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离世（57岁悲惨病逝留下5个孩子）

“鲁迅在与农村社会的实际接触中，结识了很多的小朋友，并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鲁迅最要好的，就要数章闰土了。”

鲁迅三弟周建人曾这般说道。

在《故乡》中，鲁迅用动人的笔触展现了一个“辛苦麻木”的旧时代农民形象——闰土。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使得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

鲁迅借闰土向时代鸣不平，将旧社会的凄风苦雨“冷酷”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完全地摧毁了以闰土为代表的广大的贫苦农民。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他们身上，就恍若一座山那么重。

最终，闰土只能在贫苦与病痛中告别人世，似有不甘，也似有解脱。

在《故乡》的末尾，鲁迅不曾放弃希望。

他写道：以闰土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他们的下一代应该有“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

而鲁迅的梦想，最终照进现实，他和闰土之间的友谊，由自己的儿子周海婴和闰土的孙子章贵接续下去。

那么，闰土的后人走进了怎样的“新生活”？鲁迅和闰土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刺猹的闰土）

一、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章贵

在鲁迅的《故乡》中，闰土因病而死。他的大儿子章启生肩负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

然而，造化弄人。

在章启生三十多岁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了他的性命，留下了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章贵。

（章贵）

章贵起初也想读书上学，但是，每当同伴抱怨“校方督促速缴学费”之时，章贵的愁苦之情便油然而生，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章贵在父亲去世后，被寄养在同样贫寒的叔叔家。

正如他与同学所袒露的那样：

“我的家庭真是清贫到了极点，我的叔叔，虽然多多少少的有点收入，但是只能够供家，我读书实在没办法，不过，他很喜欢我读书。他想拼命的为我凑，奈何小本经营的生意折了本，学膳等费实在没办法了。”

上学读书的希望已然破灭，章贵只能帮别人种地、放牛来补贴家用。

就当章贵感觉生活无望，准备做一辈子长工时，绍兴市政府突然找到了他。

原来，当地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特意修建了一座鲁迅纪念馆。

而祖辈和鲁迅渊源深厚的章贵被当地政府相中，机缘巧合之下，章贵竟然得到了一份纪念馆的工作。

（绍兴鲁迅纪念馆）

章贵感觉这是“天赐良机”，但是也有着自己的隐忧，他颇为担心地表示：

“我并不识字呀！”

工作人员则是笑着说：

“这不打紧，主要是能和鲁迅先生渊源深厚的，除了您之外，那是没几个呐！”

话虽如此，章贵自己对于自己的水平却是心知肚明。

为了能配得上自己的职位，章贵决定努力学习。

他翻阅典籍，了解章家与鲁迅的渊源，他还想纪念馆里的工作人眼讨教该如何解读鲁迅的作品。

日复一日，章贵积攒了大量的笔记。

在学习笔记的扉页上，章贵用钢笔写下了两所名校的校训：哈佛大学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和耶鲁大学的“真理和光明”。

这体现了章贵思想的觉醒和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价值取向和求是精神。

在明确的学习目标与浓厚的学习兴趣之下，章贵具有强烈地学习知识的渴望，并通过在学习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

渐渐地，章贵还当上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周海婴）

更让章贵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976年，正是鲁迅逝世40周年，周海婴邀请章贵一道前往日本；

回国后，两人还去上海小住。

章贵后来回忆说：

“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好像是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小弟弟，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怕我撞到车上去了。”

酷爱摄影的周海婴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已是中年的两人活脱脱地像是一对爱嬉闹的顽童。

分别之后，两人还常常写信联系。

周海婴对章贵的一手好字赞不绝口，而章贵则是惊叹周海婴的文风不弱于鲁迅。

章贵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也可能是遗传因子的关系，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些鲁迅先生的影子。他的耿直，他的直言、敢说敢言，有所作为。”

在纪念馆工作的日子里，章贵还致力于将鲁迅的作品进一步推广。

在章贵看来，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地位和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其作品应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章贵奔走在鲁迅纪念馆和人教社、高教社等各大出版社之间，希望将鲁迅的作品发扬光大。

在各方的努力下，鲁迅作品多次被列入各式语文教材之中，成为语文教育的“宠儿”。

时至今日，即使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要求不断革新，鲁迅作品还是一次次地经受住了改革的浪潮，依旧万古长青。

章贵表示：

“这是因为鲁迅作品的价值性和前瞻性都是他人无可比拟的”，言语之中满含自豪。

后来，章贵还在纪念馆里开办学堂。第一讲的内容，便是《阿长与<山海经>》。

章贵认为，只有解读者“将深情带入其中”，才能帮助读者理解鲁迅作品的内涵。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鲁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阿长的讨厌之处，章贵便将贬义词作为诵读的重点。

抑扬顿挫的朗读，使得众人能够感受到鲁迅对阿长的深厚情感，同时也体会到了鲁迅独特的幽默风格。

（鲁迅）

此文的点睛之笔，在于文末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在鲁迅纪念馆中章贵坐拥“天时地利人和”，完美地把自己带入其中。

在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他采取相对沉郁的语气；在后半部分，则是赋予文字充分的爆发力。

当诵读到最末一句时，章贵表示，他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充盈着丰富的感情，所有参观者都沉浸在了他的朗读之中。

他追求的瞬间震撼就在那一刻产生了。

最后，章贵用《故乡》的结尾告别参观者：愿各位都能过上祖辈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

言罢，章贵便是转身离去，似乎万千的思绪在他的心头翻涌，章家与鲁迅的种种再一次涌上心间。

事实上，在平日里，他最喜欢介绍的，便是自己的父亲——鲁迅笔下的“闰土”。

二、鲁迅与章福庆

闰土姓章，因为在闰月出生，又“五行缺土”，因而被唤作“闰土”。

他比鲁迅年长两岁，家住绍兴城外不远处的杜浦村，因为曹娥江离着村子十分的近，绍兴城里的人便将杜浦村称为“海边”。

倘若想要详细地了解闰土和鲁迅的友谊，还要从闰土的父亲章福庆谈起。

章福庆家境贫寒，仅靠着两亩沙地过活，即使是终年劳碌，却是温饱都难以满足。

迫于生计所需，他便来鲁迅家里做“短工”——在春种秋收的季节帮周家料理琐事。过年过节的时候，章福庆同样会去帮着周家收租、晒谷。

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农忙的时候，章福庆会一直住在百草园的平房里。

（鲁迅故居）

在鲁迅看来，章福庆心灵手巧，是个制作竹蔑的好手。

每次当“短工”的时候，章福庆都会耐心地把破损的旧竹篾修补好。

他将新鲜的毛竹劈开，用大刀砍成薄薄的蔑片，然后细心地抽去烂掉的竹篾，再把新的竹篾补上。

尽管工艺繁杂，但是章福庆却是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鲁迅）

年幼的鲁迅时常会观察章福庆制作竹篾的过程，看着他那“出神入化的技艺”而陶醉。

如今，绍兴鲁迅纪念馆中还收藏着章福庆当年编织的工艺品，提合、饭罩都是做工精致。

章福庆的晒谷本领同样让鲁迅惊叹不已，每当他晒谷的时候，鲁迅都会安静地站在百草园里，细细观察着章福庆的每一个动作。

有时候，鲁迅看的手痒痒了，还会在章福庆的指导下筛上两下。

鲁迅虽然贵为周家少爷，但是对章福庆却是充满着敬意，他对这位终日劳作的贫苦农民没有丝毫的不屑，反而是经常称呼他为“庆叔”。

等到了下雪天，章福庆手里的活计便是少了起来，他便会教鲁迅捕鸟。

每逢冬季，皑皑白雪便会覆盖着整个百草园。

章福庆通常会扫出一块空地，用短棒将一个大竹匾支撑起来，下面撒满密密麻麻的谷粒，短棒上系着一根长长的绳子。

章福庆带着鲁迅躲在远处，当鸟儿落到竹匾下面吃谷子的时候，便猛地将手里的绳子一拉，躲闪不及的鸟雀就会被罩住了。

鲁迅对于这项活动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白颊的“张飞鸟”。他单独捕过好几次，但是大都失败了。

年幼的鲁迅好奇地向章福庆请教原因，章福庆则是一脸慈祥地说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在闲谈中，鲁迅从章福庆的口中得知，章福庆有一个名叫闰土的儿子，同样是个捕鸟高手。

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迅分外激动，十分渴望能见到章福庆口中的“闰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1893年的农历除夕，鲁迅的曾祖母溘然辞世，当年，还恰逢九世祖“佩公祭”的值年，祖像、供品和祭器全都被摆在了大书房里。

由于“过新年”、“办丧事”、“值年祭” 这三件大事撞在了一起，因而周家上上下下分外忙碌，登门拜访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

为了看管好祭器，防止被人偷去，章福庆向鲁迅的父亲推荐自己的儿子闰土，希望让他来看官祭器。

在得到了鲁迅父亲的首肯之后，闰土来到了周家，鲁迅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好友。

二、鲁迅与闰土

夕阳西下，鲁迅从书房飞奔出去，跑向厨房，因为闰土就在那里帮忙。

闰土生得颇为俊俏，圆脸紫紫的，一顶小小的毡帽戴在头顶上，颈上还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鲁迅与闰土）

鲁迅写道：

“这是因为他父亲很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了愿，用银项圈将他套住。”

闰土虽然有些怕生，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娇羞，但是在鲁迅面前则是无话不说，颇为自在。

仅仅不到半天的时间，两个人就十分熟络了，亲切地以“哥弟”相称。

闲暇的时候，鲁迅陪着闰土去百草园玩耍；稍微忙碌一些，两个人便会一起看管祭器，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聊着自己知道的趣事。

很快地，鲁迅便是发觉，自己这位好朋友的肚子中装满了稀奇古怪的趣事：稻鸡、角鸡、勃鸽、蓝背这些鸟雀的名字是鲁迅第一次知道。还有什么鬼见怕呀，观音手呀，都是鲁迅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鲁迅与闰土）

闰土告诉鲁迅，夏日的夜晚，他会在一望无际的西瓜地里举叉刺猹。

当潮汛要来时，海边有许多长着青蛙似的两个脚的跳鱼儿……

时光在悄悄流逝，转瞬间正月已经过去了，而闰土自然也要回家去了。

伤心的鲁迅急得大哭，闰土也躲在厨房里不肯出门，这对“哥弟”难舍难分，但最终还是依依惜别。

两人分别后，闰土还托他父亲给鲁迅送去了“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鲁迅也曾送给闰土几次东西。

（日本教科书中的鲁迅故乡）

鲁迅即使是周家少爷，但是他和闰土一样都是在农民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

在此之后，闰土时常陪同他的父亲去周家搬运草灰，当作施肥的肥料，而鲁迅则是前往南京求学，极少回家，所以两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1900年的春节，闰土去绍兴城拜访周家上下，鲁迅也从金陵回家休息，分别多年的两人终于重逢。

在周家，鲁迅和闰土两人热络地聊着天，鲁迅还热情地想要留着闰土多住几天。

此时鲁迅早已在西化思想的洗礼下不断前进。

（鲁迅故乡）

闰土则是早已成家立业，但由于是包办婚姻，闰土过得并不幸福，他的心中暗恋着别人。

迫于封建礼教的压迫，闰土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犹豫不决的闰土陷入了思想的角斗中，分外痛苦。

正月初六那天，鲁迅和闰土两人同游塔山。翌日，两人再度出游，逛到了大江桥。

当闰土看到“陶二峰测字摊”后，内心的苦闷再度被勾了起来，在摊上占卜凶吉，结果得到的都是“混沌乾坤，阴阳搭歌”之类的谰言。

经验老道的陶二峰一眼看穿了闰土神清的变化，竟是陡然抬高了声调，厉声喝道：“勿可着鬼介着！”

闰土一听犹如五雷轰顶，神色萎靡不振。鲁迅则是颇感好笑，还学着陶二峰的话来取笑闰土。

后来，鲁迅对这件事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压在闰土身上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残害，这完全地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把他从一个翩翩少年折磨成了一个愚昧麻木的青年。

鲁迅《故乡》的结尾提出自己的朦胧希望时，曾感慨地说：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此次分别之后，两人久未相见。

尽管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好友，但是两人长大后相隔异乡，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满打满算不过一手之数。

三、被生活压垮的中年闰土

1921年1月，鲁迅正式开始创作自己的小说《故乡》，正是因为在故乡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鲁迅的文笔才显得那么朴素，却不失感动。

促成鲁迅动笔写下《故乡》一文的，正是他和闰土的最后一面，此次见面距离上一次见面已有近十年之久。

在1919年12月，鲁迅重返绍兴，打算收拾行囊举家北上，彻底地告别故土。

闰土得到这个消息后，赶忙带着自己的儿子赶到绍兴城去帮忙。

两人心里都明白：这一次的重聚，意味着再也不见的永别。

此时的闰土已是中年，一副饱经风霜的“可怜人”形象：

深深的皱纹印刻在皲裂的脸庞上，苍老暗黄的肤色暗示着他已经多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红肿的眼睛则是被绍兴城里的大风吹得眯成一条缝。

尽管当时是隆冬，但是闰土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薄棉衣，颤抖的身躯在风里飘摇不定，好像随时就会倒下。

他的两只手都生满了冻疮，昔日那个“拿叉刺猹”的小英雄早已被埋没在风雪里。

两人相逢伊始，鲁迅喜不自胜，“闰土哥”三个字脱口而出。

然而，闰土稍稍犹豫，毕恭毕敬地弯腰作揖，“合乎礼仪”地叫了声“老爷”。

这一声“老爷”击穿了鲁迅内心的柔弱，这一声“老爷”宛若一声惊雷，炸响在鲁迅的脑海中。

时过境迁，“哥弟”俩竟也成了“主仆”！何其可笑！何其悲痛！

精神麻木的闰土主动地将鲁迅归到了上流社会的“老爷”之列，恍若一个“恩怨分明”的判官，在两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高墙。

鲁迅后来才知道，章家为了支持闰土离婚，破费颇多，仅有的两亩沙地都廉价卖掉了，只能靠租地来养活全家的十来张嘴。

愈发沉重的经济压力使得闰土的生活状况愈发堪忧，平均下来，每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

鲁迅看着被生活压垮的闰土，心有郁结，寝食不安。

他想到中国的农民大都“毕生受着压迫”，大都有“很多苦痛”，便想着提笔写尽心中的抑郁。

鲁迅说道：“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儿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鲁迅借闰土的嘴诉苦：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儿回钱，折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在旧社会的阴森与恐怖之下，贫苦的生活是底层大众的常态。

临近年末，鲁迅终要离去了，闰土再度带着儿女看望鲁迅：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

鲁迅搭乘的船只缓缓地驶过石板桥，而闰土站立在原地，目送鲁迅离去，他静静地望着、一动不动。

从此，两人南北分居，再未相见。

闰土后来对自己的子女说：

“我要不是为你们这班小人拖累，早跟周家到北京去了。”

十年后，绍兴突发旱灾，闰土一家入不敷出，收成甚少，使得他不禁感慨道：

“要是周家还在绍兴，我们就不会这样受苦了。”

又过了六年，闰土身上长满了“背疽”，坐卧不安，饿得皮包瘦骨。他又没钱治病，便只能卧床休养，仅仅半个月后，便是病死在了床上。

临死之时，闰土仍在惦记着鲁迅，对着床前的儿女们说道：

“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一点干青豆去，他是好人。”

可怜的闰土辛劳一生，最后却是在痛苦中死去。

后记：

章贵退休之后，仍然将鲁迅纪念馆摆在心里极重的位置上，只要有空，总要去纪念馆里溜达溜达。

这座纪念馆，成了章贵无法割舍的精神寄托。

参考资料：

《鲁迅笔下“闰土”原型后人动情追忆周海婴》 中国新闻网

《“三味书屋尚依然”——参观绍兴三味书屋》 黄天璧 人民教育

《别人无法代为弥补的遗憾——怀念周海婴先生》 孙玉石 鲁迅研究月刊

乡土身份认同的失败之旅——鲁迅《故乡》重释 胡峰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

从《故乡》到《祝福》：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小说呈现 臧振东 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