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几次大瘟疫(历史上著名的汴京大疫)

“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是《金史·哀宗本纪》所录金末汴京(今属河南省开封市)瘟疫后惨状史书未记发生时间,一般认为发生在1232年,蒙金媾和、蒙古大军刚停止攻城后,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历史有几次大瘟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历史有几次大瘟疫(历史上著名的汴京大疫)

历史有几次大瘟疫

“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是《金史·哀宗本纪》所录金末汴京(今属河南省开封市)瘟疫后惨状。史书未记发生时间,一般认为发生在1232年,蒙金媾和、蒙古大军刚停止攻城后。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汴京大疫”,两年后(1234年),金朝灭亡。坊间写手将这次大疫夸张为“压垮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汴京大疫”究竟是什么疫?为何能杀死这么多人?

据学者李中琳、符奎的《1232年金末汴京大疫探析》盘点:有学者认为是流行性肠胃病,有学者认为是感冒,有学者认为是“真伤寒”“可能包括传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病”,较主流看法是肺鼠疫。

肺鼠疫传染快、死亡率高,且和西方史家虚构的“蒙古大军西征导致黑死病横扫欧洲”一说呼应,故在民间亦广为流传。

这就忽略了:

首先,1127年金兵攻汴京时,也发生过“大疫”,1/3市民病死。两场“大疫”相距105年,皆在围城战结束后的春天爆发,难道都是肺鼠疫?

其次,在人类史上,肺鼠疫大爆发次数并不多,为什么汴京中招频率奇高?

其三,诗人元好问当时被困在汴京城中,作为目击者,他称大疫是“壬辰药祸”,难道他看错了?

疾病会改写历史,但不能把历史所有突变都算到疾病头上。金朝灭亡原因很多,汴京大疫作用有限。

《清明上河图》(局部)

百万级城市不好管

要搞清金末“汴京大疫”,需追溯到宋代汴京(不同时期有东京、汴梁、开封、南京等名,为叙述方便,一律称汴京)。

汴京是百万人口的大城。

宋初,宋太宗便称“(汴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三朝北盟汇编》说“总七百万户”,南宋庄绰则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学者估计,最鼎盛时,汴京人口密度2万/平方公里,超过许多现代都市。

以当时的管理水平,很难维持这样的特大城市运转。

比如汉代长安,居民28.2万人,加上驻军,约50万人,隋代时,已井水苦咸,因粪便、生活污水等下渗,污染了地下水。隋炀帝只好在其东南建大兴城,即后来的唐代长安。

从城市史看,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直到中古(公元500年到1500年间)才出现。世界首座特大城市可能是南朝梁(502年—557年)的都城建康(今属南京市),史称“城中有二十八万户”,加驻军,或达百万。

长安人口亦超百万,因缺粮,皇帝一度每年“就食洛阳”。唐高宗时,“出幸仓促,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普通居民每年冬季2个月,靠去山上找榛子、橡食、蕨根等充饥。

食物不足,卫生条件还差。韩愈抱怨长安蚊蝇多:

朝蝇不须驱,

暮蚊不可拍。

蚊蝇满八区,

可尽与相格。

与唐代长安比,汴京还有一大劣势:长安采取坊市制,分108个坊,以2.3至3米土墙包围,虽是治安举措,却限制了疫情传播。

汴京则转为都厢制,社区完全开放,给防疫带来挑战。

定都汴京 先天不足

汴京因地处南北漕运的咽喉而崛起,“四水贯都”(即城内有四条河,实为三条)。

吴越王钱俶曾向赵匡胤进贡一条宝犀带,赵匡胤开玩笑说:“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西段叫蔡河),五丈河一条。”

汴河是主航道。可从唐代起,周边农民常盗汴河水灌田,以致“每至春夏之时,多被两岸田莱,盗开斗门,舟船停滞”。

汴河是人工河,引自黄河水,沙多易淤。

汴京地势低,汴河一淤,必致水灾。史籍中颇有“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都下积潦,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有深至三四尺”等记载。

汴河是生活用河,民众往河中排污、洗衣服、倒垃圾等,水质变差。一旦淤塞,城中多处积水,极易引发瘟疫。而“权豪辈”和皇室肆意侵占河道,他们“筑园榭……以故河道不通”,基层官员也不敢管。

上梁不正,下梁也歪。宋代市民缺乏公德心,甚至“穿垣出秽污”(隔墙扔垃圾、粪便)。当时饮水靠井水,可苏轼就曾在井口“洗我两足泥”。汴京居民常“拦街设祭”,纸灰、垃圾随处丢。苏州民间结婚时,“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让新娘沿途洒在路上。此外,当时还有把死人扔入城市内河的风俗,即“民转死沟渠矣”。

宋代气温较唐代低,加上北宋与西夏在黄河上游连年作战,大量砍伐树木,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3%左右。

种种因素相加,使汴京极易出现大疫。“黑豆汤”治什么病?

宋代医学发达,且宋廷重防疫,设熟药所、惠民局、和剂局等,免费向民间施药。故危机重重,未见大疫。可进入战争状态,问题便凸显出来。

汴京无天险可守,由外城、内城、宫城三层围墙构成防御体系。金破汴京时,仅占外城墙,内城未陷落。宋钦宗被骗到金营后,“诸城夜有金人下城虏掠者,亦为百姓掩杀甚多”,可见坚固。

金兵第二次围汴京半年,城中生活艰难。引发1127年春的大疫,《靖康要录》载:“人多苦脚气,被疾者不旬浃即死,目疾者即瞽。”

古人说脚气,非今天的脚气(缺乏维生素B1引发的脚癣),而是 尰(音如肿),即“甚则肌肉痿,足萎不收,行善瘛(音如赤,意为痉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肢)不举”。可能是风湿关节炎,也可能是血吸虫病。

有学者认为是斑疹伤寒,由老鼠传染给人。围城期间,食物匮乏,“一鼠亦值数百”。斑疹伤寒病程2至3 周,与“不旬浃即死”相符。斑疹伤寒死亡率达20%,战时多发,但患者发烧、面潮红、浑身剧痛,且有皮疹,这些典型症状,史籍无载。

据学者聂传平在《“靖康之难”中金军围汴造成的生态灾难》一文钩沉,为治“脚气”,当时有验方黑豆汤:“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以水二盖煎其半,时时呷之。”

黑豆、甘草能杀菌,但主要功能是补充蛋白质。由此看来,所谓“大疫”应是营养不良造成的风湿性关节炎。

《清明上河图》(局部)

汴京繁华终散尽

对北宋末年大疫,太学生丁特起记道:“自围闭,诸生困于齑(音如积,意为姜、蒜或韭菜的细末)盐,多有疾故者,迨春尤甚……自春初在学者才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骇也。”由此推算,可能有30万人死亡(即全城人口的1/3)。

这究竟是疾病造成的,还是饥饿造成的?可与3年后的情况相对照。

金兵攻占汴京后,迅速退走,宗泽夺回汴京,并守卫了2年。宗泽病死后,程昌寓继续守城,直到1130年,“京师(指汴京)甸内县犹为国家守,粮食乏绝,四处皆不通,民多饿死”。同年,金兵再夺汴京,已是城中“强壮不满万人”。

假设汴京失陷后,城中还留有60万人(即全城人口的2/3),则后来人口快速下降,应是饥饿造成的,其速度、规模并不亚于大规模传染病。

可见,北宋末的汴京大疫,可能并非传染病。

金兵再度占领汴京后,又转交给伪齐。1137年,金废伪齐,第三次占领汴京。1139年,宋金议和,又将汴京还给宋朝。1140年,金兵毁约,第四次占领汴京。同年,为避岳飞进攻,一度又放弃汴京。直到岳飞退兵,金兵才第五次占领汴京。

几方反复争夺,恶化了汴京的生态环境。

据过汴京的南宋使者记载,已“京城(指汴京)外不复有民舍”“汴水断流……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城外的护龙河也被淤塞,“城壕填垒殆尽”。

金朝汴京有三百万人?

金海陵王完颜亮(1149年至1161年在位)时,有意“千里车书一混同”。1158年,下令“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

重修汴京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

北宋为修汴京,周边森林已被砍伐一空,到完颜亮时,只好去六盘山找大木。六盘山离汴京甚远,“高深而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为将大木运出,金人建长桥十数里,再走水路,“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

完颜亮时,金朝内部矛盾已白热化。金初期皇位传承是兄终弟及制,君臣关系相对平等,转为父死子立后,叔辈权力受限,引起不满,遂有“金以儒亡”之说,意思是金朝高层倾向儒家,致精神文弱化,国力中衰。

据《元史》载,忽必烈曾就此问名臣、在金国当御史台掾的张德辉,张说:金国宰相中有一二儒生,其他都是女真贵族和武将,论及国家大事,从不让儒生参与。儒生提三十条建议,只采纳一条,这怎么能说是“金以儒亡”呢?此论得到忽必烈赞同。

完颜亮虽重修了汴梁城,但连年征战,河南已是一片荒野,根本养不活一座大城。汴梁城中也比较荒凉。

那么,金末汴京大疫的记录就很值得怀疑。

根据史料,至少90万人死于瘟疫,而第二年汴京投降时,有147万人,而蒙古大军攻城16天,据说城内外死亡百万人,则1232年时,汴京人口竟多达350万人,这怎么可能?

大疫起因引人深思

就算当时汴京确实病死90万人,也不太可能是鼠疫。

首先,瘟疫发生在蒙金媾和后。此前金廷强制括粟,“自亲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人三斗,余入官,隐匿者处死”。战争结束,“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是大饿后大饱引发的疫情。

其次,战争结束于当年五月,天气已暖,突然“大寒如冬”,也是引发疫情的一因。

其三,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死后全身发紫,易辨认,却无当事人提及。汴京大疫中患者“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与北宋末年相似。

其四,蒙军虽是从鼠疫源头之一的蒙古草原出发,但已在中原征战两年,为何到汴京才引发瘟疫?事实上,蒙古西征比欧洲黑死病流行也早2年,除传教士编造外,无实证。对于貌似“对上了”的史料,应特别谨慎。

名医李杲曾接触过“大头天行”(即腺鼠疫),还研发出普济消毒饮子,对汴京大疫,他却不提鼠疫,而是批评:“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认为医生误诊,用猛药伤了患者本已衰弱的胃气,酿成悲剧。

据史料载,当时医生竟用巴豆、承气汤,对久饿、营养不良者,如此用药,何愁不死?

引人深思的是:如果不是宋金大肆破坏植被,致汴京气候反常;如果没有后期金朝上层斗争,无人抓实务,以致庸医遍地,“汴京大疫”还会发生吗?历史的偶然性中,常隐含有必然性。都推给鼠疫,显然不公允。(责任编辑: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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