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崛起原因(建州女真与朝鲜半岛之十)

上文是《在朝鲜挑唆下,明与朝鲜携手剿灭女真》。

到了建州女真内迁,中朝边境基本上已经形成现代格局了。在建州女真遭受打击,虚弱之时,朝鲜还是想继续北拓疆土。但是,海西女真成为朝鲜北侵的梦魇。海西女真不断骚扰朝鲜,和留在图们江、鸭绿江边的建州女真各部一同成为阻碍朝鲜越江侵略的强大女真势力,朝鲜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

先是凡察部内迁,朝鲜趁机全部拥有图们江右岸;后来李满住“成化之役”被杀,朝鲜伺机吞并了鸭绿江南岸。自此,中朝两国隔江守望,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总之,朝鲜已经没有力量过江打败女真势力侵占中国领土了。之后,朝鲜又面临倭寇入侵问题,还要仰仗宗主国明朝出兵协助,自身国力也在衰退之中,不得不暂时放下侵略野心。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仍然长期继续参与明朝封贡体系,接受明朝的行政管理,直到明朝末期才发生关系质变。

努尔哈赤崛起前后的历史记载在《明史》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因为清朝统治者为神话自己的崛起,不愿把先祖曾经受封明朝的历史讲明白,所以《明史》、《明实录》多有被修改到语焉不详的方面。而清末,日本人为侵略中国制造“满蒙非中国论”邪说,在伪满时期又篡改《清实录》中的的相关记录,妄图把满族历史与中国历史脱钩。朝鲜方面的记录,虽有参考价值,但夹带了过多私货,也不能完全当信史看。本系列文章不在此细节上纠结,约略带过,还是主要拣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史实叙述。

高原地区海拔高,空气稀薄,且云量少,导致白天太阳辐射直接到地面,不受云层削弱效果影响,使地表吸收大量的热,白天温度高;晚上地面辐射直接射入太空,不受大气逆辐射影响,不能保留地表热量,晚上温度低;形成昼夜温差大的现象。特别是白天烈日直射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地表温度甚至高达70摄氏度以上。而夜晚的戈壁存不住丝毫热量,许多地方日常温差在二十到二十五度之间。酷暑严寒,温差极大,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生长。但较大的温差却能大大减少牲畜之间传染病的流行。而且草原上的土地不便于开垦,草原上的草饲料丰富,适合发展畜牧业。但草原的草料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决定了生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放牧方式必须逐水草而迁,当遇到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时,牧民会暂时在那里安营扎寨,当牛羊将那片草地上的牧草吃光之后,牧民随着牧草消失而迁徙离开。史载柔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牧民放牧地点一般固定在两个较大的范围内,两个大范围内的牧草资源轮流使用,这是一种简单的再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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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民族无法定居,他们只能赶着马车,带着毡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迁徙。是这样生活方式决定了游牧民族要面对自然和人群间无数挑战,注定他们不可能放松危机意识。

反观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王朝,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平和、自足。不同于游牧民族严酷的优胜劣汰,农耕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无事外求,因而民性静定,保守。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系,生长于兹,病老于兹,所以“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是最稳定不变的,也是统治阶级最愿意看到的状态。面对人口、经济远远不如自己的游牧民族屡屡挑衅,经常通过和亲、通商维持和平。当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时,才会拿起武器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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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欧亚非大陆的游牧民族可分为五类,即东非的牧牛游牧族,阿拉伯、北非与黎凡特的骆驼游牧族,安纳托利亚、波斯与阿富汗的绵羊游牧族,西藏的牦牛游牧族,以及东亚的牧马游牧族。其中,中国的游牧民族,主要牲畜为马匹,远比其他慢速游牧民族更具流动性,对定居汉族造成极大威胁。

从气候来看,在东亚平均降雨量存在一个很陡的落差。在此生态边界多雨一侧为定居的农耕民族,即中原汉族;而干旱一侧(含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则为游牧民族,依次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鹘、蒙古以及后来的鞑靼、瓦剌、准噶尔等。在这种鲜明的生态环境比对下,游牧民族既有动力也有能力依靠暴力掠夺农耕民族的产品来改善生存条件。尽管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较低,但在马术与箭术方面的娴熟技能使得他们在军事组织与快速运动方面优于定居汉族,两者边界也持续冲突两千多年。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策略通常是“抢了就跑”,一般无意彻底摧毁农耕政权,其征服野心往往是看到老朽的中原王朝难以置信的虚弱后才被激发起来。

为了御连绵不断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王朝必须逐渐强大起来才能进行反击。每一次激烈反击都会扩大中原王朝的地域,给游牧民族带来新的生存压力。随着中原王朝(有人好用“中华帝国”这个词,我不喜欢用)的规模不断扩大,游牧民族为了成功掠夺汉族农产品,也不得不扩大合作规模,形成草原部落联盟(被称为“影子帝国”)。结果,两种经济模式下的“帝国”都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民族的碰撞也越来越强烈,直到游牧民族倾心汉化,入主中原,两家合为一家才算圆满收官。只要两种生产方式下的人民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内的人民,游牧民族永远是要南下的,概无例外。所以建州女真兴起后与明朝征战,无非是最后想入主中原成为汉化王朝而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康雍乾三朝一定要剿灭游牧的准噶尔汗国,目的野是为保住清朝这个中原王朝不被游牧的准噶尔人侵夺(同理,准噶尔汗国的目的性也很强,噶尔丹表现出明确地攻占北京、入主中原的愿望),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具体到是哪一个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争夺天下有偶然性,但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共同融合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最终在一个国家内生活,却是历史必然性。

雍正皇帝总结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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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存最早的中国地图,明朝刻版《古今形胜之图》

按:此地图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福建省龙溪县金沙书院重刻本,以《大明一统制》为依据。原图是大明都御史喻时(1506-1571)或一个叫甘宫的人编印。1574年该图出现于马尼拉,1575年被送达西班牙皇宫。《古今形胜之图》绘图范围包括两京十三省及周边地区,东至日本、朝鲜,西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的铁门关,北起蒙古高原,南达南海,包括爪哇、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等地。图上新增西班牙文标注,指向天险长江、湖广马匹、江西瓷器等地,例如——标注了葡萄牙人的居住地香山;江西鄱阳湖右边标注:“饶州,那里有好的陶瓷器”;在太仓及苏州一带,标注“有‘gracioda’,有织布”。这里gracioda可能是指土茯苓。哥伦布把梅毒从美洲带到欧洲,用水银治疗有效,但副作用大,需要土茯苓利尿排毒。西班牙人把土茯苓叫做“中国根”。以下是该图南京地区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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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也有几个主要方向:蒙古高原南缘阴山—河套地区、合黎山、龙首山—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及燕山—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这些地方既处在游牧区的南端,又处在农耕圈的最北端;既适于游牧,又便于游牧民从中原农耕地区及河西走廊商贸通道获得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因此,这些地区在北方游牧诸族部落强大时鼎力相争,衰微时他们也从这里迁入投附中原王朝。好在,这些地区现在都牢牢扼守在祖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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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富庶、先进、发达的经济生活以及中原王朝的羁縻政策始终对游牧民族南迁活动产生影响。

二、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朝鲜之间的乌碣岩之战,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造了条件。

关于明朝在东北建立羁縻卫所和奴儿干都司对女真进行招抚,本系列文章尚未提及,其实明朝对于招抚女真等东北边疆民族,有一系列完整举措。

永乐时招抚女真是从两个方向:一是东出开原招抚东南部女真,二是北上海西,招抚海西女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明朝的举措得到众多女真首领响应,建州卫卫和兀者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此后在南达图们江流域,北抵外兴安岭,西起赤塔流域,东到日本海岸建立了大量卫所,并设立“都指挥使司”机构进行统辖。自永乐二年(1404年)至永乐七年(1409年)共设立了115个卫所。

永乐九年(1411年)春,明成祖派内官亦失哈等率一千多名官兵,巨船二十五艘到奴儿干(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开设奴儿干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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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辖境包括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与库页岛,是明朝于黑龙江、阿速江(今乌苏里江)、松花江以及脑温江(今嫩江)等流域的地方军政机构。其境内有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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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女真卫属于羁縻卫,其特点是:军政合一,既有军事职能,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官职由部落首领担任,一般世袭。但是羁縻卫是明朝的政府管理机构有守土职责,必须服从明朝命令,接受差遣,按期纳贡;诸卫所官员都由明朝任命。奴儿干都司则是流官体制,流官不能世袭,必须简派。这是明朝管理女真等部族的两种模式。

经过“成化之役”后,建州女真开始对明朝比较顺服,建州三卫继续存在下来:建州卫在李满住死后,由其次子李豆里的儿子李完者秃袭职,建州左卫董山死后,由其子脱罗承袭;建州右卫凡察死后,由其子卜花秃袭职。

努尔哈赤先祖董重羊一系只是担任卫所小官,或是没有官职,也不是斡朵里部大首领,从当时朝贡记录来看只是小首领。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才“始授”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有明一代,海西女真都在南迁,地域上越来越接近辽东,和内地交往越来越紧密,社会、经济、文化越来越先进,逐渐形成了扈伦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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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伦四部指海西女真的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限于篇幅,我们只讲乌拉部。

乌拉部,姓那拉氏(纳喇氏),是扈伦四部中疆域最广,势力最强劲的。乌拉亦作兀喇、兀拉,以居乌拉河得名。原居松花江下游,其始祖纳齐卜禄时迁于今呼兰河流域。在速黑忒率塔山左卫南迁后,速黑忒弟古对珠延率领塔山卫部民亦向南移动,至其孙布颜时,因不堪西部蒙古族侵扰,再南迁,避居乌拉河滨,“尽收乌拉诸部,率众于乌拉河洪尼处筑城称王”(遗址即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自治乡北之乌拉古城)。

扈伦四部兴起于明中叶,形成于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曾建立短暂的扈伦国。

明永乐四年(1406年),海西女真人纳齐布禄在洪尼勒城建立了辖地不大、势力不强的地方民族政权,朝鲜史料称“元明之际纳喇氏建扈伦国于辽东”。扈伦国属部落联盟性质,初期势力范围以第二松花江上游、辉发河、清河等为中心,相当于今之吉林省的吉林地区和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地区,统治中心为吉林市北部的乌拉城。第二代尚延多尔和齐时势力强大,融入的部卫众多,并与朝鲜开始接触。

宣德七年(1432年),扈伦国所属部卫进犯朝鲜边界,始与朝鲜有局部冲突。这次事件因居于朝鲜境内的女真人逃过图们江,寻求海西女真部卫庇护所致。可朝鲜认为这次事件是李满住主谋,并于次年(1433年)四月发兵征讨,杀掳猛哥帖木儿家属数人,设计杀害猛哥帖木儿未得逞。

明代中叶,扈伦国解体,所辖都卫纷纷脱离。不久,开始了“扈伦四部”并列时期,即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四部分裂扈伦国土,各自“称王争长”。嘉靖四十年(1561),纳齐布禄六世孙纳喇氏·布颜收服乌拉诸部,率众于洪尼地筑城建国,改国号曰乌拉,自称贝勒。到布颜之孙满泰、布占泰时,势力强大起来,开疆拓土,其东境达图们江畔,“东海三部且为所属,则直讫海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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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中期,衰弱的建州三卫演变为建州五部,左卫猛哥帖木儿六世孙努尔哈赤强盛起来,兼并五部,驰骋辽东。乌拉踞松花江立国,东海女真的珍珠等特产,通过乌拉入贡明市,中原的布匹、盐铁通过乌拉转运到东海。乌拉坐收居停之利,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努尔哈赤得不到东海珍宝,认为布占泰从中作梗。布占泰也不亲近岳父努尔哈赤,反而同叶赫部关系密切。

布占泰素有与努尔哈赤争夺统一女真领导权之心,双方都想吃掉对方,都感力量不足,于是都把眼睛盯在了留居朝鲜的“六镇藩胡”(朝鲜为阻止海西女真入侵,在半岛北部先后设置庆源、庆兴、钟城、会宁、稳城、富宁六个府郡,统称为“六镇”,“六镇藩胡”指居住在朝鲜六镇的女真人)上,如果把这股女真力量收服过来会增大自己势力。

“六镇藩胡”到万历时已经发展到几万人。这么多女真人留居朝鲜境内,李氏王朝深感不安,驱赶或镇压围剿都力不从心。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努尔哈赤命长子褚英等人过江进入朝鲜境内,就势将会宁以西“藩胡”收于麾下。

布占泰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出兵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钟城乌碣岭至金京沦滩之地,大兵亘满于方圆二十余里,戈甲眩耀,兵临城下”。钟城守将郑晔不敢敌,闭门登城固守,并于城上放炮,“敌兵才退去”。这是乌拉同叶赫联兵第一次兵临朝鲜,与努尔哈赤争夺“六镇藩胡”。

朝鲜方面本来对乌拉出兵持消极态度,纵容乌拉兵对“六镇藩胡”焚掠。朝鲜认为半岛内的女真人是“羁縻之禽兽”,企图利用“老酋”(努尔哈赤)和“忽贼”(布占泰)清除“六镇藩胡”。没想到,努尔哈赤和布占泰,在焚掠六城周围女真部落时,大量掳掠朝鲜青壮年男子和年轻妇女。努尔哈赤将掳来的朝鲜人编到“八旗”内,变成女真贵族的奴仆。

乌拉兵很快将钟城附近的女真部落焚掠一空,牛马、男女全被迁过图们江,安置到乌拉国内地。接着又进兵稳城,掳掠庆源。在长达五年之久的军事行动中,乌拉壮大起来,军事上走向顶峰。“六镇藩胡”、“城底野人”(朝鲜在会宁的秃山沿图们江至庆源的训戎之间修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城,把六镇周围的女真人同活动在图们江中下游的海西女真人隔离开。朝鲜把居于长城以内的女真人称做“城底野人”,他们基本是斡朵里、兀良哈和兀狄哈等部民,也有一部分是金元时期流入朝鲜境内的女真遗族,大多成为朝鲜“编户”),东海女真各部均归附乌拉国。

到明代后期,乌拉国替代明朝对图们江流域的卫所进行管理。布占泰势力达到图们江北、东海之滨,乌苏里江以东,表面与朝鲜和好,接受了朝鲜“百张职帖”。努尔哈赤惟恐东海三部死心塌地跟随布占泰,于是效仿布占泰的做法,向朝鲜国王提出职帖申请,但被朝鲜拒绝,一张不给。

努尔哈赤因此既恨布占泰,又恨朝鲜,于是加紧了对朝鲜境内“藩胡”的争夺,派间谍打入东海女真内部进行策反,终于以蜚优城为突破口,同布占泰在图们江畔展开一场大战,史称“乌碣岩之战”。

乌碣岩之战牵涉到乌拉、建州、朝鲜三方利害,使东北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打破了以往力量均衡的格局,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造了条件。

据《清实录》载,蜚优城主策穆特黑欲归建州,派人见努尔哈赤曰:“吾等路途遥远,久欲来归,皆因乌拉阻隔。乌拉贝勒布占泰待我等虐甚,乞携家来归,请派兵帮助搬取家口”。没人知道策穆特黑归降建州的真相,可能是努尔哈赤间谍策反的结果。

蜚优城是个周长两千多米呈不规则正方形的大城,和温特赫城仅一墙之隔,是南北并列的姊妹城。蜚优城在明末为东海瓦尔喀部所属,系元代奚关总管府驻地,地处图们江冲积平原,与朝鲜庆源隔江相望,向来就是女真人的栖息地。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新年刚过,努尔哈赤派三弟舒尔哈齐偕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将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常书等率军三千至蜚优城,护送策穆特黑家族及部民五百余口沿图们江岸朝鲜一侧返回建州,途中遇到乌拉兵的堵截。两军遭遇于南岗山东侧,即今龙井境内之乌碣岩。乌碣岩又名门岩,距朝鲜钟城很近。结果乌拉兵战败,主将博克多被杀。此役建州兵以少胜多,斩杀3000余人,获马5000余匹。从此,布占泰的势力退出图们江,努尔哈赤打下了向海滨发展的通道。

朝鲜文献记载建州兵搬取策穆特黑家口返回途中,不是意外遭遇乌拉兵,而是精心策划的行动。《李朝实录》载:

建州卫胡酋老乙可赤与忽温大战于钟城乌碣岩,大破之。初,老乙可赤设一部于南略耳胡地,诱纳山外水下诸胡,尽令来附。诸胡苦忽剌温之侵暴,多归之,兵势寝盛。至是举兵由南略耳路直抵县城,声言收取藩胡,留屯作农,且谓“忽贼杀掠藩胡,寇犯朝鲜,我实痛之”,以此行文于六镇列邑,仍进军于钟城乌碣岩,与忽剌温相遇,大战良久,忽剌温大败,尽弃器械牛马而走。老军又从庆源城外而还。老贼此举虽曰为我除患,而盛张兵马穿过我境,如入无人之地,藩胡之强盛始此。

乌碣岩之战后,努尔哈赤撤尽“六镇藩胡”,不断向图们江下游用兵。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兵围扎库塔城(今图们市),杀守军千人,取代了布占泰对图们江沿岸的管辖,朝鲜无计可施,从此中朝图们江边界稳定下来。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灭乌拉部。

建州女真崛起原因(建州女真与朝鲜半岛之十)(10)

三、萨尔浒之战,早怀异心的朝鲜君臣暗中授受,朝鲜大将临阵出卖明朝,投降后金。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到三月间,明朝讨伐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史称“萨尔浒战役”,这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决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

我在加V认证回答问题时写过很长的文章论述,现在因为查重反而不能照抄。

建州女真崛起原因(建州女真与朝鲜半岛之十)(11)

好在这种文章太多,看别人写的文章也能读到细节。下面我讲一下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中朝鲜联军的龌龊行径。

十四世纪初期朝鲜始祖李成桂威化岛回师建立朝鲜政权之后,与明朝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

先说当时朝鲜的情况。明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朝宣祖二十六年)和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宣祖三十年),倭寇先后发动两次侵朝战争(壬辰倭乱)。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掠夺,而朝鲜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朝宣祖儿子光海君也被迫与宣祖一起避难逃往义州。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明朝援军入朝参战,倭寇终于被击败,退出朝鲜半岛。朝鲜朝廷上下无不感恩戴德,视明朝为“再生父母”,认为明朝对朝鲜具有“再造之恩”。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宣祖四十一年)二月,朝宣宗之子光海君在反对声中登上王位。明万历三十八年(1609年,朝光海君二年)三月,朝鲜与日本签订《己酉条约》,而在明朝和后金的关系上采取了“中立”的双边外交政策。看来忘恩负义也是有传统的。

建州女真崛起原因(建州女真与朝鲜半岛之十)(12)

朝光海君派遣使者和暗探进入北京和女真族人居住地方,了解明朝国势和女真族人内部情况。他对明朝政府失去信心。当时明朝政府上下官员收受贿赂严重,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行贿。《燃藜室记述》载,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朝光海君元年)二月,光海君继朝鲜王位,但明朝政府“以长子临海君还在世”为由不予承认。同年六月,明朝派辽东都司严一魁到朝鲜调查光海君继位一事,收取巨额银两,而来行使册封礼的太监刘用收银多达六万两。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朝光海君元年)四月,光海君问曾出使明朝的使臣领中枢府事李德磬关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和御史赵楫的情况,获悉:这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再也不是威震四海,让女真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而是一个净办错事的老糊涂;御史赵楫则没有了惜日的锐气;(未来担任萨尔浒之战总指挥的)杨镐却“鳏居一室”,游山玩水。明朝“军容肃肃”已变成“军马疲残”。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朝光海君十年,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备边司告诉光海君,“奴酋情形之凶逆,兵力之鸱张十余年来已作难当之虏。……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所谓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者也。”自此,光海君吓破了胆,对明朝有了异心

建州女真崛起原因(建州女真与朝鲜半岛之十)(13)

明朝政府为维护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决定发动萨尔浒之战,派兵征剿后金,并要求朝鲜派援兵协助作战。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咨告朝鲜国王“奴酋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贵国申严提备,整练兵马,俟剿奴之日,合兵征剿”。光海君表面对明朝政府表示怀有感恩之情,认为理应服从明朝政府调遣,派兵征剿,“我国之于天朝,义虽君臣,情犹父子,况有壬辰拯济水火之鸿恩。天朝有变,敝邦君臣所当扫境内奔往以为前驱矣。”

但其内心决定竭力争取“自守边境,固守藩篱”,而不“越境作战”。他对明朝钦差说:“我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愿老爷深思小邦情事,许令固守藩篱,非但自守弊国疆,其于助势犄角之策,或有补益。”明朝政府对朝鲜的消极态度严加指责,使光海君不得不同意派兵越境作战。然而,在出兵数目和独当一面问题上,光海君派使臣周旋,“暗送人情”,取得成效。

原来明朝计划征调数万朝鲜兵,结果在光海君的努力之下,明朝经略杨镐同意朝鲜派兵一万三千,配合东路军刘綎作战。

光海君积极与明朝围绕应征援军问题上周旋之外,在暗中与后金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明朝政府朝鲜征兵之时,努尔哈赤曾先后多次派人送信于朝鲜,而光海君也做了回信。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朝光海君九年,后金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派人送信,“朝鲜则与我朝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支兵马,发送攻击。朝鲜与我国无嫌怨,谨守封疆,勿使动兵”,“问答间言辞极其悖慢”,但光海君还是“故姑令留置胡馆,严词开谕,厚馈酒肉,以悦其心。”满浦佥使金完私送厚纸三十卷给后金使者,用于火炮使用,光海君知而不问。

努尔哈赤对朝鲜躲躲闪闪的态度也不满意,信中“辞意极其悖慢”,“屡屡恐吓”。光海君回信反复说明应征并非本意,不得已而为之。

果然,光海君传谕朝鲜联军元帅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惟以自立不败之地为务”,“密教帅臣观事向背,使虏无为移兵先击之。”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姜弘立心领神会,在征战途中无不贯彻之。

都元帅姜弘立率大军过江后,“兵以师期退定,下营不发”,“大雪中行军,各营兵所持军装衣服悉为沾湿,都督亦无前进之令”为由,驻兵不进。尤其是姜弘立看到刘綎率领的东路明军号称三万,实际“不过万余名”,“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而为恃”(按:这点是姜弘立胡说八道,刘綎是沙场老将,已知自己深受杨镐陷害,只给拨付疲病弱将,等待戚家军援军不到,被逼发兵;他也清楚朝鲜联军毫无战斗力,不能指望,早就下定了慷慨赴死的决心,但是因照顾朝鲜联军耽误了行程),而且了解到经略杨镐与刘綎不和,使刘綎“必要致死”之后,“告以步兵负重,不能赶上马兵之意”。

负责军粮的平安监司朴烨也迟迟不发军粮,而姜弘立又以“士卒饥馁”,停止前进。“三军营卒,不食屡日”,令各营到附近村落掠夺粮食,“得其埋谷,以石擂碎,糜粥而食。”备边司多次请求光海君追究朴烨之罪,但光海君却传谕推托,而姜弘立对运送粮食的军官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可见,朴烨迟迟不发军粮,姜弘立以“士卒饥馁”而不进军,都应该是光海君的旨意。

明朝联军进入后金腹地之后,姜弘立按照“其素定之计”,主动向刘綎建议说,“前头道路夷险,虏中形势全不闻知,不可轻进。而六镇藩胡慕恋我国者,多在奴酋麾下;西路大军若入,则藩胡辈可诱以内应”,刘綎“深以为然”。其实姜弘立目的是假借诱降名义,先派出通事何瑞国、金彦春进入后金军中,将姜弘立不战之意密通后金。事先光海君密令会宁府来市的女真商人通报后金此举,商人尚未返回而何瑞国先到,出现差错,致使朝鲜援军左右两营战没,最后中营投降。

明朝老帅刘綎字子绶,号省吾,是大将军都督刘显之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万历年间武状元,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他素以勇猛著称,名闻海内(先抗缅甸,后入朝抗日,播州之役平定杨应龙之乱),能使一百二十斤重镔铁大刀,在马上旋转如飞,人称“刘大刀”。刘綎在阿布达里岗(今桓仁满族自治县洼子沟北与新宾交界之岭岗)附近山谷瓦尔喀什南谷中计被围,军队被打乱,一人独战代善、阿敏和皇太极。《明史纪事本末》描述说:“綎中流矢,又战,复伤右臂,綎又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其养子刘招孙“负綎尸,手挟刀”,与后金军拼杀,力竭而死。明朝东路军覆灭。

姜弘立率朝鲜兵因军粮迟迟不能运到而故意与明军拉开一段距离,到达瓦尔喀什外,后金兵进攻朝鲜兵营。朝鲜兵卒,“披纸作甲,柳条为胄,饥饿数日,进退两难,”“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卒股栗”。于是姜弘立遣副元帅金景瑞求降。战败突围逃至朝鲜军中的游击监军乔一琦见朝鲜军投降后金军,走投无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投崖而死。

尽管如此,战后左右逢源的光海君既得到后金政权的“充分理解”,又得到明朝政府的“赞誉”。努尔哈赤盛情款待姜弘立等朝鲜降将。而明朝政府则派使臣常明臣向朝鲜国王光海君递交辽东经略杨镐的“揭贴”,称赞朝鲜援兵“忠节昭然,可揭日月。”

萨尔浒之战大败,明朝损军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相继失守,明廷御史杨鹤交章劾奏杨镐,杨镐因此下狱,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经略。崇祯二年(1629年),杨镐被处决,真是罪有应得。

战后光海君一方面敷衍明朝,一方面向努尔哈赤示好。明朝政府多次请求朝鲜援助,但光海君都以各种借口婉言谢绝。光海君的态度,激起明朝大臣不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朝光海君十一年,后金天命四年)十月明朝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向明神宗陈述对明朝与后金战事以及朝鲜政局的看法,请求对朝鲜进行“监护”。徐光启等人的奏本传到朝鲜,朝鲜官员一片哗然。明天启三年(1623年,朝仁祖元年,后金天命八年)三月,宣祖王后在亲明派元老支持下,打着“仁祖反正”旗号,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光海君退位,并将其流放于江华岛。

新任朝鲜国王仁祖李倧上台以后,亲明派迅速推行“崇明排金”的外交政策,断绝与后金政权的关系,帮助明将毛文龙的抗金斗争,但是为时已晚

天启七年(1627年,朝仁祖五年)正月,后金政权为解除后顾之忧,以朝鲜帮助明朝,窝藏毛文龙,先汗归天不悼等借口,侵入朝鲜半岛,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丁卯条约”,向后金政权交纳巨额岁款。

崇祯九年(1636年,朝仁祖十四年,清元年)十二月,清军(后金)再次侵入朝鲜,胁迫建立“君臣关系”,断绝朝鲜与明朝的外交活动,朝鲜世子昭显和凤林大君等也被押往沈阳做人质。

光海君居然活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朝仁祖二十年,清六年)才病死于朝鲜济州岛。对明朝而言,光海君就是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背德”的“不仁不义”之辈。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有中国学者盛赞其双边外交政策高明,使朝鲜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什么叫道义?这些人知道吗?万历明军入朝抗倭,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在牺牲自己帮助友邦吗?

四、朝鲜联军统帅姜弘立在萨尔浒之战投降,及其在后金生活娶妻,以及其帮助后金侵入朝鲜的史实。

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迅速崩溃,朝鲜军队面对强大的后金骑兵,军心动荡。《满文老档》记载,当时朝鲜士兵称:“再战还有何益处呢?我们战就得死,投降才能活命,投降吧!即使杀投降人,也可能不出血死去。”(这是对女真文老档重译,非文言)。据朝鲜被俘将官李成寏记载,当朝鲜士兵听说主帅同后金议和后,“当此之时,约和解归之说,来到阵中,军卒喜跃,无复部伍。”说明朝鲜军队毫无斗志,一心希望投降。

姜弘立投降后金后,在后金生活了九年(1619—1627)。姜弘立的事情主要见于李成寏的《栅中日录》,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后金的各种利诱、胁迫,宁死不屈,说当姜弘立投降后见努尔哈赤行礼时,姜弘立和副元帅金景瑞“登堦行揖”,努尔哈赤因他们不向其行叩拜君臣之礼而大怒。姜弘立对答说之所以如此行礼,是“行我国之礼,不得不然”。明白表示,虽然投降了后金,但是二元帅依然是朝鲜大臣。考虑到朝鲜有文过饰非的传统,这一记载是孤证,不足为信。二是积极推动后金同朝鲜的议和。在姜弘立投降后写给朝鲜国王奏折中称:“若速成和取(缺),臣等可以出归。”但由于朝鲜内部亲明派和明朝的反对并未取得成功。天启七年(1627年,朝仁祖五年),后金军队在贝勒阿敏率领下攻入朝鲜,姜弘立亦随军前来,并对促成后金与朝鲜兄弟之盟起了重要作用。

对后金而言,姜弘立是其同朝鲜交易的筹码,姜弘立对后金的态度将会影响以后其同朝鲜的关系发展,因此后金对姜弘立采取其一贯的对待投降敌方将领的传统政策——通过与投降将领之间的政治联姻,来换取其对后金的忠心和感情。

萨尔浒之战后,因姜弘立关系,朝鲜与后金的频繁书信往来引起明朝怀疑,为此朝鲜在向明朝解释的咨文中称:“弘立等失节投降,卖国媚贼,死中求生,无所不至。伊贼亦以弘立等为奇货,再遣凶差,恐吓诱胁,其为本国之羞辱,曷有极哉。”

姜弘立率军投降后金之初,努尔哈赤欲“女女于两帅”,但因为代善阻止而不了了之。努尔哈赤并未死心,令大海送书给姜弘立等人说,“前日抚顺李将官降服之后,升为驸马;尔等若能降服,岂下于李将官哉?”。李将官即是李永芳,原为明朝将官,投降后金后,努尔哈赤“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

天启七年(1627年,朝仁祖五年),姜弘立随后金军到朝鲜后,当年《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都元帅姜弘立尚不剃头,故不给鞑女,嫁以汉女生男。”可见,努尔哈赤最后让姜弘立娶了汉女,主因应该是继光海君之后的亲明派国王李倧继位,利用朝鲜战俘达到和谈的目的难以实现,姜弘立失去了预期的作用,故不再嫁给其宗室女。

姜弘立等人在后金最后做官,担任后金将官,成为后金政权中的大臣,朝鲜平安监司尹暄天启七年(1627年,朝仁祖五年)的前线奏报称:“奴兵昨夜攻陷义州,……姜弘立、李英芳则为大将。”据此,后金入侵朝鲜的计划,姜弘立确实参与其中。后金与朝鲜签订兄弟之盟后,姜弘立留在朝鲜,同年病死。

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称:“虎豹亦可训,而惟朝鲜人不可训。”意即虎豹可以被人驯服,但朝鲜人则不可能被驯服,透过姜弘立在后金的所作所为可以看作是莫大的讽刺。李成寏在《建州闻见录》中载:“我国人,则潼关男女及征件可吐、老土部落时被虏者,居在奴城外三十余家,称之为高丽村。”《满文老档》载,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三总兵官率领朝鲜兵,沿边境驻扎。”说明在后金统治区域内不仅有如“高丽村”这样的朝鲜族聚居区存在并接受后金政权的统治,且在后金的军队中也有专门的朝鲜族部队。

五、本系列文章主要讲中朝边境变迁及女真人民为中国守土的贡献,关于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对明朝的背信弃义和稍后的适当修正,只做客观表述,不再评论。

行文至此,敬请期待下文《宗主易位,事大主义的朝鲜转侍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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