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吴筠反其道而行）

吴筠的道教思想是在唐代的社会条件、学术背景及思潮下应运而生，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崇道的社会思潮是他极力推崇老子《道德经》的重要因素。

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是他建构融儒佛道特色为一体的道教心性论的重要条件；盛中唐时期转向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是其治世理论形成的重要成因；道教理论与实践面临变革、转型的背景促进其对道教的信仰、目标及方法与实践进行新的认识和思考。

崇道的社会思潮

唐代社会的崇道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李唐王室的崇道国策。隋朝时期统治者虽大兴佛教，但为便于统治权力的巩固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道教，因而倡导“复行佛、道二教”，“隋朝统治者的崇道之举，给老庄思想的复兴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为此后道家思想在唐代的兴盛做了某种准备，对唐统治者的尊老崇道有所启迪和影响。”

在隋以后的李唐王室虽继隋朝崇奉佛道二教，但因追崇老子为李家远祖而将道教的地位提高到佛教之上，这种崇道之风至唐玄宗时更甚。从唐代的统治层面来看，自高祖李渊起就抬高道教的地位。李渊的这些崇道之举，为唐初以后道教在政治、学术领域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唐代崇道的社会思潮拉开了序幕。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道家无为思想，并将其直接运用于治国策略中，以达到立身、治国兼顾的目的，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首次将《道德经》列入明经考试，即使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多有偏袒佛教，但仍采取道释并重的政策，称“老释既自元（玄）同，道佛亦合齐重”。

初唐统治者的崇道之举为盛唐道家思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盛唐时期，唐玄宗重新将道教置于儒、释之上，他本人不仅推崇道家之治，还亲自注疏《道德经》，不仅建立“道举”制度，还经常召见包括吴筠在内的许多著名道士。

这些都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对道家思想的重视，这种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崇道学术氛围使道家之学自前而后、自上而下地成为了一种主流学术思潮。

从唐代的学术领域来看，道家思想的繁盛可从唐末五代道门领袖杜光庭对汉唐以来《道德经》注疏的梳理中见出，杜光庭所列唐代《老子》注解者就有二十九家近一百九十卷，其中注解者不仅包括成玄英、李荣等高道，也包括玄宗皇帝。

⑨这种情况说明老庄之学在唐代得以延续和繁荣与道教学者的理论贡献以及统治者的重视都是分不开的，而吴筠在唐代的这种学术思潮背景下，他的道教思想必然带有更多的老庄学色彩。

除注疏《道德经》以外，还有大批学者虽不注解老庄，但也善谈老庄之学，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家道教理论著作，如《玄珠录》、《坐忘论》、《天隐子》、《玄纲论》、《玄真子》等等，主要以弘道家之旨为宗，皆阐述老庄思想。

其中，吴筠的《玄纲论》不仅发挥了老子道论思想，而且还将道家理论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如《玄纲论·化时俗章》、《玄纲论·明本末章》等，同时也对老庄之学与神仙之道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如《玄纲论·以有契无章》、《玄纲论·长生可贵章》等。

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自汉魏之际佛教文化与中土儒道文化的不断交涉以来，就形成了儒佛道三教互动的关系。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三教并用政策而使三教特别是佛道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由于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三教的偏重不同，加之各自思想宗旨、立场不同，因而三教的冲突、争论不断，不过也正是这种局面推动了各自理论的发展。

为了能与佛教相抗衡，儒道也往往站到同一立场从中国固有的理论中去寻求与佛性论相契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又促进了儒佛道在心性论上的共同发展，使三教关系在理论上开始向三教合一趋势发展。这说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发展既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各自理论发展的需求相关。

隋唐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和扶植下与儒、道两家所形成的三教鼎立之势，为三教的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融合他人理论精华的主观意向，三教在理论上呈现出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是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

这突出地说明了儒佛道三教虽在立场上不同，但在思想理论上必有其会通之处才能彼此借鉴、包容。这是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互动关系，各自都对固有的文化持坚持态度，各自又能相互吸取，其结果是促进了思想上的共同发展。

盛中唐之际是儒佛道三教由鼎立之势开始趋向合一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后，以廷辩方式展开的佛道之争很少再有理论研讨的意义，大都只是成为一种仪式或礼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到唐玄宗时，儒佛道三教经过相互论争，共探义理，融通汇合已成潮流。”这是对儒佛道三教关系发展趋势的揭示。

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应该说与唐玄宗采取三教并用政策且在思想上极为重视三教合一有关。

此外，本身也与佛道论争的不断推动有关，道教在此前的佛道论争过程中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道教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理论，从而不断消解其自身理论上存在的矛盾，特别是道性论、心性论的建构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由此而逐渐取得力量上与佛教的平衡。

吴筠是处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道教学者，他所表现出的维护儒道关系的思想倾向在唐代道教学者中尤为突出，如力图融合传统儒道哲学以建构能与佛性论相抗衡的思想理论，但事实上他建立的心性论同样是深受佛性论推动和影响的产物。

吴筠的这种思想动机在于宣扬本土文化，同时又分明表现出寻求与佛性论相类的思维模式，其思想产物即是唐代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发展的趋向所致。

道教心性论之所以得以建立，首先与中国哲学思想在唐代的整体转向背景有很大关系，佛教在与道家、儒家调和过程中，找到了“心”这一能够得以会通的共同点，于是从宇宙论、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转化是儒佛道的共同趋向，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不断探索的结果。

道教的社会现实关怀

道教自创立之初就与社会治理有密切关系，有关道本儒末、儒道兼济、儒道互补的理论皆为后世道教治世理论的发展路向提供了思路。至唐代，即使是淡化了儒家伦理色彩的重玄学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现实关怀，特别是在盛中唐时期，道教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更甚，这充分体现在吴筠及其同时代道教徒与唐代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盛唐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是道教徒倍受统治者青睐，在这些道教徒中，一批有识之士表现出对社会治理的极度热情，由此而形成了道教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道家道教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老学的盛行，老子以道治国的理念被充分挖掘和运用。

，老学家们在这一时期面临两大现实课题：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建立自己足以与佛教抗衡的义理体系，另一方面发挥《老子》思想对唐代政治的指导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哲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时代课题，在道教义理体系得以完善的同时，又特别注重挖掘《老子》思想中的政治内涵，建立了“以道治国”的理论框架，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

如果说唐初的道教主要因佛教影响而依托老庄思想追求重玄精神的超脱，那么，到了盛中唐以后又因社会现实问题而由追求重玄精神的超脱走向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是在“以道治国”的主题背景下纳儒入道，毕竟儒家思想在维护统治阶级方面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何建明教授在其《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中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主要包括哲学思辨、政治关怀和修炼养生之道这三个逻辑结构层面。”这说明政治关怀是道家道教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除了推崇以道治国的思想外，调和儒道关系是道教关注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表现。

道教在对待儒道关系上，如果说初唐成玄英等人还较为反对儒家礼教的话，到了吴筠的时代则力图融儒入道，但已改变传统道教理论单纯吸收、改造儒家伦理的调和儒道的方式，这是因为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发生了改变。

吴筠从“道生德成”的角度来调和儒道关系的做法与魏晋玄学家以儒解道、以道解儒的双向诠释之理略有相似之处，其目的都在于会通儒道，但两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需求却有同有异。

相同之处在于吴筠同魏晋玄学家们一样，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老庄之学得到极度推崇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魏晋玄学家们努力会通儒道的理想遭遇了历史、政治背景的阻碍，而融儒入道、调和三教等的思想倾向在唐代却是由上至下地得以发展，因此产生的结果自然不同。

魏晋玄学本是在儒家名教遭遇危机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以道释儒便是玄学家为儒家寻求合理性存在的新途径。

结语

经过魏晋玄学对儒道的调和以及南北朝佛道的融汇发展以后，隋唐时期儒家在恢复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让位于佛道的发展，三教形成冲突、鼎立的局面而又不断趋于融合。

吴筠在这种背景下，其融合儒道的目的不仅有社会政治层面的考虑，也有宗教层面的要求，即他力图从糅合传统儒道思想的角度去寻求可以抗衡佛教的理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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