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前有过对匈奴进攻吗（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巨大功绩）

汉武大帝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功绩颇多，已初具后世盛时的疆域。然而过度的穷兵黩武却给汉朝的国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源头始于马邑之谋。

虽然，汉武帝即位后不久，便有了拿匈奴开刀的计划，但是直到公元前133年才由马邑大商人聂壹送来了机会。聂壹凭借多年与匈奴贸易的机会，已颇得匈奴军臣单于的信任，于是聂壹便提议由他利用匈奴单于的信任，以卖马邑城为由将匈奴大军骗来，进而由汉军将匈奴人团团包围，一举而歼灭。汉朝政府当即采纳了这一意见，派遣三十万大军准备全歼匈奴兵，结果却因走漏消息，导致匈奴军臣单于提前打道回府，全歼计划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惹怒匈奴人，边患问题更加严重了。

自此以后，匈奴与汉朝“和亲”政策终止，开始不断骚扰汉朝边境，这才引发了汉武帝时间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历时十年之久，经河南、漠南、河西、漠北数次战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主要取得了以下传大功绩：

1、摧毁匈奴有效军事力量，歼敌及迫降者总数达二十万以上；

2、占领之前匈奴所占河南、河西两大水草丰盛的基地，并打通与西域的通道；

3、使匈奴战略位置由东向西发展，极大地减少了边境压力。

4、移民垦边政策，不但加固了边防，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虽然经过十年的数次战争，西汉政府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匈奴的铁蹄仍旧数次来犯，甚至先后有杀太守、杀都尉之事发生。然而，此时的霍去病已去世，卫青也已经老了，于是汉武帝又派出了新的统军将领——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夫人就是大音乐家李延年那曲《北方有佳人》的主人公。李广利带兵照同卫青、霍去病相比，更是远远逊色，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胜少负多，损失惨重，最后一次更是以七万将士全军覆没为代价，他本人也被俘投降了。

可见，在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大规模用兵时的汉军统帅皆为外戚。在统兵打仗这方面，武帝的用人标准并非是“择优录取”，反而是“用人唯亲”。在此等用人策略的指引下，当外戚能力尚可的情况下，如卫青、霍去病，并未体现出太大的弊端，但是当其层次降为李广利之时，虽然对手已经是实力大减的匈奴，却依然无法取得应有的战绩。

在当时，即便不提李氏三代（李广、李敢、李陵）将领，单是被称为“不败将军”的程不积，也依旧没有获得统帅大规模军队对阵匈奴的机会，足以看出武帝之用人选择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对匈战争固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但开疆拓土，也将老对手匈奴打得不再复当年之勇，史书有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可见当时匈奴生存现状之残酷。这也为后来宣帝时彻底奠定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元帝甚至于陈汤率数万之兵即可直取北匈奴郅支单于首级。然而，连年的大规模战争却也导致强大的汉朝进入了第一个衰退期。

因为战争所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不仅仅体现在战争时部队的损耗，农业生产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为了弥补战争的不足，武帝时期的赋税剥削也随之不断加重，单就口赋而言，便由原来的20钱增至23钱，收税年龄也由7-14岁增至3-14岁。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大批流亡的情况，加之灾年，数量更加巨大。以至于汉宣帝初即位之时，欲为武帝设立庙号之时，少府夏侯胜竟说武帝不宜立庙。

《汉书.夏侯胜传》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仄亡度，天下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昭帝之时，更有“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说法。

《汉书.昭帝纪》昭帝“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尽管说“户口减半”的说法，是由于武帝时虚报户口严重及昭帝时一时无法清算武帝时逃亡之流民有很大关系，但是实际减少人数依旧在400万-600万之间，而当时汉朝全国之人口不过仅有3000多万，可见损失之惨重。

而西汉国库之空虚也已经达到了汉初以来的最高点，虽然这一切也与武帝时的奢糜成风、自然灾害、严刑杀戮有关，但对匈奴长期的战争消耗是造成这些后果的关键性因素。

五、匈奴实力有多强？

那么，让汉武帝煞费苦心，劳师动众，耗费良多的匈奴，到底有多么强大呢？

关于匈奴的实力，汉文帝手下的名臣贾谊曾经说过：“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

而另一个投降了匈奴的宦官中行说（ zhōngháng yuè）说法则相去较远，“匈奴之众，不能当汉之一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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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说的到底谁与事实更相符呢？

相信很多人对匈奴强大的印象都来自于“当初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攻打匈奴，被困白登”的往事。然而，事实上，当时刘邦之所以被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刚刚击败了项羽的刘邦并未将匈奴放在眼里，才轻敌冒进，而导致其率领的先头部队被困，而并不是他当时所率领的全部32万大军。

关于匈奴的兵力，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说“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即有战斗力的壮丁可达30余万，匈奴身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几乎是全民皆兵的，即除了妇女和老弱病残以外，都是要上战场的。如果，假设匈奴男子中老弱病残者约是壮丁的两倍，则男子总人数可达90万上下，女子与男子相当的情况下匈奴总人口可达到180万左右。然而，实际情况更可能的是因为战斗减员，而导致女子数量大于男子，而年老男子数量要少很多。一般来说，更多的观点认为匈奴总人口约在150万－200万之间。

而大汉朝的人口在武帝即位初期，约为3600万左右。当时即使最大的县，如长安周边的陵县也不超过30万人口，可见贾谊所言并不确切。而于汉郡面言，既有像颖川、汝南这样两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郡，也有渔阳、代郡之类的二十万左右人口的小郡。可见，中行说所指的应是不超过汉朝的大郡，而不是指代所有。相对而言，中行说的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匈奴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并不是因为其绝对实力，而是因为其机动、灵活的特征。

然而，身为游牧的匈奴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并不如中原之地的汉朝一样有其相对丰富的资源。正因为资源的匮乏，才导致其在资源不足之时，出来抢夺资源。而其抢夺的主要目标即汉朝和西域，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西汉政府除了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六、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1、五饵之策

汉文帝时期，贾谊曾经提出过五饵之策，“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即用汉朝的华衣美饰、珍馐美味、亭台楼阁、音乐荣宠来“同化”匈奴人，也就是说对匈奴进行“文化输出”和“经济输出”。这有些类似于美国政府之前的“金元外交”，利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使匈奴不断依附于汉朝，进而实现“不战而屈敌之兵”的攻效。这不可谓不是一个绝妙之策。

2、绝粮之策

与“金元政策”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大棒政策”，而与“五饵之策”对应的自然就是“绝粮之策”。要想让匈奴彻底地依赖汉朝，就要尽可能地切断他的经济来源。而与漠北之地的苦寒贫瘠相比，河套之地的肥沃富饶自然是最吸引匈奴的地方，与其去茫茫草原、万里黄沙去追寻匈奴的有生力量，不如抢占其经济来源——富饶的草场。而汉武帝最初的战略方针也是这样做的，河南之战、河西之战都以略地、屯边为主，不但抢占了河套地区，更是打通了与西域的通道。

因此，并不是说对匈奴的战争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方式对汉朝损害过大。反而，如果在匈奴人不守盟约抢夺资源之时，主动挥舞着“大棒”抢夺其资源产出地；战争过后，再挥舞着“金元”，带着“五饵”去腐蚀匈奴上层。久而久之，匈奴的统治阶级之间自然会因为利益的分配不均而产生分化。

而事实上，后来的匈奴确实进入了分裂状态，一方面正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甚至于，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到西域之后，竟然一改其游牧民族的灵活、机动的特点，建了一座郅支城，这才导致其后来被陈汤率军击杀，郅支单于也成为汉匈战争中唯一一位被汉军亲手杀死的匈奴单于。（关于陈汤灭郅支详情可参见陈汤：矫诏出兵罪犯当诛、大破郅支功盖千秋，到底是赏还是罚?）

3、以夷制夷、结盟御敌

做为匈奴两大资源来源的汉朝和西域的结盟是一个天然的选择，不过由于西域国家众多，实在难以达成共识。而一味的赠送“金银财宝”，却只能保证短时间的口盟，却不能保证真正战略上的合作。只有充分利用汉朝巨大的战斗威摄力及经济和文化的输出，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充分利用西域诸国的军事力量，才能更好地控制西域地区，以达到共同抵御匈奴的目的。而陈汤灭郅支单于时其手下便是当地屯田部队与西域诸国的联合部队，既减少了西汉政府的损失，又达到了打击匈奴的目的。

水言水语

汉武帝对匈奴之战，先有马邑之谋的憾失良机，后有攻略河套的丰功伟绩。但是，在匈奴的不断骚扰之下，武帝犹如一个被推上牌桌的赌徒，急于“梭哈”，一举击倒匈奴，却最终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直接引发了国力的大衰退。好在，轮台罪己，武帝悬崖勒马，西汉王朝终于又迎来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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