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读懂君主论（君主论只要目标正确）

《君主论》是西方世界的《韩非子》，是马基雅维利的经典著作。书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关于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一书中进行了周密的考察；至于君主国，则在《君主论》里进行详细的讲述。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权谋大师，同时又是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他不像庸俗大众那样，执着于意识形态的纷争，不是头脑简单的唾骂君主、拥护共和，也不是非黑即白蔑视公众、为专制唱颂歌。在《论李维》里，他是个政治学家，在《君主论》里，他则变成了权谋家。马基雅维利在讲述政治理论时把道德伦理放到了一边，充分的揭露了人心的阴暗面，因而受到俗众的憎恨，又得到野心家的赞扬。而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评价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个观点，前提是要对它们做个充分的考察和理解。如果一看到一个人的外表、一读到一本书的标题、一听到一个模糊的观点便大放厥词、妄下判断，那么这种人跟蠢猪没有什么分别。

《君主论》的内容其实可以笼统的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讲述君主国，谈到君主国的分类及治理方式，后半部分讲述君主的品质及统治方法。我们这篇文章也就采用这样的结构来讲述，内容从简，如果有什么论证模糊处，那也不能苛责作者，因为我们毕竟是花3000字来讲述十几万字的书籍，能驾驭得住这种文字，实非易事。

马基雅维利（1469-1527）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国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世袭的，另一种是新建立的。此外还有一种不是全新的，在书里被称为“混合君主国”。

世袭君主国就是那种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君主国，例如汉宣帝所统治的汉帝国就是个世袭君主国。作为这种国家的皇帝，要想维持统治，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违背祖宗订立的制度；二是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变通。汉宣帝深谙此道，所以他斥责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混合君主国则一般是由征服而产生的，即占领一个旧君主国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要统治这种国家难度比较大，因为人民更换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改善生活处境，新政权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就会受到殊死的抵抗。因此，统治方法也要分为多种。

如果征服的是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的国家，例如秦灭六国那样，那么就要灭绝它们原有的君主血统、但不变更其法律，这样就有效的平息了抵抗的浪潮，然后再用时间来使它们与征服者融为一体。

秦灭六国

假如征服的是异族，则又有三种统治方法：最好的一种是进行殖民，汉朝兼并南越国，不仅设立郡县，还大量移民，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之中；第二种方式是君主亲自去驻守被占领国，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立即把顺治帝迎入北京，绝了明朝的人望，实现定鼎；最差的一种就是仅仅驻军了，宋武帝刘裕北伐中原，好不容易灭亡后秦，攻入长安，然而却匆匆南归称帝。只留下幼子及大将王镇恶等守城，结果导致长安再度沦陷入胡人的手中。

要怎么统治新建立的君主国呢？这也要先考察建立的方式。如果国家是君主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那就要放手的去进行变革，用强迫而不是说服的方法来迫使人民服从。因为人民只惧怕威权，而不畏真理，所以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使用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等政权巩固后才叫建文帝适当宽简。

如果是依靠他人的拥护或运气的眷顾而等上皇位，那就要谨慎小心了。因为他人的偏爱和运气总是变幻无常的。因此，宋太祖在登基之后，就假惺惺的对石守敬等人说：“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借此罢免了他们的兵权。明英宗在复辟之后也斩了拥立他的石亨。这说明，被拥护成君主后，当务之急是摆脱对拥护者的依赖，尽快争取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并削弱拥护者的权力。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还有一种建立君主国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不择手段而取得政权。这种方法非常危险，统治起来也要更有智谋。唐太宗杀兄逼父，本是罪大恶极，但自从他登基后，不择手段的做法就消失了。他变得勤政爱民，广纳明谏，最后依靠政绩，使美名压过了恶名。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可以不择手段，但只能使用一次，以使人民少受伤害，减少他们的积怨；往后再一点一点的赐予他们恩惠，把他们笼络回来。

美德对于君主来说并无多大用处，孟德斯鸠就说过，美德是共和国的原则却不是君主国的原则，君主国以荣誉为原则。群众对仁君的热爱永远比不上对雄主的敬畏更狂热，因此，衡量君主是否是“好”的，标准不在于他的品德，而在于他的奉献，在于他给国家带来的荣誉。

君主要按现实来办事，而不是按“应当”，有时候道德也就是一种“应当”，当这种道德违背现实时，可以抛弃之。因为人性是邪恶的，君主处在一堆邪恶之徒中，时刻都有人觊觎他的权力，美德只会使他丧身，权谋却可保证安全。

因此，君主不应该拒绝作恶，如果这种恶行能够让国家免于灭亡、让人民灭于受难，那就不该受制于“应当”。“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当项羽准备入关之前，就坑杀二十余万想要造反、再起战端的秦军，虽遭后人臭骂，但是处于那种现实形式之下，没有人能做出更优的选择。反观建文帝，为了躲过一个杀叔之名，使天下苦于干戈，最终还城破身亡，十分可悲。

一个君主，要选择做慷慨的人还是做吝啬的人，他必须先明确自己的收入来源——人民的赋税。君主慷慨解囊意味着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他所施予的恩惠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大部分人会因此而妒忌及憎恨。吝啬的君主则极力减少人民的负担，他不讲排场，不夸耀富足，对身边的人和自己极为吝啬，却是对人民的最大慷慨。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大肆的向少数贵人赏赐财富或向少数人才颁发奖金，他的做法将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因为他不过是在借花献佛，把人民的钱拿去显摆自己慷慨爱才的虚伪而已。

慷慨的名声总是需要大量的花费来维持，君主的慷慨乃是一种恶德，它会把君主引入横征暴敛的深渊。

因此，连露台都不舍得建的汉文帝受到后世的赞扬，而四处征战、耗空国库的汉武帝却得到了夏侯胜和黄霸的憎恨。

夏侯胜“非议”先帝

残酷使人畏惧，仁慈令人爱戴。但君主是权力的掌控者，而不是福音的传播者。权力不会得到人们的爱戴，只会令他们敬畏——因此，君主不该违背这个常理。以其让人爱戴，不如令人畏惧。

爱戴与畏惧两者兼备自然好，但如果出现鱼与熊掌的选择，要果断选择令人畏惧。因为爱戴来自他人之内心的意愿，畏惧则来自我的强力和意志。马基雅维利说：“人类一般这样的特点：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善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利益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让他们背叛自己所爱戴的人比背叛自己所畏惧的人要容易。看看那个宽仁的梁武帝吧，最终他不是受到了侯景和萧正德的背叛了吗？

当然，君主在令人畏惧的时候，不能同时增加他们的憎恨，而只要君主依靠法律，不侵犯或剥夺民众的财产和妻女，他就能做到这点。

信守承诺是君子的事，却不是君主的本分。君主对于诺言，得看其是否有利于自己，并且考察作出诺言时的条件是否还具备。马基雅维利说：“人性是恶劣的，而且别人对你并不是忠诚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没有必要对他们守信用。”

例如，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赐予李善长免死铁劵，可是在天下安定之后，当李善长图谋不轨时，照样把他杀了，因为当初做出诺言的条件已经不具备而且诺言对他自己有害而无利。

君主不是圣人，他的权力也不来自美德，他不需要具备所有良好的品质，只需要让人觉得自己有这些品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