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子恶搞完整 寻找叉子

寻找叉子

作者：刘占龙

我找叉子已经找了二十多年了，有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找遍了，光往大红门五金仓库就跑了不知多少趟，直到现在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也难怪，偌大的北京，1.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千条胡同，数万幢楼房，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方位，最重要的是没有线索，想找到他无异于深山寻宝，大海捞针，着实不易。

那位问了，您这么费劲巴拉地找叉子，这叉子有这么值钱吗？是祖传的，还是镀金镶钻的？

其实，我找的叉子既没镀金也没镶钻，更不可能是祖传，但是他比镀金镶钻可值钱，因为他不是东西，是人。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朱杰民，小名叫叉子。

我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上的中学，俗称“六九届”。

在中学上了一年半，就没上过文化课，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都是“阶级斗争”，“亲不亲，阶级分”，“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同学之间讲的是“立场”、“观点”、“派别”，而不是“互帮互学”、“同学友谊”，所以好朋友不多，叉子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年他是为了和我做伴才去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份情义沉甸甸的，一直放在我的心里。

叉子的老家就在北京昌平区（当年是昌平县）。

学校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时，他们家的决定是让他回老家，理由明摆着：一则离城里近，想什么时候回家都方便；二则村里亲戚朋友多，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农活分配上，甚至工分的评定上都可以照顾他。这在只讲亲情，乡情和人情，不讲法理的农村是住得下、吃得开、过得好的充分必要条件。

回老家，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那时的学校，从上到下，从工宣队、军宣队到每个老师，天天讲“要斗私批修”、“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把这些学生想方设法动员到农村去，至于你是去插队，还是兵团，或是回老家，都行。只要离开北京，“不在城里吃闲饭”（当时我们都是学生，未成年，居然也算吃“闲饭”！），就算完成任务。所以，当叉子和老师说了他回老家的打算后，他就不在分配的范围之内了。我们班（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按部队编制，叫“排”）一共51人，有35个同学分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个同学分配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其余的13个人，有家庭确实困难，走不了的；也有的像叉子这样，准备回老家的；当然也有个别人找各种理由拖着，想耗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决定怎么办的。

我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因为在这个名字前面冠有声名显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头衔，让人觉得：第一，是解放军领导的单位，家长可以一百个放心，即使不是兵，也是部队系统，可以享有不错的待遇；第二，属于北京军区管辖，即使现在不在北京，今后有机会调动，应该还在北京这个范围；第三，动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和部队一样是供给制，从上到下，由里到外，都是国家供给，不用我们自己再带衣服，另外，每个月还有5块钱的津贴。不是部队，类似部队。这么好的条件，这么优厚的待遇，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969年7月19日上午，学校分配组的李参谋（军宣队员）给我们讲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因为他们是一个团的战友，所以讲起来不仅绘声绘色，而且，还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最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我们，要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什么都不用带，每人花5毛钱买一个纸箱子，装一点儿日常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1969年8月10日，学校正式通知我的分配去向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家一说，家里就乱成一团了，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走。当时的形势是泰山压顶，不走显然不行。拖了两天，妈妈才接受了这一现实。13日下午我去前门派出所迁出户口，第二天交到学校。

办完手续就开始收拾东西，做走的准备。

一天上午，叉子到家里来找我。一是看看我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二是和我说说他回老家的顾虑。

虽然他的老家在昌平，离城里并不远，但是那时交通状况不好，去昌平得坐长途车。到了县城后，还得倒车才能到村里，去一趟怎么也得半天时间，这还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如果路上有点小麻烦耽误了，赶不上县城发往村里的车，还得在城里住一宿。再说，平时大人们都上班，每星期只休息一天，还得忙家里的活儿，顾不上回老家走亲戚看朋友，所以叉子就从来没回去过。平时不联系，现在到了裉节上，您想起亲戚来了，覥着脸回去，让人家怎么想！与其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闲话，还不如去兵团。这是按国家政策分配的，谁也不能说什么，比回农村低声下气地求爷爷告奶奶强多了。

我问他，家里的意见，他说家里让他自己做主。当天下午，他去学校找负责分配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学校的分配工作已经结束了，如果要报名去兵团，得直接找兵团负责接兵的同志。并告诉他，接兵组就住在崇文小学。

第二天上午，他又来找我，让我陪他去崇文小学。

“文革”前，崇文小学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全部是住宿制，所以床铺齐全，食堂设施完备。现在学生全都放了暑假，宿舍空着，崇文区就安排兵团接兵组住到了那里。

从我们家住的玄帝庙到幸福大街的崇文小学怎么也有六、七站地，那会儿只能腿着去。走到那儿大约就十一点了，幸运的是，还真找到接兵组的宿舍了，当时他们正在宿舍里商量事情，看到我们找上门了，很是热情，招呼我们坐到一张床的下铺。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绿色的军用被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洗漱用具整整齐齐的摆放在桌子上，就连搭在绳子上的毛巾也是整齐划一，有条不紊，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军人的宿舍，简陋但是整洁，逼仄但有条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负责接待我俩的是十五团的王副政委。

王副政委大约四十岁出头，中等个，胖瘦适中，儒雅，精干，说话和气，一看就是舞文弄墨的政工干部。

当叉子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和王副政委谈了之后，王副政委当即表示同意。叉子的唯一要求是和我能分配在一个连，这样互相有个照顾，王副政委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下来，并在他的笔记本上做了详细记录。但是，因为时间太紧，8月23日这一批安排不了了，只能和8月28日这一批一块儿走。

1969年8月24日，当我们乘坐的专列到达留召火车站时，天已经擦黑儿了。一名军人站在卡车上讲了几句欢迎的话就开始分连，先说几连，再叫人名，叫到谁，谁就站在那个连队的位置上。就这样，人很快就扒拉完了，这时我才发现分到一连的只有我一个人，那两个同班同学分配到七连了。有两个面熟的同学是六班的张宝贵和李聚波，在学校连话也没说过，如今也成了伴儿。

29日的新兵来了之后，我就到新兵宿舍找叉子，找了一圈儿也没看到他的影子。这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来兵团了，还是打了退堂鼓，又回老家了。

好不郁闷。

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虽然远没有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那么优渥，那么娇贵，但是在家里，我们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也是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宠儿。如今一下子中断了学业，从首善之区发配到千里之外的漠南，四野茫茫，黄土连天，那种失落感尤如从天上掉到了地上。相比之下，别人还好，有同学相伴，有闺蜜慰藉。惟有我，没有一个熟悉的同学，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倍感孤独和落寞。

直到几个月以后，叉子与我联系上，我才知道他确实是8月29日那天到的团里，分配到了四连。

由于我们两个连队距离比较远，大约有二十多里地，往返一趟步行得四个多小时，所以见一次面很不容易。何况，当年的我们幼稚的出奇，像患了魔怔，革命热情异常高涨，每天干活儿都是争先恐后，“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跑来跑去的看同学。一厢情愿地认为自虐程度越高，越狠，越严厉，与工农的结合就越紧密，自己的思想改造就越彻底。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

我第一次去四连是1972年的秋天，我们连的指导员叶福生调到四连任连长之后。

在十五团的十几个连队中，我们一连是纪律最差，秩序最乱的一个连，因此也是全团最落后的一个连。其实，也没出过什么大娄子，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麻烦。比如：出工不出力，锄地时倒拉锄，逃跑回家，泡病号去钓鱼等等。在团里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是夏天的一个晚上，哥儿几个居然拉着小平车去二连偷西瓜，结果中了埋伏，人跑了，小平车成了人家的战利品。其实，那时候的车到处乱放，丢了一辆小平车也没有人会发现，关键问题是车身上用毛笔赫然写着“一连”两个大字，一下子就让一连成了众矢之的，从此是屎壳郎坐轮船——臭名远洋（扬）。

当然，也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兵团接管时，一连的鸡号有三百多只鸡，每天能捡不少鸡蛋，食堂隔三差五的还能见到炒鸡蛋之类的菜。经过几年的发展，鸡号的鸡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逐年减少，最后仅剩下8只。为了不让这可怜的几只鸡变成梁上君子的大餐，连长只好让食堂做成菜，全连会了一次餐。当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吃到鸡肉，只是闻了闻鸡肉味而已。

团里多次派工作组来解决问题，最后都不了了之。

作为连指导员，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叶指导员是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干部，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资历比较老，团里就把他调到了四连，改任连长。

在他调走之前，他的家属曾经在家属连参加劳动，所以到了秋天，连长许炳荣让我给叶指导员送一车瓜：有窝瓜、南瓜等等，算是报酬，也是联系感情的礼物。

那天早晨，我到马号套上驴车，装上那十来个瓜，就出发了。

河套的秋天，不冷不热，气候宜人。我这趟差是公私兼顾，于公是给叶指导员送瓜，于私是去看看叉子，所以心情愉悦。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坐在驴车上，听着“嘚、嘚、嘚”的驴蹄子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都觉得是天籁之音。要说，这头驴也真聪明，上了向阳渠堤，不用吆喝，就知道往左拐，直奔团部方向。

向阳渠像一条带子，从团部笔直地延伸到一连的最东面，把一连和二连的土地整整齐齐地切开，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在阳光的照耀下，平日有点泛黄的渠水一改往日端庄、质朴、恬静的形象，幻化得色彩斑斓，金光闪闪。

我赶着驴车，看着斗渠上杨柳轻扬，闻着堤畔上野花飘香，听着土百灵婉转歌唱，心里不免有些醉意。醉在蔚蓝的天空下，金色的阳光里；醉在一望无际的广袤田野上，一片片时空交错的迷幻里。

醉了，真好！使人摆脱尘世的羁绊，进入绚丽的梦的意境，让思绪纵横驰骋，上下翻飞，浮想联翩，无所顾忌。

大约十一点多我到了四连。

我先找到叶指导员家。老叶刚从外面回来。他告诉我，估计我该到了，所以特意回来等我。放下东西，就想走了，去叉子那儿，一则可以好好地和他聊会儿天，二则也比较随便，在这里待着太拘谨。可是老叶不让走，一直问连里的情况，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生产怎么样，等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上没完没了。我们两人说话时，他就安排他爱人准备饭。我告诉他，我和朱杰民是同学，去他们那儿吃就行了。他不让，非让我吃了再走。

过去在连里时，人们都认为老叶很厉害，有点憷他。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有人说“老叶来了！”，大家就变得乖乖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大气都不敢出。

后来，我到了连部，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但是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着，不是在外面开会，就是在地里转悠。只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

那天他没烟抽了，来连部拿烟，我正好在他的办公室。我发现，中间那个锁着的抽屉里面没别的东西，满满的一抽屉全是烟，而且都是大“前门”。我很惊讶，就问：“指导员，那么多烟？”他就笑了，“每个月一发工资，我得先把烟买够了。”我问他，“一天抽多少？”“一天至少一包，有时候得抽两包。”“这么多大前门是从哪儿买的？”他笑了，告诉我“团小卖部就有，一般的人不卖，只卖现役军人。”

当时，我们连四个现役军人，只有老叶一个人抽烟。而且，他的资历最老，所以工资最高，每个月九十多元。和我们这些每个月只有六块钱津贴的兵团战士比，绝对是高工资了，不由地让人羡慕、嫉妒、恨！

吃完饭，待了一会儿，叉子来找我。我和老叶道别，去了叉子的宿舍，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第二次去四连是1974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探亲，叉子也没回家，我们约好放假期间去他那儿。

那天大概是初五，我骑车去的四连。

自古以来，内蒙古就是苦寒之地。本地人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形容当地的天气：“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节期间，正是内蒙古最冷的季节。去四连是往西走，斜戗风，向阳渠堤岸又比四周的地高出一大截，小风“嗖”“嗖”地吹到脸上，像小刀拉似的疼。我就把车推到向阳渠底，在冰面上骑。因为水少，冰面也高低不平，但比起地面来，阻力小，所以还是省劲的多。不过，得防止侧滑，骑起来还是得小心翼翼。

大约十一点左右才到了四连。

1974年，是我到兵团的第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中，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老干部都落实了政策，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重新掌权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子女调离农村，或去上学，或去当兵，最不济也得离开农业团，调到工业团。这样一来，就彻底动摇了人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信念，人心涣散，人心思归，再也没有了刚到兵团时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沿途路过团部和其它连队时，根本就看不到几个人。四连也一样，留在连里过春节的人寥寥无几，好像一座空营房。

老同学见面，自然高兴异常，一顿云山雾照、海阔天空的神侃。

其实，叉子是个挺能干的人，干活从来不偷奸耍滑，主要是嘴不好，所以和大家老搞不好关系。但他是个“福将”，中学时好几次下乡劳动，他从来没有下过大田，都是在厨房帮厨。我们饿得饥肠辘辘哭爹喊娘时，他也没亏过嘴。到了兵团，在大田劳动了一段时间，就调到了食堂。虽然没什么大的发展，但在那个年代，能躲在屋里不风吹日晒，在别人挨饿时，你能混个肚圆，也相当不错了。

到饭点了，叉子告诉我，“午饭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保证你满意，等着，我打饭去。”说着，就奔了食堂。

一会儿，他端着两个饭盆回来了。每个饭盆上放着两个馒头，下面是炒白菜，夹杂着几块白不呲咧的肉片，看着就没有食欲。我一看就笑了，揶揄道：“你们过年就吃这伙食，还保我满意呢！”

他神秘地笑了笑，“你着什么急呀！”说着，把饭盆放到炉台上，又出去了。

“你干嘛去？”我问道。他没回答，门已经关上了。

过了几分钟，他端着两个扣在一起的饭盆进来了。“你看看这是什么？”他把饭盆放到炉台上，掀开盖着的饭盆，一股酱香味扑鼻而来，霎时弥漫了全屋。“好香！”我不禁称赞了一句。再看盆里，放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酱紫色肉块，大概有七八两重，因为颜色太深，看不出来是什么肉，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肉的纹理清晰、肉质细腻，“这是什么肉啊？”我问叉子。“你看呢？”他反问我，卖了个不大不小的关子。我端着饭盆看了足有两三分钟，也没看出所以然来。

“别看了，菜都凉了。我告诉你吧，这是驴肉。”叉子说。“一个月前，我们连死了一头驴，太老了，只能煮了吃。那天晚上，我煮到快十二点了才熟，就拿刀拉了一块，扔酱油缸里了，专门给你留的，昨天晚上才捞出来。”

“你把肉扔酱油缸里，别人不知道吗？”我问道。

“酱油缸、醋缸都归我管。”叉子得意地笑着说.”昨天拿火筷子在缸里捞了半天才捞上来，别人根本想不到。”

“这么大块肉，你也没切了切？我可拿手撕了。”我的意思是给他撕一半。

“我在食堂还能缺肉吃？这块肉都是你的，就这么拿着吃吧。”

“那我可不客气了。”说着，右手端起饭盆，左手拿着肉，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哇塞！真香！“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想啊，驴肉本身的纹理细腻，容易入味，经过一个多月酱油的浸泡，酱香和其它调料味已深入到驴肉的每个细胞里了，一口下去，香味一下子迸发出来，芳香四溢，直冲脑海，整个人都被陶醉了。

我一口肉，一口馒头，风卷残云般就把驴肉和一个馒头吃了个精光，连丁点肉渣都没剩，那盆炒白菜撂到边上，连动都没动。喝了几口水，这才感到肚子有点撑，但是心里很惬意，多少年都没这么敞开吃过肉了，今天总算肉足饭饱，过了一个幸福年。

再见到叉子，是1974年的“十一”，我被推荐上了大学。他闻讯后，特意赶到连里来给我送行。

那年，我们连被推荐上学的有8个人（包括大学和中专）。这些人的离开，使本来就人心惶惶的连队更是雪上加霜，人们连下地干活儿的心情都没有了。所以，到我屋里进进出出的人就特别多，我们的聊天也不时地被打断。下午，连里的一帮朋友邀请我和也要去上学的李建生到团部照相馆照相，叉子也被邀请去了，并且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我们二十个人团团围在他周围，俨然是这个活动的主角。

叉子回城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刚回到北京时，他在忙着找工作，我在忙着上学，很少回家。毕业后，我二次出塞，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可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每天四五个小时消耗在路上，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好在我弟弟上班的地方离叉子上班的大红门五金仓库不远，经常碰面，所以我时不时地会有他的消息。

在下岗大潮中，连他这个库管员也没躲过这次“海啸”，被无情地卷到了海底。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五金仓库已经把人全部遣散，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向四连熟悉的人打听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后来，有人告诉我，曾在木樨园桥西北角的小铺里看到过他，是不是在那里盘了个小铺也未可知，我去了这个地方两次，也没打听到。从此，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分别了将近五十年了。当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垂老者，“衰暮思故友”是人之常情，所以常有“追寻往事倍伤情”的感慨，更有“落日见秋草，暮年见故人”的焦灼与祈盼。在此，拜托诸位好友亲朋和读者，如果有谁知道叉子的消息，一定要尽快告诉我，我先谢谢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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