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优秀散文作家作品推荐（今日作家李雨生）

我的办公室生涯

文/李雨生

我的四十一年铁路生涯，有十年是在车务段办公室度过的。

我因为能写两笔小说、诗歌，在报纸上常见一些“豆腐块”，就受到领导的器重。1994年的夏天，我从青县火车站站长的位子上被调到沧州任办公室主任，一干就是十年。

办公室主任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就是个领导的“杂役”。

那时我们车务段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由于标准化作业搞得好，全段从一个一年13起事故的烂摊子涅槃成为全路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典型，可想而知，个中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交流，又有多少材料值得大写特写。分局的会，路局的会、铁道部的会，会会都要介绍；行政的会，党委的会，工会的会，会会都要发言。到了后来，安全口、运输口、财务口、劳人口、甚至是计划生育、多经收入、武装保卫、质量管理、档案文秘、节能土地等五花八门的会议，全都要经验材料。那么，谁写这些材料呢？按道理说，办公室主任只管写好行政的材料，党委、工会各有写材料的人，下面各科室的材料就更不用管。但是，领导不这样看，领导认为他们写的东西不上路，不着调，不能用，代表不了车务段的水平。就说你写得顺眼、顺嘴、顺耳，怎么办，最后全都归到办公室，说穿了，就是全都归到了我的名下。

除了这些还不算完，还有全段月度工作安排，上报分局的每日信息，领导的调研材料，年度工作总结，职代会行政报告，年鉴大事记，甚至是领导的中央党校毕业论文，也一股脑的推了过来。那时，我几乎成了一台码字机器，白天写，晚上写，下班不回家，休息不放笔。别人吃完晚饭去打台球，去打扑克，去侃大山，去看电视，而我还要在昏暗的电灯下奋笔，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寒暑冷热。

最令人苦恼的还不是写材料的辛劳，而是等待领导审阅的焦急。不知领导工作忙还是大将风度，不到开会的前一天不着急。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而你心中急得都要冒火。因为，这份材料完了，后面还有好几个材料在等着。但你不能问，不能催，更不能急。直到第二天就要开会了，晚上领导才开夜车。他不睡，你也不能睡，打字员也不能睡，等领导改完了，还要打字，还要校对，还要印刷，还要装订。当然，这只是说领导满意没有推倒重来，否则，还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其实，写材料是我最违心、最痛苦的事情。它不像文学作品，是我真情实感的投入，而是为会议而材料，为材料而材料。有时还要生编硬造，说违心的话，说些根本做不到或者根本就没做的事。写材料的过程始终是让我纠结的过程，我清楚我是虽不喜欢但它却是职业，我要靠它求生，靠它进取，因此，虽厌恶也无奈，虽不屑却也追求极致。

但是，写材料还是让我有所斩获。最起码的一点是让我对文字、语言有了更自由地运用，对文章、文体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自从接触办公室文秘工作，对国家公文管理的要求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成了终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逐渐地在沧州地区，以致在分局都有了一些小名气，我写的经验材料不但走出了沧州地区，走出了天津分局，还走到了北京铁路局和铁道部。1996年，铁道部在天津分局召开“全路安全达标线建设现场经验交流大会”，我们沧州车务段、沧州机务段、沧州电务段被指定在大会上作经验报告。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分局下了很大的力量，专门抽调我们三个单位的“大写”到分局招待所准备经验材料。到了材料写好后第一次”过堂”时，由铁道部宣传部部长索斌亲自把关，分局的大局长、党委书记都在场旁听。当沧州机务段宣读了他们的材料后，索部长眉头紧皱，一个劲儿地嘬牙花子。最后当场“枪毙”重写！沧州电务段的材料刚念了一半，就被索部长打断，喝令重写。此刻，会场的气氛非常凝重，分局王润生局长已经坐不住了，在屋里来回踱步，烟一支一支地抽着。轮到我念经验材料时，全无鸦雀无声，当我一口气念完后，索部长一拍桌子说了一声：“好！通过，一字不改。”就是这一次，我在全路也算出了名，不仅为车务段、天津分局露了脸，也使自己声名大噪。有些外单位的人不知道我姓名，但提起“李大秘”无人不知。后来，分局运管分处，安监室，企管协会曾多次调我，但因车务段舍不得而未能成行。有时分局筹备大型会议，也会把我抽去写材料。我因写材料而获得了尊重，一边享受着成功带来的欢愉，一边也在吞噬着痛苦带来的折磨。

写材料并不是我的全部工作，除了分管“文秘档”以外，我还要负责办公室全面工作。那时办公室共有干部职工23人，是全段人员最多的科室，分管的12大项工作，都是分局、路局考核的项目。因此我就提出了“有名次的争第一，无名次的争先进”的工作理念。在大家的努力下，办公室各项工作在分局、路局都是标杆、先进。

办公室还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接待”功能。出了名的沧州车务段在1997年一共接待了来自全路46个站段的参观团。如此大的接待量，安排食宿，安排参观，安排讲解，我和两个副主任都疲于应付，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术。为了不使客人冷落，我们有时不得不分成三拨，一人接待一拨，同时进行。当一天的事务性工作结束后，不管多累，我也要独自关起门来点灯熬夜写材料。

别看当时的沧州车务段车务段是全路的学习标杆，但在运营上还是很被动。货源短缺、有车无货已经成为铁路的“瓶颈”。虽然如此，但全段的铺张浪费，公款吃喝的问题甚嚣尘上，屡禁不止。每年三十多万的办公成本根本不够用，还要用多经收入来弥补。我生性直率，仗义执言，特别看不惯那些整天找借口，找题目吃喝公款的行为。看见一些人大吃大喝，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在段长的授意下，我汇同财务、劳资部门一起研究如何把办公用费控制住。最后，决定在全段成立“内部银行”，我是内部银行行长。就是按照全段23个车站、十个科室的职能、等级、人员多少，年初把办公用费变成“代金券”，各车站、科室每花一分钱，都要持报销凭据和“代金券”到段报销。“代金券”花完了，再想花钱就需自己想办法。各车站、科室凡是结余的“代金券”，车务段按百分比返还各单位，作为奖励。这样就把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的风刹住了。1997年年底，全段办公用费结余11万元，1998年结余16万元。我们的”内部银行”经验，多次被铁道部表彰，并在《人民铁道报》推广。

那些年，晚上下班后几个同事一起出去喝点小酒，都是我买单，从不花公款一分钱。尽管这样，我还是被某些领导视为“异己”，因为我从不参与他们的酒场。从而再也得不到领导的信任，不能进入某些领导的“圈子”。1998年，某些领导造了一个借口，以改革为名，实施科长竞聘上岗。全段十个科室，仅办公室有竞争的对手，最后打分，我以四分之差败下阵来，由主任变成副主任。这是我在官场遭遇的一次“滑铁卢”。这次竞聘，引起了段机关大部分干部的不满，大家纷纷找到段领导，表示不服气、询问为什么。后来得知：胜利者是我们主要领导的老乡亲，而且关系走得很近，逢年过节都要开车往领导家中送礼，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输得不冤。

2000年，段领导班子大换血，新的段领导来了之后，经过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就看出了这里的门道。于是，我又重新当了段长办公室主任，并恢复级别。

车务段的办公大楼是一座简易楼房，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办公室没有空调，到了夏天，热得没处躲藏。到了冬天，又冷得坐立不安。我就这样窝糗在那间不足12平米的屋子里整整十年，也慢慢落下一身的病，高血压，痛风，颈椎病，胃溃疡,关节炎……这还不算，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紧，我有家不得回。那时我家住静海，别人一天一回家，我只有一周才回家。这还要说没有什么专运任务、查岗查夜、包站包岗的临时性工作，一旦有，就连一周一回家也要泡汤。

十年间，令我身心疲惫的还不仅是工作的压力，还有协调方方面面关系的压力。应酬。加之我近似疯狂的工作态度和较为严格的管理，更使得有些人感觉不适。不过，也有很多朋友认同我的工作，支持我的管理。他们看见我疲惫的身体状态十分心痛，有的在我写材料累的时候给我按摩颈椎；有的在我头痛的时候给我拿药端水；有的在我进入疯狂的工作状态时给我悄悄沏上一杯热茶；有的在我被算计后为我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更有的在我重新恢复职务时为我摆酒庆贺……十年里，起起落落，荣荣辱辱，磕磕绊绊，谁好谁坏心里总有一杆秤。虽然有时我忙得抬不起头来，但我心里依旧清楚谁是我的朋友。

2004年的秋天，我离开车务段调到分局，才算和车务段有了一个了结。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我还是经常陷入沉思，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那一份美好的回忆。我在回顾车务段办公室的生涯时，感到用“四个十年”来加以概括最为恰当，即：那是我码字最多的十年；那是我回家最少的十年；那是我毁坏身体最惨的十年；那也是我卧薪尝胆，破茧化蝶的十年。经年过往，有过真实中的哭笑，有过虚幻中的憧憬。苦过了，方知什么是甜蜜；累过了，方知什么是轻松；跌过了，方知什么是正路；痛过了，方知什么才是坚强。

作者简介：

李雨生，天津市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天津静海区作协理事，天津铁路文学社社长。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初恋草原》及散文集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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