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长寿国画（国画门诊室齐白石）

作者：刘墨

齐白石（1863－1957）

无论是文人，还是平民百姓，对于齐白石来说，都是极能欣赏的。即使现今再狂妄的画家，在面对齐白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承认齐白石是伟大的。他的画那么大量，很少有差的作品。

胡适对他很感兴趣。在《齐白石年谱·序一》中，他说他很喜欢齐的文章，认为齐白石的文章，像记叙他祖母、母亲、妻子以及记叙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都极朴实，并认为，朴实的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其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作文章的训练，没有作过八股文，也没有作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作或不能作的。

作为新文化以及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胡适，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于衷心。而我们也正要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他的绘画——齐白石的后天修养虽然是传统文人的（如吟诗、写字、刻印、作文），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成为一个很纯朴的热爱生活的“农民”——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所以他不会学旧文人那套假古董式的东西，他的诗、字、印、画，都没有中旧文人的毒，相反，倒是为之注入了活力。

黎锦熙则说，近代的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头陀）；一铁匠，一木匠（即齐白石），一篾匠，一牧童。像这样的人哪都有，但正是这几个人，出身皆为赤贫，绝对无力读书，却都能以自力向学，挺出成名。

看一下他的成长经历，对我们理解齐白石极有益处。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人们一直过于强调了在齐白石身上也就是他经历中的平民的一面，或者做过匠人的一面，这样，我们就忽视了他作为一位大师所具备的潜质那一面。看一看他现存的二十岁时画的那条鱼，其笔墨实际上也不逊色于晚年。

齐白石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星斗塘，父母均务农。8岁时曾经读过书，一年后辍学，在家牧牛砍柴，曾经用习字用的描红纸画人物、花卉及动物；15岁的时候又学木匠，开始的时候只是粗木活，后来学雕花，以善长雕花而名闻乡里。在他21岁的时候，见到了那时学画必备的《芥子园画谱》，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转机。在雕花之余，为了生计，他还为主顾画神像，如玉皇、老君、财神、火神、灶王、龙王等，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题材。此际，他还拜纸扎匠出身的画师萧传鑫、画像师文少可等为师。此时的齐白石已经不再做木匠，而是以一位画匠的身份立身于家乡了。

在齐白石的骨子里，本来就有一份不同于匠人的东西，也许他更想成为一位文人名士，虽然文人名士拒绝承认他。如他的老师王湘绮就曾经这样说过：“看齐木匠刻印字画”；“齐璜拜门，以文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他的老师这样说他，可谓刻薄。王湘绮的诗，也未必高明，不翻他诗集，有谁可以记得他的哪些诗？可齐白石的诗，你只要看他一遍，就可记住。如《柴笆图》上的题诗：“似爪不似龙与鹰，搜枯笆烂七钱轻。入山不取丝毫碧，过草如梳鬓发青。遍地松针衡岳路，半林枫叶麓山亭。儿童相聚常嬉戏，并欲争骑竹马行。”谁能说这不是一首好诗呢？欲做文人而做不成，索性就不做文人，何况文人也并非个个是天才，尤其不是独创的天才──齐白石却是独创的天才！齐白石学何绍基的书法，我见过最形神俱肖的人；他学金农的书法也像极了。字比画难学，此处可见他的天才聪慧，确非凡人可比。

1901年即齐白石39岁之前，他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堪称一绝。在家乡的他养了许多草虫，如纺织娘、蚱蜢、蝗虫之类的，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意它们的特点，并作直接的写生，所以他的画不是得自于摹古，而有一种自然生机。到了1902年他开始远游起，眼界大为开阔，1906年游广东钦州郭葆生府上，见到出自于徐渭、八大山人、金农等人的画，兴奋的齐白石一一将他们临摹下来。不管这些作品真伪与否，他毕竟接触到中国艺术史上大写意花鸟的最高境界的代表了。而齐白石对他们进行临摹，也确实开始进入这个传统。七年的远游，成为他“改变作风的一大枢纽”。

1919年春，齐白石又辞家北上，并作出了“欲乞燕台葬画师”即定居北京的决定。他居于北京，心悬两地，因名气不大而求画者少，促使他慨然决定变法，这个变法，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一段题画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变法的主张：

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誉之，余勿喜也。[1]

同年又记：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君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追求“超凡之趣”，一是“称己意”――于是，主体意识的“己意”和图式上的“超凡之趣”，终于要合而为一了。

具体说，促成他变法成功的关键，还有对吴昌硕的借鉴。但此时他已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原作，务求肖似，而是仔细玩味他的笔墨、构图、色彩等。从他目前留下的作品来看（如作于1919年的《荔枝图》、1922年的《葡萄蝗虫》），构图、色彩、用笔都明显地饱满起来，冷逸风格开始从画面上退去，笔势由静向动。创作于1924年的作品更应该让我们牢记：笔法厚实，墨色清润；1925年至1926年，他所画以大幅为主，笔墨趋向于老辣、丰厚，色彩也鲜艳响亮，蕴藏在点线间的精神跃然于纸上，这标志着他的花鸟画的成熟：大笔挥洒，自由如意。而题款书法也由金农体变而为李邕体，参差错落，与画面的呼应极为和谐。

此时，他不仅摆脱了早年从画谱那里而来的拘谨，而且摆脱了从别人――哪怕是古人――那里学来的样式，属于自家风格面貌的清新意境，大异时流。

齐白石从早年的民间趣味过渡到文人趣味，到以八大山人、金农为代表的“冷逸”──民间趣味是质朴，文人趣味是高雅，经八大、金农全无俗气的陶淬，然后再回归自己农民本性的朴实，是他所以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在齐白石的身上，这种平民意趣和文人意识的奇特结合，使他的画在两个阶层也尽得好评。

在齐白石的画中，拙气中蕴含着秀气，且秀气是根本，因为秀气即是雅气，即是文人气。宋时的僧人慧洪说苏东坡“秀气如春”，真是能得东坡艺境的神韵。所以，后人学齐白石所以学不到家，实际上都是因为没有齐白石的那种文人气，也就是没有他的那种“秀气”。当然，前人也有说白石老人的画无论怎样画也摆脱不了“白菜帮子的味”，此语细思极妙。

白石老人的画，除了笔墨好之外，重点在一个“趣”字的体现上。像他画小鸡雏、青蛙、蝌蚪等等，都能见出他的“趣”，他的不老的童心，而这种童心在别的画家那里是很难见到的。许多很好的画家都有老气或成熟人才有的气，可是齐白石却始终有童心、童趣，没有老气，甚至到了晚年画的那件《牡丹》，也是有童趣，九十多年的生涯实在没有使他失去类似于儿童才有“纯真”，别人就没有了。学他的人主要是学他七八十岁后的画风，甚至学他九十岁以后的画风，学他的“老气”，因此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趣。

在齐白石的画中，“题材”是为“笔墨”服务的，他的“题材”都是平凡的，可“笔墨”实在是太伟大了。凡是笔墨好的人，都不能作“主题画”，他只能作一群鸡雏、或作一群虾，或者其他别的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在发挥他的笔墨，而不是发挥他主题创作的能力。所以齐白石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笔下的东西有多伟大，而在于他的笔墨的伟大。如果哪一张画中他的笔墨没有发挥到好处，那这张画一定是失败的。

他的运笔速度慢，是因为想要更好地发挥笔、水、墨在纸上渗化的效果。因为慢，故而不能作兰花与竹子——试看在他的画中，竹子与兰花是不是画得较差呢?看他能够画得很慢的也就是画得很从容的东西，那笔墨可真好，构图，物象，都好极了。如他最爱画烛台。他为什么爱画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最能体现他的笔意和墨趣。

从层次丰富的角度上来说，齐白石的确繁复不起来，也复杂不起来。所以他的花鸟画也是这样，只要层次稍微多一点的，画面就不会比那些景物简单的精彩。比如他的群虾图就不如画几只虾好，而画一两只小鸡雏总是要比画一群小鸡雏好得多。总而言之，齐白石的画符合了中国文化中“单纯”的一面。

齐白石的山水画也非常好，在近现代画家中面貌可谓突出，所以突出，是他在用花鸟画的笔墨来作山水，也就是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笔墨的体现上，而不是在丘壑的建构上，所以他的山水景物的层次就极为简单，不能丰富。有一次他将萧厔泉的画挂在墙上反复地看，并认为比自己画得好，这当然只是他的感觉，而不一定就是定评，但是他的看法的道理在于：自己的画面过于简单了。

[1] 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