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惨的丫鬟（明朝娼妓业简史）

临清是《金瓶梅词话》中第二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其“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这里的“三十二”、“七十二”虽是虚指，但临清在明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关税码头，每年的税收是杭州和扬州的六七倍，如此繁华的商业滋养了城市中的娼妓业。

尽管朝廷明令禁止嫖妓，但各地御史经临此地，均少不了寻花问柳、享乐纵欲之举。

值得玩味的是，在明代，名妓往往为文官重臣所据，“文人”才是妓院的主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但是嫖妓之风完全难禁。

那么，明朝的娼妓业究竟有何不同？官员嫖娼有多么猖獗？为何官员嫖妓屡禁不止呢？

（明王朝）

一、娼妓业：明朝有何异？

明代由于经济的兴盛，各类娱乐生活层出不穷，人们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纵欲”之风也随之蔓延。娼妓成为了明代响当当的一张名片——她们活跃在市井之间，又在映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林希元作为嘉靖王朝的进士，曾写了“今同两京九街（娼妓）至数万计”这样的“荒唐”句子，也可见明朝娼妓业的兴盛。

事实上，除去繁华的两京之地，江南诸地的娼妓也是各有特色，扬州的“瘦马”名妓甚至引得当朝宰相询问。

（繁华扬州）

上至满朝文武百官，下至市井小民竟然都流连在青楼妓院之所，这不禁令人生疑——明朝的娼妓业究竟有何魔力？

事实上，自元朝以来，中原大地耽溺纵欲的风气就屡禁不止，及至明代，则是井喷式地发展：

这一方面在于程朱理学的压制所导致的反弹；另一方面在于各类“性解放”学说的兴起。

传统的道德伦理被抛之脑后，三纲五常为人所唾弃，人们在明代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风流放纵的快乐与竞奢眩奇的奢靡之风。

（程朱理学）

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享乐之风流进“寻常百姓家”，各类浮夸之气泛滥在社会之中。

事实上，物欲与色欲本是无需过意苛责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有所节制。

遗憾的是，明朝官员们完全地沦陷在狎妓的淫乱生活中，官员之间甚至相互吹嘘，比拼谁在青楼得到了花魁的宠幸，“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而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甚：

南京秦淮、苏杭一带，自古便是就烟花繁盛之地，即便曾历经战争炮火，略有萧条，也未能使得当地烟花有所逊色。

到了明代末期，南京一带聚集了本帮南京帮、扬帮、苏帮的妓女，秦淮一地的盛况，几乎没有一朝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当地妓家鳞次栉比，冶游无有虚日，甚至成了这一带的访客必赴之所。

《画舫余谈》中便有提及：“凡有特客，或他省之来吾郡者，必招游画舫以示敬。”画舫即妓女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之地。

由此可见，招游画舫几乎成了外乡人来到南京的必备项目之一。

扬州地区的青楼业发展同样兴盛，扬州地区的青楼业仅仅因元末的兵燹之厄略遭不顺，到了明代中叶便再度繁华昌盛，《扬州画舫录》的序中亦表示：“扬州一郡，又为风尚华离之所。”

苏州一带的妓女更是在衣饰上成了当时曲中竞相效仿的对象，《续板桥杂记》中便提及“院中衣裳装束，以苏为式，而彩裾广袖，兼效维扬”，这与评价不高的京师娼妓形成了鲜明对比，足见江南一带的娼妓，不论是在自身素质还是历史声名上，都具备着一定优势。

如此“泛滥”的娼妓，潜在地招揽着大量的“客户”——下至市井小民，上至正一品的重臣，都是寻花问柳的常客。

如此淫靡之风，自然是遭到了皇帝的禁止。

然而，从开国之洪武元年，至亡国之崇祯十七年的整整276年间，官员嫖妓，屡禁不止，深为大患！

二、禁官员嫖妓：何其之难！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娼妓一事，亦疏不宜堵”，便下令在京师开设妓院，并派专人管理。

（朱元璋）

为了加强管理，朱元璋还明令“禁止文武官吏及舍人，只容商贾出入（妓）院内”。

但是，官营妓院教条颇多，姿色上乘的娼妓往往已被“预定”。

因此，“文武官吏”要么是出京寻欢，要么是另寻芳华，反而使得“嫖妓之风”愈演愈烈。

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记载：

“聊城傅政守洁廉……藏妓于内室，酒酣则暖枕。”

面对着苗头渐起的“狎妓之风”，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颁布《大明律》，禁止官员宿娼。

然而，明太祖身居庙堂之上，江湖之间又是纵欲之风盛行，因此《大明律》“禁官员宿娼”仅在京师之地颇有成效，一旦远离京城，此条几乎是名存实亡。

比如，在《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和巡盐蔡御史两人就生动地展现了明代官员私自宿娼的种种行径：

西门庆做了五品金吾卫副千户之后，已经是在职官员，因此禁止宿娼。

（明代）

加官之后，西门庆上东京去给蔡京拜寿，作者还特意写到西门庆晚上一人歇宿，并且较为详细地写出西门庆晚上没有妇人“好难捱过”的心理活动，可见“官员宿娼”之禁在京师也是很严格的。

但所有的禁令，其施行都是因时因地制宜的。当西门庆回到清河县自己的地盘时，禁止宿娼这一条就显得不那么权威了。

虽然他身兼地方提刑官的身份，理应遵守禁令。但俗话道，“山高皇帝远”。

因此，身处天子眼界之外的西门庆并没有停止狎娼，只不过难以光明正大的去妓院，而是把娼妓李桂姐等招至家中，或是趁着黄昏去郑家妓院。

除了地方官员知法犯法之外，官员之间为了取得政治上的联盟，底层官员谄媚高级官僚，大多向其进行贿赂。而贿赂之中，除了金银财帛、奇珍异宝，女色也是极其重要的。

西门庆为了结交新科状元蔡蕴和，豪气地送给其“二十抬”礼物，连跟轿的随从每人也有“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

（西门庆）

入夜，西门庆更是将蔡御史留宿在自己家。

西门庆安排仆人从后门秘密地用轿子抬了董娇儿和韩金钏儿两个妓女来陪侍蔡御史，并且谨慎地叮嘱要把两个妓女的轿子抬到一边，不让人发现。

但当蔡蕴看见西门庆为自己找来的两个盛装打扮、花枝招展的妓女时，竟然将自己与西门庆比作谢安和王羲之的东山之游，在风流高致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拉着两个妓女赏花饮酒，最后选了董娇儿陪宿。

只此一事，将明代官员对禁止宿娼这条法令的轻蔑态度就展露无遗——表面上，官员都颇为奉行，洁身自好，但实际上却以享乐为最，只要靠山强大并且机密行事，宿娼完全可行。

其次，明代虽然禁止官员宿娼，但并不禁止官员在家中蓄养女子，禁止官员宿娼的法令反而促进了官员府中家妓的发展。

比如，《金瓶梅词话》中蔡京府上的家妓“一班共二十四人”，可谓是直逼皇帝后宫的规模。

家妓不像市妓和地方官妓一样在妓院中迎来送往，但弹唱、奏曲以及佐酒陪酒等职能和市妓相差无几。

在明清小说如《蜃楼志全传》中，家妓甚至被主家派遣去向贵宾提供性服务。

由此可见，明代官吏的狎妓风气已“蔚然成风”，甚至是淫乱不堪。想要禁止官员宿娼，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然而，官员嫖妓屡禁不止并非只有“性”的原因，明代娼妓“文学水平之高为历代之最”，风流雅士甚是喜爱。

三、文官所好，实难禁止

为了能够更好地吸引各阶层的嫖客，娼妓必须能够吟诗作赋，以求“色艺双绝”。

如此这般，娼妓们深得文官的喜爱。而洪武之后，文官掌势，他们自然更不会禁止自己的心爱之事。

这种情形，自明朝中期更甚，甚至出现了有妓院与贡院对门而立的情形。而所谓的“贡院”，乃是科举考场！这是历代绝无可能出现的。

因此，在明朝，文人士子和娼妓们反而是相互疼惜，妓院也抛掉了“藏污纳垢之处”的恶名，摇身一变，成为“高雅之所”。

这样一来，嫖妓反而成为了高雅之事，各类妓女深得上流社会认可。

比如说，名妓有时甚至会被邀请到私人园林中，与名优一同表演戏曲。

苏州园林的某位主人，每逢良辰佳节，便会邀请名流名妓来到自己的私人园林中。

这种在青楼外的叫局，亦可称为出局，一张红笺写就，差人传递，便能将妓女邀请而来：“一寸红笺传蓦地……玉楼小宴梨园戏”。

小说《花月痕》中，亦描绘了山西地区妓女被叫去参与庆贺筵宴的内容——乡绅官员为给主角韩荷生洗尘设宴，首先就要传召十名妓女，这些妓女除了承担陪酒等工作之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进行戏曲演出。演出过后，则是“暖枕”——这自然便是“嫖妓”的雅称了。

小说中先是简单带过了妓女们“或二簧、或小调”的演出，之后便详细描写主角回忆的秋痕演唱昆曲《长生殿·补恨》的场面“荷生要过鼓板，亲自打着；教坊子弟吹着笛，弹着三弦，听秋痕敛容静气的唱”。

《荡寇志》中亦有提及妓女应招，为客人助兴，由客人点曲，长了《马陵道》里的《中吕·粉蝶儿》一曲。可见在青楼外，叫局亦是一种“嫖妓”的隐秘形式。

（青楼）

而花部戏曲与青楼演剧的高配适度，不仅仅是青楼演剧呈现出与剧坛一致的花雅风尚转变的重要原因，文人的喜爱才是重中之重。

文人对话语权的掌握，一方面既是花雅风尚转变的补充；另一方面，还决定着妓女们的“生死”与否。

由于乐籍制度的兴起，妓女因为身份问题而百分百受制于官员，因此文人群体在青楼妓女中是极具话语权的。

文人的偏好虽然并不一定百分百决定了妓女的选择，但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能够得到文人的认可，对于妓女而言尤其重要，广东地区的妓女正是因为文人着墨不多，情感投射不够，进而影响到广东妓女在当时以及后世的芳名流布。

因此，妓院必须要向文人示好，以谋安稳。

但是，青楼终究难登大雅之堂，而官员们的喜好无疑危害颇大——妓院的风靡一步步腐蚀着人心，整个社会颓靡不堪，最终一步步滑进深渊。

（青楼）

结语：

明代文官权势滔天，嫖妓成为一种“风尚”，嫖妓之风屡禁不止。

为了迎合文官，明代的青楼文化，也是更加崇尚文学艺术。这样看来，妓院似乎要比书院还要典雅与静谧。

然而，妓院终究是风月之所，留恋其中定然要耽误事务，可惜此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至亡国之时，仍有一众官员寻欢作乐，不知亡国之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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