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语境下的国家在场与乡村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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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湖南省双溪村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传播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该村疫情防控过程的实时观察，对该村8名村干部、镇文化站站长以及4名经动员取消重要活动的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45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村干部上门讲解、“村村响”大喇叭、微信网格群、流动宣传车等是农村基层组织在地危机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大喇叭和微信网格群等新旧媒介、媒介动员与人际动员“共在”局面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其中大喇叭的乡村动员效果最为显著；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扮演“国家代理人”角色，借助新旧媒介或面对面讲解与村民互动，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

作者简介

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婷（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编号：2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背景

2020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肆虐，新冠肺炎在3月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具有全球性大流行病的特征，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4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510270667例，累计死亡6233526例（世界卫生组织，2022）。自疫情爆发以来，尽管世界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采取诸多措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新冠肺炎仍在全球大流行，而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社会动员模式备受全球关注，也是争议焦点之一。

相较于2003年非典，新冠疫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冲击更大、影响更广，也促进了中国乡村借助当代传播技术完善危机传播体系，提升组织动员能力。世纪疫情之下，国家力量以何种方式开展乡村动员？村民如何感知国家在场？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理解危机语境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动员模式，为世纪疫情相关研究的乡村篇章贡献微薄之力。

二 文献综述

（一）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国家在场

国内外学者围绕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国家在场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关注三个议题：国家为何在场？国家以何种力度在场？国家力量的运作逻辑是什么？钟新根据危机发生和影响的范围将危机管理者分为四个层级：（1）个人，是自我危机的管理者；（2）企业（事业）组织，负责管理本组织的危机；（3）政府组织（包括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负责管理本国的公共危机，即当危机已经或可能波及较大范围公众、演变为公共危机时，政府有责任动用权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克服危机；（4）国际组织，负责管理国际危机，但其强制力不及国家政权（钟新，2007：50-52）。张汉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出发，考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家权力与集体行动，认为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国家是最主要的力量，因为其可以在领土范围内组织社会的集体行动，调动和统筹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张汉，2020）。林红进一步指出，公共卫生危机有可能发展为经济危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本身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威，因此，国家的作用会继续强化，政府的职能也会扩张（林红，2020）。这些观点回答了在公共危机下国家为什么需要在场、以何种方式在场、以何种逻辑运作等关于国家在场的基本问题，即全国性、全球性公共危机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动员全民参与才能众志成城战胜危机，而国家政府享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和责任。

“国家在场”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提供的是“社会视角下的国家”，即“a state in society perspective”（米格代尔，2001/2013），其主要有实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研究维度。从实体论来看，“国家在场”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在社会的存在和体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民间社会纳入其庞大的管理体系以达到强有效的管理目的（武沐，姚金燕，2022）。从方法论来看，“国家在场”是一种分析框架，剖析“国家-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和生产结构，从而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化的认知（廉睿，高鹏怀，2018）。这两个研究维度提示，对国家在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权力在特定社会的存在形式，也要关注国家权力与特定社会的互动关系。

关于新冠疫情应对的诸多研究表明，国家政府是公共危机的最重要管理者，通过发布防控指令等实现危机管理，但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对危机应对方式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发布《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差异》（Variation in Government Responses toCOVID-19）工作文件系列，基于一系列指标对全球150多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予以考察，发现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政府广泛的回应，虽然各国防控措施实施存在差异，但防控指令皆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在全国传达开来（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2020）。有学者通过对美国、中国、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瑞典、新加坡、土耳其等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差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过去类似危机事件中汲取经验的能力、将政策标准执行落地的能力以及国家领导力性质等，同时，该作者认为，土耳其的威权体制让政府能快速有力应对疫情，而美国变化莫测的联邦制则是造成国家应对疫情混乱低效的一个因素（Capano et al.，2020）。

中国政府在面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采取全国一盘棋、编织一张网的治理模式。面对疫情防控，中国政府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人民网，2021）。

据此可知，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力量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在场方式、在场力度和运作逻辑受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

（二）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公共卫生危机语境中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国家力量、技术变革以及社会结构变动等因素被学者纳入考察范围。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而农村的空心化趋势倒逼国家权力改变在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根据陈柏峰的研究，“国家权力运作至少有三个层面或方式：身体治理、技术治理、德行治理”（陈柏峰，2009），国家力量以在场或隐遁的方式在乡村社会呈现。作为传统治理手段的身体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在场治理”，如村干部在村委大楼办公或实地走访村民解决问题。根据卡斯特（Castells，2010）的观点，人类已进入网络社会时代，国家权力运作的场所已由“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变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缺场交往”因此正迅速拓展并逐渐取代“在场交往”，成为人们主要的交往形式（刘少杰，2012）。

何涛认为，基层政府组织在危机语境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乡镇政府作为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社会的一种表现（何涛，2020）。国外相关研究论述基层政府“在场”或“失职”状态下的表现也极具启发性。比如，彼得梅西（Peter D. Massey）等考察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农村社区的流感（H1N109）防控措施，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澳大利亚卫生防控政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文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需高度重视危机信息的传达，以获取民众的理解与尊重（Massey et al.，2011）。

传播技术变革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推动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后者主要受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正如吉登斯所阐述的，通讯技术在增强现代国家的行政力量方面起积极作用：运输技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行政力量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电报、电话和电视等发明使得运输与通讯分离，“时间-空间”几乎得以完全融合（何钧力，2018）。高音喇叭的搭建便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伫立在广大农村的高音喇叭自其出现之初便是国家权力的隐喻”（王华，2013）；作为一种传播媒介，高音喇叭发挥着跟电视类似的国家动员作用（殷冬水，2016）。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全国开始切实铺开，国家力量被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通过信息共享、超时空互动以及重构集体认同的动员方式，在短时间内激发出强大的动员力”（刘佳，2020）。从传统的高音喇叭到现代的互联网，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权力延伸至基层社会的触角末端，这意味着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社会转型过程”（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三）乡村社会中的媒介动员

乡村社会中的媒介动员在危机语境下具有特殊含义，主要在于：（1）乡村社会面临风险的概率更大；（2）乡村社会“群体”的同质性特点；（3）现代信息传播网络赋能基层政府组织使媒介动员成为可能。美国学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中从人类学、流行病学与气候学的角度分析安东尼瘟疫（周孟杰，吴玮，徐生权，2020），其根据尼罗河三角洲的案例强调农村边缘社区面临的诸多危机影响甚大（哈珀，2017/2019：56-21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逐渐成为公共危机的爆发中心以及受影响区域，而农村公共危机也由常态化的偶发事件转化为常态化的频发事件（胡扬名，李涛，2016）。鉴于乡村社会的高风险性，理解危机状态下村民的群体化特征是政府实施媒介动员的前提。

按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Bon）的观点，“群体”（crowd）可分为两类：（1）异质性群体，包含无名称及有名称的群体；（2）同质性群体，可归为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三大细类（勒庞，1896/2010：132-136）。基于此，村民可被视为有组织的同质群体，因为其有组织以及同质性而表现得有序，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钟新，2007）。以村委和党组织的形式存在的基层政府在风险防控中担当起“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具有媒介动员的绝对优势；因为危机状态下的政府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传播主体——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是法律赋予的，政府的权威性决定了政府对核心信息的独占性，其他传播主体只能在政府权威信息框架内进行辅助式传播（程曼丽，2004）。

Rajib Shaw等的研究印证了现代大众媒介赋能各级政府实施社区动员的强大凝聚力。研究者认为，5G、人工智能和健康码等新兴技术之广泛运用以及医疗救治能力使政府反应更加高效，并有效降低了疫情蔓延风险（Shaw et al.，2020）。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动员行动越来越呈现出“多元主体”“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动员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和组织，任何有动员能力的个体都可进行某种形式的动员”（朱力，谭贤楚，2011）。

传播学视角的公共危机研究，重点探索传播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关注危机事件的管理；另一种路径是将公共危机本身视作一个“传播事件”。沿着第一种研究路径，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认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里杰斯特，1989/1995：30）。沿另一种研究路径，梅琼林等认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非常关键，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梅琼林，连水兴，2020）。在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看来，今天所有运动的发起，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媒介的依赖（吉特林，1977/2007：6）。相较于城市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多元化的媒介使用，乡村主要动用的媒介资源有“外源性媒介”和“内生性媒介”两种（陈燕，2017）。“外源性媒介”主要涉及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内生性媒介”主要是指高音喇叭、黑板报和公告栏等（刘庆华，吕艳丹，2020）。

现有文献对于理解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国家在场、理解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和媒介动员具有重要意义，为本文细化研究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本研究在回顾文献中发现：尽管农村面临的风险较大，但现有文献极少研究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作用，从危机传播和风险传播视角探讨乡村社会媒介动员与传播实践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经过大量文献搜索，研究者发现有一篇文献与本文研究视角最为相近，即分析媒介在乡村抗疫中的角色和作用，该文发现，乡村媒介动员存在“基层组织—高音喇叭”和“熟人网络—微信群”的双重结构，而高音喇叭这一“压力型媒体”在农村危机传播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刘庆华，吕艳丹，2020）。本研究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与该研究的发现存在显著差异，凸显对乡村媒介动员再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文献综述，本文力求探讨两大研究问题：1.公共卫生危机语境下，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建构了怎样的危机传播体系和乡村动员机制？该体系体现了国家力量的何种在场？2.村民如何认知该危机传播体系和动员机制中不同传播渠道对疫情防控认知的意义？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关注的双溪村是湖南省湘乡市翻江镇的一个普通村庄，位于城区西面，距城区约60公里。该村是本镇面积第一大、人口第二多村庄。村民以务农为主，商户较少，青壮年劳动力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村民家庭经济状况悬殊较小。

从管理模式看，双溪村由支村两委负责实施国家部署、执行上级指令，采取网格化分片区直接管理和服务村民，这是当今中国乡村的基本管理模式，因此，双溪村并非一个独特样本，而是无数个中国村庄的普通代表。从人口规模看，双溪村由原来的4个村合并，拥有17个村民小组，共1138户，总人口4217人，是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且地处山区，占地面积较大，这些特性可能增加了该村的管理难度，也为本研究获得足够多的调查样本、观察一个大型村庄的疫情防控传播体系提供了机会。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田野调查研究方法，选取村干部和村民两类群体作为调研对象，具体如下：

1. 参与式观察：双溪村为研究者之一生长的故乡。研究者于2020年1月20日返乡，正值疫情爆发，得以与家人和乡亲们一道抗击疫情，亲历和见证了本村半年有余的抗疫历程。研究者在此期间加入村干部管理的各大微信网格群，并亲自参与村干部组织的多场疫情防控动员活动。研究者不预设答案，力求客观、真实记录双溪村的抗疫历程。

2. 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主题引导式访谈方法，尽可能给予受访者自由发展话题的空间。作为本村人，研究者获得了村干部和乡亲们的极大信任和鼎力支持，使系列访谈得以顺利实施。访谈对象有村干部、镇文化站站长和村民，访谈时间段为2020年2月28日至7月5日。研究者在村委会办公室对村干部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对镇文化站站长、17个组方便抽样的17位居家村民以及4名经动员取消疫情期间重要活动或业务的村民进行了面对面或线上访谈，与每位受访者正式交流时间为45-60分钟。

3. 问卷调查：本研究数据源自研究者在被调研村收集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者首先在本村对村部书记、镇文化站站长、7位居家村民以及1位武汉返乡人员进行了面对面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本村抗疫传播模式、媒介使用与村民动员情况。基于访谈与文献，研究者设计了本研究的问卷并对上述10位受访者进行了预调查。根据对预调查答卷的分析，研究者精简和重新组合条目，并适应村民思维习惯和理解能力对问题进行了本土化调试，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村民熟悉的大白话，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通过线上线下采集，本研究共获得450份样本，并在剔除答题时间过短、答案相互冲突以及全部同一选项的无效答卷后，最终获取有效样本共计410份。

四 研究发现

（一）防控传播体系：新旧媒介共在，实现国家力量危机传播多重功能

在中国，村级组织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载体。国家防控指令借助村级组织建构的危机传播体系抵达广大乡村社会。

双溪村防控传播体系表现出国家行政力量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治理效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双溪村村支部围绕上级防控指令建立起一套在地化防控传播体系，通过体系各部分之间协作，实现危机传播的多重功能，达到“保地方平安”、全村“防控零感染”效果。

1. 作为新媒介的微信网格群：发挥疫情预警，实时信息发布和互动沟通功能

微信网格群是村级组织响应国家关于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号召的产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彰显了国家和社会治理制度和理念由“善政”走向“善治”的重大变革（陈藻，冷天，2015），“探索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基层服务和管理精细化精准化”，网格化管理首次被写入党的文件。

据研究者观察，武汉疫情爆发后，本村村干部最早是通过微信网格群发布湘乡市疫情防控指令，敲响疫情警钟，在公共危机时刻发挥了微信网格群的社会预警功能。之后，随着疫情形势变化，网格员实时转发市级防控和全国疫情进展信息，其中镇卫生站提供口罩限量购买以及要求村民去镇派出所录指纹的信息引起许多村民的关注，有人直接@村部书记询问如何多次购买口罩以及指纹录入等问题。据村部书记介绍，网格化管理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2017年7月，合并后的双溪村一共包括17个村民小组，根据区域划分为8个微信网格群，分别由网格长牵头负责线上常态化管理（村部书记A1，2020年7月5日）。

我们在1月24日（除夕）晚上接到镇上关于新冠肺炎防控通知后，迅速分成4个小组，在村交通要道上贴《湘乡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第1号；与此同时，紧急成立翻江镇新冠病毒指挥小组，通过微信网格群发布信息，确保通知村民到位（对村支部的深度访谈，2020年2月28日）。

2.作为传统媒介的大小喇叭：营造抗疫氛围，发挥教育功能

“疫情来了！”警报经由微信网格群传开后，如何让村民意识到疫情严重性，并做好防护措施，成为村干部的工作重点。根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相关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迅速部署防控举措，“村村响”大喇叭临危受命，向村民宣讲市里的政策，帮助其认知病毒、做好防护，成为全村抗疫氛围的重要营造者。

在50、60年代，广播已在普通民众心中形成影响比较深的东西，原来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后来有了公共喇叭，宣传政策。再后来随着电视、手机普及，有一段时间没有搞了，最近几年，从上到下，特别是提到加强基层宣传阵地的建设，所以我们这几年才重新播出“村村响”（对镇文化站站长的电话访谈，2020年3月2日）。

研究者了解到，“村村响”大喇叭是2016年翻江镇在各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容，其创建之初主要是播报和传达国家政策、农业生产信息和会议精神等。可以说，“村村响”大喇叭象征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强在场，疫情期间承担传播疫情信息、防控政策、个人防护举措等任务，发挥告知和教育大众的功能。流动宣传车则是在疫情形势最紧张时期出动，“正月初四，注意到有流动宣传车。村里头的大喇叭喊，车上的小喇叭也喊，就觉得疫情特别严重了。渐渐地村里就有人戴口罩出门”（村民李某，2020年3月3日）

大小喇叭联合抗疫的图景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村民感受到强大的国家力量在场，真切意识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有村民回忆“非典”时期，自己身在北京，家人都在村里，当时北京已人心惶惶，村里的生活却几乎不受影响。

家里人只知道有“非典”这回事，邻里间会传话，电视里会放新闻，但大家都觉得很遥远，不会发生在村里。这次疫情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大喇叭从早到晚讲疫情，讲怎么防护，村干部和乡村医生也上门送信，我们就觉得国家真的出事了！（村民王某，2020年6月18日）

3.作为防控传播行动者的村干部：代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发挥告知和劝说功能

近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中，存在“行政下乡”和“自治下沉”现象。“行政下乡”是行政化逻辑指引下党和国家意志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自治下沉”则是在公共服务逻辑下自治单位（权力）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下沉（崔玮，2020）。作为村庄防疫一线的骨干力量，村干部承担将国家意志和信息传播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的使命。据研究者观察，村干部在组织防控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上门发文件、讲解，派乡村医生上门服务，在微信网格群发布信息，出动流动宣传车，在重要路段张贴横幅、口号等。线下行动与线上信息相呼应，村干部因地制宜建立了一套本土化防控传播体系（见表1），旨在将国家防控指令落实到各家各户。

表1：新冠疫情期间双溪村在地危机传播体系

新冠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村支部组织防疫工作的难度增大。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 “差序格局”，是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差序”的状态（费孝通，1998：27-28）。春节无疑是最能彰显乡村社会私人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在中国，春节期间家人团聚、亲朋好友相互拜年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尽管拜年习俗在城市有淡化趋势，但“乡土规则仍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持续运行于乡村社会空间，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事所遵循的逻辑”（唐京华，2019）。因此，要求村民居家过年，尤其是对湖北返乡人员进行重点管控，对村干部而言难度可想而知。从地缘上看，湖北和湖南交界，通婚现象明显，在本村有女儿初二回娘家拜年的习俗。研究者听说有外嫁的女儿从武汉偷偷开车回村后被举报，村干部多番上门劝说才同意居家隔离。“防控最大的难点是去劝湖北返乡人员，还有红白喜事，有些人不理解，态度也不怎么好，做思想工作。对湖北返乡人员，会去发信提醒，派村医去量体温，对跟他们接触过的人也会做工作，不要出来走动”（对村支部的深度访谈，2020年2月28日）。

对于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村干部也是采用多种说服策略，突出强调个人安全、家庭安全和公共安全。

每家去走访，大喇叭、上门发信和网格微信群这三种方式都结合使用。村干部去劝说，讲病毒传染的严重性，对社会的影响；为了自家的平安、幸福，所有人民群众的平安，别因小失大。村上组长、党员去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一不热闹，二要考虑身体健康。要为了一方平安、家庭的长远幸福着想（对村支部的深度访谈，2020年2月28日）。

村干部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策略在劝说重点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体现和贯彻了政府意志，另一方面也照顾了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

（二）防控传播效果：传统媒介对村民认知危机的影响最大

1. 接触最多的防控传播渠道：“村村响”大喇叭和村干部上门讲解

本研究将村民在疫情期间的媒介接触率作为考察防控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受访者被问及“在以下方式中，您接收疫情信息最多的是哪几种？（限选1-3项）”，结果显示：

“村村响”大喇叭是村民接触疫情信息最多的媒介。大喇叭通常从早上8点广播到下午5点，村民有大量机会感知大喇叭的存在，提示大喇叭所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强在场；“村干部上门发文件、送信、讲解”排名第二，体现村干部工作勤勉，亲自上门做工作，象征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在场；值得一提的是，电视节目是排名第三的疫情信息渠道，在疫情防控中对帮助村民了解中国疫情和世界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关于国家防控部署的电视新闻也是国家力量的一种在场；“村里的流动宣传车”“村里微信群分享的消息”分列第四、第五，说明流动宣传车的在场感较强，而微信群分享消息主要产生于使用微信的人群中，老人和儿童等不使用手机的人群难以直接感知到这种传播力量；总体看，在排名前五的疫情信息渠道中，本村传播体系中的传播渠道占据五分之四，说明在地危机防控传播对于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2. 最有效的疫情认知渠道：“村村响”大喇叭和电视新闻

受访者被问及“以下哪种方式，对您认识疫情帮助最大？（限选一项）”，结果显示：在全国性媒体、省市级媒体和本村的众多信息渠道中，24.88%的村民认为“村村响”大喇叭（包括流动宣传车）对其认识疫情帮助最大，其次分别为电视新闻（22.2%）、网上新闻（15.61%）和村干部上门（15.12%）。结合上述接触率来看，大喇叭的接触率最高，具有最强的在场感，同时，在影响村民疫情认知上也排第一。麦克卢汉父子撰写的《媒介定律：新科学》提出媒介演化的“四元论”：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Marshall & Mcluhan, 1988）；在公共卫生危机这一特殊语境下，古老大喇叭重焕生机，不仅象征国家力量的强在场，更具体发挥信息传播和疫情防控效用。

表2显示，只有5.61%的受访村民认为“村里的微信群”对自己认识疫情帮助最大。微信网格群覆盖人群和村里拥有智能手机人口是两大影响因素：（1）问卷调查面向所有村民，而微信网格群主要是户主参加，因此，大多数村民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微信网格群，自然也难以直接受到网格群影响；（2）老人和小孩没有智能手机，老年群体大多使用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的老人手机，其主要功能为打电话和接收短信。不过，微信网格群的作用不容小觑。按照农村传统，户主是家庭核心成员，代表全家参与外部事务，并实质上充当家庭意见领袖角色，肩负将获得的重要信息告知其他家庭成员的任务，发挥二级传播功能。

表2：对村民认识疫情帮助最大的信息渠道

研究者基于表2的结果进一步就性别、受教育程度与媒介动员效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就性别而言，整体来看，大喇叭和电视新闻对男女村民皆起到最大的动员效果，其中27.65%的女性村民更青睐大喇叭这一媒介动员方式；21.66%的男性村民则更青睐电视新闻。分析不同学历背景的村民媒介动员效果可知：大喇叭对不同学历的村民认知疫情皆有较大帮助，没有体现明显的群体差异；其中大学生群体最易受网上新闻的影响（28.57%），小学及以下群体最易受大喇叭的影响（36.13%），高中群体则最易受电视新闻的影响（25.88%）。

3.最重要的疫情传播内容：回应村民对疫情现状、政策与防护措施的关切

本研究将村民在疫情期间最喜爱的媒介接触内容、方式作为考察防控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受访者被问及“对于村村响大喇叭，您最喜欢哪些播报内容或方式（多选题）？”，结果显示：告知如何自我防护（78.29%）和告知疫情情况（77.8%）是村民最喜欢的播报内容，而告知湘乡市采取哪些防控措施的欢迎度紧随其后（62.2%）。受访者被问及“关于流动宣传车上的喇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多选题）？”，结果显示：告诉如何自我防护以及传达各级政府政策、指令给村民留下最深印象，分别为66.59%和60.73%。从大小喇叭对村民认知帮助的有效性来看，告知自我防护、疫情进展以及传达各级政府指令较大程度上满足了村民的主要关切，可见大小喇叭这一传统媒介是当前农村应急信息服务的有效平台。“从农村群众和媒体的受传关系看，农民在农业劳作过程中很难实现劳动和信息接收的同步性”（柳帆，盖颐帆，2020），而喇叭覆盖范围广、信号传播难度低，可充分解放劳动者的双眼、双手、双脚，让其能边劳动边收听。这种伴随性媒体带来的另一个便利便是，信息能与省市级媒体即时同步、持续滚动，兼具新闻时效性和接近性。据镇文化站站长介绍，

“村村响”直接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对接，日常播出的是湘乡新闻。因为是应急广播，它的内容和时间表都是全市统一安排，由镇上的机房播放。一般从上午8点播报到下午5点，全国防控形势比较紧张的那段时间，几乎全天候播报。我们刚开始主要播报市指挥部的1-9号令，后来添加了群众在家里的防护措施，要注意的方面等等。很多村会组织流动宣传车，播放的内容主要也是由市里的村村响办公室提供的（对镇文化站站长的电话访谈，2020年3月2日）。

值得一提的是，用家乡话播报这一方式受到部分村民的喜爱，镇文化站站长和村支部书记皆表示，为了让村里的老人、小孩都能听得懂，有些内容是家乡话（土话子）播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普通话，感觉正式一些，有国家威信在里面；随着多年来普通话的推广，只有极少数老人听不懂普通话，而居家年轻人也会将信息传达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村民对大小喇叭播报内容的接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选择行为。相比之下，村微信网格群具有更大自主性和灵活性。受访者被问及“您最关注村微信群里的哪些内容（多选题）？”，结果显示：“跟疫情相关的任何信息”以及“村干部发布的文件、通知”最受关注，其结论与大小喇叭基本吻合。事实上，村干部上门讲解这一方式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受访者被问及村民对村干部上门讲解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70%的村民表示喜欢，而只有2.69%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我主要关注微信群里村支书发的信息，村干部送的文件也会看，因为他们主要在传达上面的旨意，所以说话我是信的”（对李某的深访，2020年3月12日）。

4.最重要的大小喇叭作用：令村民感知到疫情严重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受访者被问及“您觉得村村响大喇叭（包括流动宣传车上的喇叭），主要起到了如下哪些作用？（多选题）”，结果显示：村民认为应急喇叭主要起到警示疫情的严重性（81.22%）和说明政府高度重视（68.29%）的功能，其次在于传达各级政府政策、指令（42.2%），进到家家户户（34.39%）以及对老人、小孩的帮助（29.76%）；这一发现与前述实证获得的发现相一致，再次印证了如下事实：作为应急媒介的大小喇叭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最有效的社会动员作用和应急服务功能，大大拉近了疫情与本地的距离。

根据我们平时到村上跟群众去了解沟通，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希望听到喇叭播放的消息。虽然说家家户户能看到电视，90%农村居民通过手机能看到新闻；但通过大喇叭播放的东西，有特别的效果，特殊的宣传氛围，传播的效果和电视、手机不同（对镇文化站站长的电话访谈，2020年3月2日）。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本实现了预计目标，即力求考察在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人口流动时代背景下，国家力量如何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传播体系中呈现，并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社会动员作用。

不同时代的传播技术为今天的双溪村构建了一个新旧媒介共在、由村基层组织承担主要传播任务的村级传播体系：最古老的莫过于面对面的讲解、劝说；最具历史感的媒介是横幅、标语和村卫生室的黑板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农村地区普及、一度沉寂、近年得以复兴的“村村响”高音大喇叭以及特殊情形下使用的流动宣传车上的小喇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于中国的电视早已进入家家户户，如今也是村民了解国家政策、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信息渠道；当代智能手机在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助力下为村级基层组织实现对流动群体的信息传播以及一对一互动创造了条件，而微信网格群使精细化服务和远程管理成为可能。

在这个传播体系中，大小喇叭隶属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基层传播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力量在场的显著表征；电视机、手机属于村民私人物品，是市场力量推动电子媒介在农村社会普及的成果，而微信网格群则是基于私人通讯工具、由村干部创建并管理的公共传播平台。作为公共传播工具的大小喇叭、作为私人信息接收工具的电视、基于私人通讯工具的微信网格群共同构成新旧媒介共在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媒介体系。这一体系融合了不同时代的传播技术，相互补充，有助于覆盖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身处不同位置的固定和流动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双溪村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但可能代表的是相对发达、传播体系相对更完善的中国农村，而中国广大农村的差异性、不平衡性不容忽视，尤其是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可能在电视端、手机端的普及率远远不及双溪村。

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储备和公共传播平台建设为面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中国乡村社会应急信息服务和危机防控提供了硬件支持，而农村基层组织在危机时刻对传播体系的合理运用是实现危机传播目标的软件支持。双溪村村干部在第一时间通过可以到达村民各家户主的微信网格群拉响“疫情来了！”的警报，并在村交通要道张贴重要文件，实现第一轮线上线下的双重覆盖。大小喇叭的高调在场、全村域覆盖、早八点到晚五点甚至全天候的长时段播报疫情新闻、防控政策措施、个人防护方法等，将村民们在“非典”时期认为是“远方的灾难”之疫情拉近为“身边的风险”，令村民深切感知到危机的严重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村民积极配合村干部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大小喇叭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乡村动员效果的体现。除了微信网格群、大小喇叭的媒介传播，村干部通过上门发文件、讲解、劝说、派乡村医生量体温等面对面人际传播方法一对一服务从疫区返回的村民、原计划春节期间举办喜事等重大活动的重点人群，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发挥了重要的疫情防控动员作用，以“身体治理”践行村基层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公共服务者”“危机传播者”的多重角色。

乡村社会本身的独特性进一步凸显国家借助新旧媒介和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基层组织在场对村民实施“最后一公里”动员的难点：（1）基于亲缘、地缘的乡村社会同质化人群的聚集意愿与公共卫生危机下减少人群聚集的要求存在矛盾；（2）乡村社会人口总体文化水平较低，村民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和风险防控的意识较为薄弱，更倾向于被动接受信息；（3）因务工和求学等人口流动造成乡村社会空心化、人口分散化，加剧了乡村公共卫生治理难度。

值得期待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在新冠疫情危机下的传播体系建设、组织动员与防疫参与经验将进一步贡献走出绝对贫困阶段、进入乡村振兴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世界知名传播学者唐纳德·肖（Donald Shaw）所畅想的“纸草型社会”（Papyrus Society）形态随着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共存共荣局面的出现或将成为现实：在大众媒体、小众媒体、个人媒体经纬交错编织出的“纸草型社会”里，村民的参与性得到充分调动，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放大，将更有利于促成乡村动员与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

传播技术在继续变革，乡村社会形态也会持续发生变化，国家力量在乡村危机传播体系中的在场感、在场方式以及影响力值得持续关注。探讨如何打破目前乡村防疫动员中“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将“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力量“上下结合互动”的新型动员模式，以及系统深入探索中国乡村危机传播的前世今生等，都是值得未来继续关注的课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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