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曼backorder(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

编者的话:尼曼项目是哈佛大学为优秀在职新闻人提供深造的奖学金项目。获选的尼曼学员可以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自由选课,享用教学资源。每年,有12名美国学员和12名国际学员能够获此机会。2014年,罗洁琪获选,在哈佛学习生活了一年。这一年给她的生活和记者生涯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正午的推送是罗洁琪的“尼曼”笔记,希望对仍有志于新闻业的年轻人有所启发。

尼曼backorder(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1)

文 | 罗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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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的那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我最怕的问题。绕不过去,每次都得应付,可是答案都不一样。

尼曼基金会坐落在一栋白色的双层小洋楼里,和哈佛大学神学院在同一条马路上。外围是一圈白色的木栅栏,楼下是花园,草坪斜坡,高耸的树木,成团成簇的花朵。一条红砖砌成的石阶小径通向正门。那是一米多宽的门,两侧是白色柱子,挂着一个黑色小牌子,用古铜色的字写着“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为新闻而设的尼曼基金会。

创办者是艾格尼丝.瓦希.尼曼(Agnes Wahl Nieman),美国报人卢修斯W.尼曼(Lucius W Nieman)的遗孀。艾格尼丝出身于富裕的德裔美国家庭,热心于公共事务的父亲对她的影响极大,让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艺术和公民教育,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人士。她掌握三门语言,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城市游历。25岁的卢修斯W.尼曼于1882年加盟了《密尔沃基日报(The Milwaukee Journal)》,他担任总编辑,践行办报的理念“绝不在意社会阶级,要在乎人;远离政治偏见和黄色新闻”。创报数月后,城里的一个大酒店发生了火灾,71人遇难。当其他报社都称之为“不可以躲避的灾难”,《密尔沃基日报》认为,酒店主人涉嫌过失犯罪。卢修斯矢志不渝地致力于自由的新闻,针砭时弊。1900年,艾格尼丝将近40岁时成为了尼曼夫人,是丈夫最好的朋友,为报社出谋划策。1919年,该报社赢得第一个普利策奖,被誉为“提供了最公正和最值得称赞的报业服务”。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卢修斯因中风退出编辑部,1935年在家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尼曼夫人非常疼爱的侄子Cyril 也因病去世。1936年2月,尼曼夫人病重。去世前,她紧急召见了律师和丈夫遗产的信托管理人,秘密商谈,决定修改遗愿。

2月5日,尼曼夫人逝世。数日后,哈佛大学时任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 收到了一封律师的来信。信中称,报人遗孀尼曼夫人要捐赠价值逾100万美金的遗产给哈佛大学,财产的使用要遵从明确的遗愿,就是“促进和提高新闻业的水准(To promote and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journalism)”和“ 教育特别适合做新闻的人(Educate persons deemed specially qualified for Journalism)”,以此纪念她深爱的丈夫,终身热爱新闻业的尼曼先生。

可是,哈佛大学并不是很欢迎那笔捐款。那个年代,很多新闻从业人员都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学者眼里,他们是没有教养的商人。当时美国正陷于经济大萧条,哈佛大学需要更多的捐款,但是并不想要一笔永远和新闻业捆绑在一起的资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哈佛大学都没有成立新闻学院。校长考虑开设提高新闻人写作的项目,以及为全国各地的报纸拍一部电影。这些想法被哈佛监督理事会的成员Walter Lippmann先生否定了,他是一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也是哈佛校友。他认为,在职新闻人来哈佛深造的项目会更好地实现尼曼夫人的遗愿。

两年后,校长在公布1938年的第一届尼曼项目(The Nieman Fellowshipfor Journalism)时,称之为“一个让他心存怀疑的试验”。他声明,哈佛校门为尼曼学员打开,学员们可以在哈佛学习一年,自由选课,享用教学资源。虽然很多教授都不乐意让“久经沙场,看上去厌世”的记者和编辑进入课堂,但在校长的承诺之下,尼曼项目毕竟诞生了。

2013年,尼曼基金会成立75周年,尼曼报告杂志《Nieman Report》出版了专题文章《Mother of Invention 》和《The Nieman Factor》,讲述了那些久远的故事。在过去的岁月里,尼曼基金会不断改革,1946年首次迎来女性学员,1947年首次接收非裔美国人,1951年首次招收国际学员。截至2013年,尼曼基金会已经在96个国家物色有所成就的新闻人,每年有12名美国学员,12名国际学员,一个国家遴选一个。

1970年,校长Conant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那个让他忐忑的尼曼实验,最后他写到“尼曼夫人是一位完美的捐赠者,尼曼项目是我引以为豪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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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夫人的律师给哈佛大学校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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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夫人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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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夫人的肖像,摄于2018年10月的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活动之后。

2

2014年3月21日凌晨,梦里有一匹白马朝我奔来。我拼命地逃跑,跑过山坡,跑过平原,最后精疲力尽,虚脱在地。白马冲来,把我咬得满脸是血。那一天,是尼曼基金会通知遴选结果的日子。

尼曼的邮件说,如果被拒绝,会电邮通知;如果获选,会电话通知。半梦半醒之间,手机响起,我猛然惊醒,看到有新邮件,心里想“完了”。打开一看,是工作邮件,我松了一口气。

我丈夫说,梦里有血光,就会有喜事。那天中午十二点多,手机响了,是美国来电,我把手机紧紧地贴着耳朵。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 Lipinski说,“Congratulations, you are selected by Niema Foundation”。往下的,我都没听进去。

8月中旬开学,我带着2岁半的女儿和65岁的妈妈到了美国,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夜里,汽车从黑暗的马路驶进有灯光的区域,我开始找学校的围墙,心里纳闷,“哈佛大学在哪里,我们进校门了吗?” 后来,车在Brattle Street 83号门前停下来。看着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物里面透出来的昏黄灯色,我像置身于一个无法预知剧情的舞台。

那是一栋七层高红砖墙的老建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属于哈佛Radcliffe 研究机构(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它的前身是Radcliffe 女校,距离哈佛老院子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院子的围墙上长满了藤类植物,院内摆着一张木椅,一层大堂的木门黄铜包边,又厚又重。

公共洗衣房在地下室,走廊看不到尽头,两侧好像有一些垃圾房,经常是空无一人,时刻弥漫着洗衣液的味道和烘干机燥热的温度。一进电梯门,又老又旧的电梯就轻轻晃荡一下,机器声音响起“Going down, Basement”。据一个住户说,40多年前,张爱玲也住在那栋楼的公寓。她曾在旁边的Radcliffee女校短暂供职,那个院子有机灵活泼的松鼠,葱绿的大草坪,两棵结满红色果子的苹果树,各个角落点缀着刻了故事的受赠长椅子。我偶尔会想,不知道张爱玲以前洗衣服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地下室很阴森?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带着一老一少在哈佛广场闲逛。在肯尼迪学院的前面,恰逢每周一次的农夫集市,像那首老民谣《Scarborough Fair》唱的“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你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摊档上摆满了新鲜的蔬果,香料,鲜花,还有五颜六色的新鲜意大利面。我细细地看,流连忘返。突然,女儿说流鼻血了,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衣服上。她是第一次流鼻血,我错误地让她抬头,并慌乱地用纸巾给她擦,越擦越多,好像流之不尽。我开始紧张了,血让我头晕,我把纸巾塞给妈妈,帮女儿堵住鼻孔。鼻血减少了,不过脸上,衣服都是斑斑血迹,看得我一阵晕眩。我想到美国和中国相隔几个海洋,身边没有朋友,尼曼基金会周末也没人上班。万一我晕倒了,妈妈不懂英语,又高血压,她和孩子怎么办?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身体有一种失血的恍惚,我对妈妈说,快把孩子带到别处,我不能再看到血了。然后,我转身对旁边买意大利的哥们儿说,“我快晕倒了,能不能帮我叫911?” 他很关切地问,是dizzy(头晕目眩), 还是 faint (晕倒)?我说是Faint。他拿起手机拨了911。然后,扶我躺在放新鲜意大利面的冰箱上面。我问他要水,他把喝剩的那瓶矿泉水递给我。

不到五分钟,美国红色的消防大卡车就响着急促的笛声停在马路对面,几个非常强壮的消防员跑过来站在我的身边。我好像马上清醒了,在坐和躺之间犹豫不决。不到一分钟,一辆白色的急救车也急促赶来,下来几名白衣医护人员。一名身穿白色衬衫、蓝色裤子,身材高大的女警察快步跑过来,坐在我旁边,用粗壮的手臂拥抱着我,很温存地喊我“Honey, Honey…….”。后来,我才知道美国超市的收银员也会喊所有人“Honey”,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神经开始放松,我放肆地抽泣起来。她给我量了血压,说太低了,可以去医院继续做检查。想到还没来得及买医疗保险,我就犹豫了。女警察说,救护车和急诊费用合起来大概几百美金。我马上说,“没事了,我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她仍然抱着我,很耐心地说,不要着急做决定,我等你五分钟。如果你决定了不去,一会儿再有不舒服,还可以重新打911。很快,那辆红车和白车再次响起刺耳的警鸣,闪烁着亮光,急促离开。

我如释重负,走到旁边的露天咖啡厅,坐在椅子上,用手肘撑着额头。一个服务员给我端来一大杯加满冰块的水,说是免费的。我给她钱,买了一杯咖啡,送过去给卖意大利面的哥们儿。后来,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走过来,女儿的鼻血完全止住了,我们在街头相拥。在记忆里,那是我和妈妈的第一次拥抱。

从那以后,在尼曼的一年一幕幕渐次打开,我不仅仅在那里学习,更是在生活。

尼曼backorder(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5)

罗洁琪与女儿在尼曼的花园。

3

2014年8月尼曼迎新典礼那天,在我的记忆里是葱葱绿绿的,充满新鲜的味道。

我带着妈妈和女儿一起去了那个白色的院子,草正绿,树正浓,花也正艳。尼曼的理念是,新闻人很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要让孩子理解父母从事新闻业的意义。学员的伴侣(包括配偶和情侣,同性和异性)可以一起参加尼曼绝大部分的活动,而且有哈佛大学图书卡,也可以去听课,只有一些严肃的活动限制孩子参加。那一天,我看到尼曼的工作人员把几箱玩具放在草坪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跑过去,语言不通的时候,就用手语和表情交流,他们很欢乐地在草坪上一起打滚追逐。那一天,必须正装出席,于是我穿着在淘宝买的黑色蜂腰礼裙,还有在裁缝店订做的绿色油画丝巾。我们集合在草坪上,微笑着拍了班级合照。在尼曼公布当年人选时,我曾在网站阅读过一些同学的背景。平等地站在他们中间,是一种被选中的喜悦。这种情绪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院子中间的建筑以Walter Lippmann先生命名。1936年,是他否定了哈佛校长的想法,建议将尼曼夫人的捐款用于哈佛大学的深造项目“Nieman Fellowship for Journalism”。走入建筑,走廊墙上挂着历届尼曼孩子(Nieman kids)的照片,一块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历届尼曼学员的合影。走廊前方是小图书室和厨房,摆着饼干,茶叶和咖啡,窗前有个长木桌子,供大家喝茶读报,写东西。

尼曼最重要的研讨室(Seminar Room)在一层的最里面。房间内,白色木格子的落地窗朝东,外面是宽敞的木质阳台。书架上摆满了历届尼曼学员的图书作品,壁炉上方挂着Nieman 夫人的肖像画。南面的墙上有一块青铜板,上面刻有历年“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 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的获得者姓名。每一届尼曼学员根据严格的程序提名、讨论,最终决定获奖者。青铜板上有两位中国人的名字,一位是原《财经》杂志总编,财新传媒现任社长胡舒立女士,另一位是有杰出成就的纪实作家杨XX先生。后者因为某种缘故,没能去领奖。

研讨室内设有麦克风和木质演讲台,每周三下午,这里都要举行讲座,演讲人有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有美国最有专长的新闻人以及有特色的作家。这是为了拓宽尼曼学员的眼界,“to be a bigger one”。演讲开始前十分钟,会有工作人员拿着沉重的青铜色铜铃轻轻摇动,在走廊,图书室和大厅的人群中走一圈。铃声清脆但是不响亮,如潮的人声渐渐安静,像水漫入细沙,那是我记忆里的尼曼传统之一。

哈佛大学第二位非裔女教授 Sara Lawrence曾来尼曼演讲。她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研究者,我们事先收到邮件,演讲中途连厕所都不要去,以免不敬。那天下午,我特意不喝茶,坐在了第一排。Lawrence 教授穿着很素雅的非洲服饰,戴着银质的耳环和项链,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听到那些银器碰撞的清脆响声。

Lawrence 教授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一代在种族歧视中煎熬和挣扎。46年前,她26岁,受聘于哈佛大学,学生都比她年龄大。她非常紧张,以至于对讲台产生了恐惧。她跑回家乡找当教授的父亲,坐进他的课堂,在最后面的角落旁听。父亲进入课堂时,用手指着她,笑容灿烂。父亲告诉她,“哈佛要你,并非因为你最渊博,最深刻,而是你独特,与众不同,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Lawrence 教授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她不仅仅分享了事业的经历,还讲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如何克服生活的焦虑,高效地平衡事业和家庭。

如果说Sara Lawrence带来一个很励志的美国故事,那么Stephanie Burt 教授则让我对人类的情感和生活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思考。Stephanie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Ta是位性别转换者,演讲当天,穿着黑色蕾丝上衣,配紫色围巾,涂了淡淡脂粉,言行举止非常谦逊,谦逊得近乎羞涩。演讲的中途,朗读了诗歌,声音充满激情,表情丰富。Ta 有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在提问阶段,有貌似客气又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能活得如此精彩?”Ta很坦诚地感谢了妻子,并且感谢了哈佛大学给予的高薪。没有更多关于细节的追问,因为谁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别人在私人生活上的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亲密关系中相互的理解、妥协和爱,会让另一方活得有尊严。

还有一次,几位美国记者和自由撰稿人讲了他们如何寻找“Nobody”的故事。其中有两句话让我回味和思考,“I am look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以及“I like my connection with the city and the people"。在中国,无论新闻机构还是个人,都追求重大新闻。我同班的Melissa Bailey,她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在一个非营利的新闻网站做记者和编辑,做社区新闻,几年之后,来了尼曼。在中国的新闻业,这种成长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媒体作为社会良心,社会公器,要给那些不能发声的人以发声的机会。那天晚上,我忍不住写信给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和她讨论了关于Nobody的新闻选题。她说,这是很重要的新闻题材。四年之后,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认同了美国同行的观点。但是,我也认为在写“Nobody”的时候,需要很强的选题判断力和写作能力,就像《纽约时报》在2018年10月发表的那篇《The case of Jane doe ponytail (华人按摩女之死)》。

纽约时报的前总编Jill Abramson也曾来过尼曼演讲。她说,在《纽约时报》招聘新人时,最看重的是对追求真相的激情。当年她被《纽约时报》解雇,被迫离开了编辑部,后来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了关于新闻的课程。我问了她关于在中国发表批判报道,以及给《纽约时报》带来影响的问题,她好像没给出很好的回答。演讲结束后,尼曼的领导Ann Marie过来拥抱我,说喜欢我的提问和激情。那句话让我觉得突然,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激情已经死了好久。

尼曼的同学JasonGrotto说,我是个微笑提问的女人,貌似sweet,其实tough。我说,其实我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机会向某个权威的人提问,经常只是用尽各种方法追查事实细节而已。在中国,记者的形象并不是拿着麦克风和用笔纸记录的提问者,当然在美国也不全然是。

在那个研讨室,每个周二晚上还要举行Sounding之夜。那是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尼曼传统。 每个学员轮流成为那个晚上的主角,讲自己的故事,主题是“Why do you do what you do”——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分别讲述自己的职业故事和私人经历。

我聆听了23个人的Sounding。我逐渐体会和思考,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下,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并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无论对于主角,还是台下的听众,Sounding 之夜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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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pmann House 里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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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pmann House 墙上尼曼孩子的照片。

4

2015年4月26日的早晨,我匆忙地赶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论坛”。我将和别人合作一个演讲。在家改完最后几页PPT,就拿着口红,一边描一边冲出门口。

推开那个厚重的木门,我看到院子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她留着男式短发,穿着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脚边是一个蓝色行李箱。长椅上,还有一件藏蓝色西装。陌生面孔,她不是这栋楼的住户。

我本想问候一下就擦肩而过。可是,我看到她眼里含泪。

我停步问,“Are you ok?"

霎那间她泪如雨下,像个孩子一样用袖子拭泪,说,从别的城市来看朋友,可是她避而不见。我注意到她用了“she”。

“楼底下有门铃,你是否要尝试按一下?”

“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她就是拒绝”。

“你此前见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我们只是在网上聊了一年多。”

我说,“很抱歉,不能帮你做多一点”。然后,快步离开。走了几步,听到身后的她放声哭起来。

我不忍心,又返回去,把书包的纸巾拿出来,交到她的手里。她惊愕了一下,然后,含泪说谢谢。我再次离开,走在哈佛老院子里,心里还想着那个流泪的陌生人,想到了“不远千里,思而不得”。

后来,我在尼曼的虚构写作课上,以这个故事为灵感,写了一篇关于同性恋的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那一年,我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法学院、人类学,还有麻省理工大学都旁听了课程。不过,花时间最多的是在尼曼提供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工作坊。虚构写作的第一节课,教授要求我们在5分钟内用不多于6个词语介绍自己。 后来,她每节课都提供一个单词,要求我们在10分钟内围绕那个词语即兴写一个故事,写完之后,轮流朗读,并且相互评论。教授认为,好故事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写作。她挑剔用语,讲究简洁和逻辑的闭合。那个课堂让我懂得,小说的写作比非虚构写作更需要有说服力的情节和逻辑。

后来,我们的课后作业是写更复杂的小说。我以“非典”为背景,写了一个三页纸的故事,主题是“寻找”。在上课前,我跑出去买三文治。排队的时候,大脑一直像打印机一样继续写作。我一边排队,一边忍不住流泪,为我故事中的人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写小说带来的自由。

我在课堂上朗读了作品。教授说我应该写一部小说。

我问她,“关于什么?”

“关于爱。”

“为什么?”

“你善于把握文章的情绪。很多作家训练多年,都无法掌握进入人心的艺术,而你的作品体现了这种能力。”

回国后,我一直在正午写非虚构的故事,再也没写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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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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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Widener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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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的波士顿,秋风萧瑟,细雨霏霏,满地金黄的落叶。10月12日至14日,尼曼基金会举行80年的庆典,十几个同学说回去,我也飞回去了。

在庆典之前,我们班在纽伯里波特城的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先做小聚会。海边的天很阴,风很大,空气很冷,一群人在夜里的沙滩上散步聊天,我听到潮声呜咽。第二天,我们开车去农夫市场买菜,美国记者做沙拉,煎牛排;法国记者烤巧克力蛋糕;来自中国的我带了花椒和干辣椒,炒了一盘麻辣牛肉。夜里,大家倒了酒,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地板上,遵循尼曼的传统,举办一个Sounding,仍然是演讲加提问,不过时间缩短为每个人只有10分钟。

孩子们在卧室里玩耍,除了14岁的Seth,他是美国记者Denise的五个孩子之一。当年,Denise带着丈夫和一群孩子来尼曼,成为传奇一样的故事。3年后,Seth也成为Sounding 的一员。如果说尼曼那一年像梦一样,现在大家都回到了现实。绝大部分人都换了工作,从编辑部到了经营部,或者辞职写书,做自由执业的新闻培训,从编辑换成记者,他们都说尼曼那一年,给了自己尝试新职业和新生活的勇气。目前,没有人离开新闻业。

在去海边的路上,我和法国的同学NabilWakim夫妇在同一辆车上。尼曼之后,Nabil曾担任《世界报》数据新闻的主管编辑,后来他辞掉,改做报道能源行业的记者,全世界跑。他说,还是喜欢做去新闻现场的记者。总能遇到新鲜的事和人,这也是新闻业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告诉他,那天上午,我约非虚构写作的老师Steve见面了,向他请教这两年写作中遇到的困惑。他很认真地回答问题,每次解答都举例,还送了我两本书。分别时,我要在咖啡厅外面的阳光下和Steve拍几张合照。他用臂膀抱着我,让人家多拍几张,大声地喊,“More than ten!more than ten!”我记忆中的 Steve一点都没变。

12号下午,在尼曼花园的接待晚宴上,我见到了西班牙的同学DavidJiménez,他长得很帅,眼睛迷离深邃,永远是花花公子的潇洒模样。尼曼毕业前,他就被委任为西班牙第二大报社EI Mundo的总编,我们曾经为他开了香槟,在花园里举杯。没想到,后来,他被解雇了。见面时,他解释说,因为做了太多批判报道,政府不满,就给报社的投资者施加压力,股东们撑不住,就把他解雇了。他起诉报社违约,证据之一是股东曾给他发的许多报道禁令,证明报社是基于压力违反了劳动合同。后来双方和解,他也拿到了赔偿,现在西班牙的某个大学做客座教授,也给《纽约时报》做专栏作家。他用幽默的语气讲着这个故事,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可是他曾经历过的各种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真实。他还谈起最近的焦虑,三个儿子和他一样帅,步入青春期了,可是相信小伙伴们说的“初夜不会让女生怀孕”。他说,这个说法让他几乎打了个冷颤,他立刻买了一盒安全套,拿起一根香蕉,给家里那群男孩上了一节课。我想象不出来那三个金发的西班牙男孩变成什么样子了,只是记得尼曼毕业时,一群孩子在花园拍合照,穿着“Nieman kid”的T恤,各种神情在镜头前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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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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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各地回来的尼曼学员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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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3日,尼曼基金会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举行80周年庆典的晚宴。右边第一张桌子的人物为作者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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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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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il Wakim,2015年尼曼学员,法国报纸Le Monde 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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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iménez, 2015年尼曼学员,西班牙报纸EI Mundo的前任主编,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6

80年庆典,几百位学员和家属回到了尼曼,其中有很多白发苍苍的新闻人。在人群中,我也看到了前财新同事曹海丽。她是2009年的尼曼学员,也是我的引路人。

2008年,我即将30岁,想转行。一个政法大学的师弟说,应该去《财经》杂志做记者。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你进入《财经》杂志,我们都会仰视你的。”为了这样的虚荣,我决定求职。问朋友借了一堆旧杂志,临时抱佛脚,可是也没看懂。面试和笔试前,我狂背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几乎连续四天没合眼。副主编张进问,笔试和面试要不要分开进行。我说,一起来吧,长痛不如短痛。下午两点左右进入泛利大厦,晚上九点才走出来。他们给了我一盒快餐。

后来,张进通知我入职。很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什么录用我。他说我不卑不亢,而且入职信写得很好,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情感动人。但是,他有点怀疑是我当教授的丈夫代笔的。

入职后很久,我一篇杂志稿都没写过,天天为选题焦虑,也被《财经》杂志内部的精英意识所约束,写作的时候放不开,总害怕自己不够深刻。

我想着辞职,又觉得还没转正,很没面子。2009年,海丽结束了尼曼项目,从美国回来。我请她吃午饭,饭桌上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觉得转行以后好迷茫啊,像火车在穿越隧道时,突然把我甩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我说很羡慕她去尼曼,哈佛对于我来说,像海市蜃楼。她爽朗地笑,露出很白的牙齿,“你以后也可以的。”

她说,“你现在,就好好做新闻,会有变化的“。

后来,我就踏踏实实地做了几年新闻,心里没有明确目标,没把尼曼当梦想。那些年,我写稿后会很累,身体被掏空一样,而且,脑子高速运转后,很难停下来,喝一杯酒会帮助睡眠。可是,工资不高,也不能每个星期买得起红酒。不过,新鲜的床能让我睡得着。我会在写稿后去海丽家睡沙发,在那个灰色墙上刷满“拆”字的老院子。院子里是南北通透的矮楼,长了参天的老树,爬满了青藤。每次,海丽都给我打开折叠沙发,铺好紫色的床单,搬来白色的羽绒被。我们会在沙发上聊天,聊工作,聊感情。她是资深记者,有国际视野,对新闻有深刻的看法,可是她从来不自诩为精英。睡前,海丽把阳台上的白色布帘放下,遮挡晨光。第二次早上,我们熬稀饭,配上腐乳,吃包子。

2013年,履历满足了尼曼的要求,我就想申请了。申请的过程中,很多朋友给予帮助,我至今无法一一回报。海丽给我写了推荐信,由于是保密的,我不知道她写了什么。Deadline前的一个晚上,在财新办公室,一个同事走过来说,“洁琪,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PK别人呢?在互联网的时代,美国人不需要你写的中国故事。”

夜里,我打车回住处,给海丽打电话,一边说一边泣不成声。海丽安慰我,“我觉得你肯定行的,别担心了。”

2014年去美国前,我和海丽告别,感谢她当年在我心里播下了尼曼的种子。

2015年我回国,海丽早就离开了财新。我也想着,需要尝试新的工作了,不能在原来的轨道继续下去。我找海丽商量下一步去哪里。她说,“去正午故事做非虚构写作吧,我觉得你挺能写的。”

现在两年过去,正午还在,只是海丽退掉那个老公寓,搬去了杭州。我写完稿之后,再也没有可以过夜的沙发。

在尼曼80年的庆典中,我拉着海丽拍照,紧紧抱着她,趴在她肩上说,感谢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离开后,我站在尼曼花园门口,看着牌子上的“Nieman Foundaiton for Jounalism”,回忆起从尼曼毕业的那天。哈佛大学时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走进尼曼一楼的房间,发表了演讲,为我们颁发证书。历任哈佛校长出席毕业典礼,这也是尼曼的传统。

我还记得,在人群渐散后,我去了尼曼的领导Ann Marie 的办公室,和她聊了当时仍感困惑的未来。最后,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是尼曼,承载着尼曼的荣誉,也是使命,记得要做独特的自己,与众不同,始终保持潜力,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变化”。

尼曼backorder(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16)

罗洁琪和曹海丽。

—— 完 ——

题图: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的晚宴。

Nabii 和 David分别提供了照片,另有部分图片由是尼曼基金会提供,其余图片由作者拍摄。

文章第一部分的内容,参考《尼曼报告》杂志中的两篇文章:《Mother of Invention》《The Nieman factor》,以及尼曼基金会网站的文章《Lucius Nieman, Newspaperman》

文章插图一和插图二源自尼曼基金会的官方网站,niemanreports/articles/mother-of-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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