助。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沙汀也多次主动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并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周航通过研究发现,当《红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与此书相关的写作参与者都谦虚地推让功劳。编辑说,这是作者数年不断打磨的成果;作者说,这部书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牺牲的烈士们。后来评论家们说,这部小说是包括作者本人、编辑们,还有重庆市领导与重庆作家、四川作协(包括沙汀)属下的作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钱振文说,事实上,沙汀、马识途和中青社的张羽等参与过劳动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为了避嫌,都很有意识地避免说起自己和《红岩》的关系。

多年后,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在分析《红岩》出版现象时,特别提及一个重要的创举,那就是《红岩》第一次将个性化的创作与社会化生产紧密结合,把个人感受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把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作者队伍与专业化的编辑出版队伍紧密结合,在短时间内探索出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新路。

研究《红岩》尚需更多视角

《红岩》从面世之初开始,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野。1961年12月出版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红岩》重印多次,印数达到400万册。

时至今日,无论在图书市场,还是研究领域,《红岩》生命力从未褪色。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销售数据显示,《红岩》销售高潮出现在2016年后,近五年的发行总量超过了过去55年的发行体量。北京开卷信息则显示,《红岩》2014年3月首次上榜,累计上榜64期,连续在榜高达9期。有分析认为,《红岩》受初中语文部编教材推荐的影响,这对图书销量带动的作用是巨大的。

《红岩》始终是文学研究的热点,几十年未曾改变。即便在今天,研究者不断从新的视角走进《红岩》世界。“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周航认为,《红岩》这部小说中客观的“诗”意存在,也应该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红岩》研究还有哪些新的视角,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原标题:问世一甲子销量逾1200万册 《红岩》生命力从未褪色)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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