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英雄名单 定县抗日英雄传

（三）孙志远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性贡献，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晋绥抗日英雄名单 定县抗日英雄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晋绥抗日英雄名单 定县抗日英雄传

（三）孙志远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性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孙志远在争取吕正操和其部队加入共产党队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几年如一日统战不懈，如果没有孙志远的早期努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就不会有吕正操在关键时刻的回师北上；如果没有孙志远的踏实工作和政治建军，更不会有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和跃进，以及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因此说，孙志远同志是定县抗战英雄群体的杰出领军人物，孙志远同志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孙志远同志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

首先，孙志远是中共的早期党员，早在1931年11月，他就随北平组织的河北省抗日救国南下宣传队，由正定来到定县，先后到九中、女师、职校等处进行公开演讲，动员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河北省委于12月份正式派孙志远到定县开辟党的工作，在大王耨村和职校、九中等处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1932年3月12日，孙志远等在定县城墙东北角外杨树林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定县委员会（编者按：定县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共县委），孙志远为书记。在这期间，他和甄玉蕃等同志一起介绍甄凤山入党（编者按：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游击队长“双枪李向阳”唯一的历史原型），并组织配合高蠡暴动的秋收抢粮斗争，一时风起云涌，震动河北内外。后来，“抢秋”的一些情节被作家杨沫吸收，写进了著名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

其次，孙志远代表了白区兵运工作的正确路线。王振乾在《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佳话当年“眼镜孙”》一文中提到，孙志远顶着“军事投机”的非议，“从实际情况出发，便毫不犹豫地开创了上层统战工作”。“在＇左＇倾路线严密统治的时期，（孙志远）便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及其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开展骑兵二师和后来的119师654团、116师647团（后编为691团）等部工作中，实践证明都很有成效：吕正操同志终于把647团拉出来了，董道泉的骑兵第16团后在西北全部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眼镜孙＇在冀中是有重大贡献的，故当选为＇七大＇代表，1940年与吕正操、程子华、王平等同志去延安参加了大会。”

第三，孙志远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主要缔造者乃至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早在1933年2月，孙志远就开始从事东北军的上层统战工作，与吕正操接触、联系频繁；吕正操脱离东北军、北上抗日之初，孙志远就来到吕部，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孙志远奉命到家乡定县和无极县，组织起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第五支队，并领导创建定县、无极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孙志远就担任其政治部主任，直到1940年5月孙志远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离开冀中赴延安开会。而且，在1937年11月到达高阳后，孙志远就一直担任保属省委、冀中省委的委员和后来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在120师进入冀中后担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在更高一个层级上， 1938年1月在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临时政府）时，孙志远就与吕正操一起当选为九名委员之一。我们可以这么说，孙志远从抗战一开始，就一直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乃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中枢机关工作，是抗日根据地集体领导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抗日根据地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无论是论资历、职务、地位等等，还是论对人民和革命的贡献与功勋，在定县的抗战英雄群体之中，孙志远都遥遥领先，作为杰出领军人物当之无愧。因此，在定县的史册中，革命先驱孙志远同志，其历史地位和政治贡献均被低估，或者是概括不足以涵盖其功绩。提到定县的抗战史和孙志远，许多人都回答“知道，知道”，接下来就吱吱唔唔、语焉不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概括孙志远的历史功绩，准确把握其历史和政治定位，使其混同于一般的英雄人物和高级干部。所以，我们应当予以纠正并予以发扬光大。请您记住：孙志远同志是定县抗战英雄群体的杰出领军人物，孙志远同志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孙志远同志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

三、在延安和晋绥军区的战斗岁月

1940年5月，孙志远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离开冀中赴延安开会。到达延安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孙志远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整风时，中央分配他任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当时，康生以“左”的面目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一些单位在审干中大搞逼供信，使得干部人人自危。孙志远在中央党校二部张鼎丞主任领导下，坚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坚持对干部的历史问题做具体分析，不主观臆断，不搞逼供信，保护了一批革命干部。这期间，孙志远结婚。

1943年秋，中共中央调孙志远到晋绥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晋绥军区三分区司令员。那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边区外围的三分区，斗争尖锐，环境艰苦，孙志远欣然前往。离开延安时，孙志远对爱人赵磊说：“组织上让我去晋西北，那里斗争很尖锐，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七大＇开会时，我再回来。”孙志远一贯服从组织分配，党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而且一定要干好。有一次，组织上决定要调一位团的干部给司令员当秘书，这个同志表示要在基层锻炼，不愿到机关工作。孙志远耐心做他思想工作。孙志远说：“一个革命者要学会两种风格，一个要像松柏那样，不畏寒风，不畏强暴；一个要像柳树那样，插到什么地方都能活。”这位同志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地区的严重失利，对我国豫、湘、桂等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不到半年，丢了38个城市，损失20万军队，却造谣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消极抗战”。因此，1944年8月30日，外国新闻记者组成参观团冲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来到晋绥军区参观考察，正好来到了三分区的驻地。为了驳斥国民党的无耻谰言，孙志远率领三分区部队，只用半天时间就一举攻下汾阳县城。美国记者不得不在报道中承认，装备处于劣势的八路军是真正有实力的军队。

孙志远在接待外国记者参观考察时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在参观团骑马去晋绥边区的路上，美国合众社记者福尔曼看到路两旁地里的棉花苗，突然惊奇地对同伴说：“看，这里也种鸦片。”孙志远听懂了这句英语，并不急于驳斥，只是笑容可掬地对记者说：“这里风景很美，请诸位下马休息一会，散散步。”福尔曼匆匆走到田里，问农民：“你们怎么种鸦片呢？”农民说：“你怎么连棉花苗都不认识。我们这里根本没种过鸦片，也没有人吸鸦片。”福尔曼闹了个大红脸，外国记者也无话可说。

路上，有的记者悄悄谈起，听国民党说，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恰巧沿路有个后方医院，孙志远就邀请他们参观。记者们都很认真地与伤员交谈，问负伤经过，伤愈后怎么办，伤员们都说：“希望早日出院，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记者们听后说：“我们在大后方，见到国民党的伤兵，他们都说伤好后回家，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不一般。”这时，医院敲“钟”开饭，那“钟”是用日军的炸弹壳做成的，这使外国记者们十分感兴趣，还围着观看，他们纷纷向医院工作人员询问这“钟”的来历，感动得伸出大拇指说：“八路军，了不起，了不起。”后来，这些外国记者在重庆和国外发表了大量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情况，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污蔑。

孙志远在热情接待外国记者参观团时，还十分注意外宾的安全。有一天遇上大雨，山洪暴发，有些小河的水看起来不深，但流速很大。蒋崇璟回忆说，在参观途中遇到过河时，随行人员探路的时候，就冒险骑马冲过河去。但是，孙志远却细心地考虑到外宾的骑术差，坚持绕道找安全地方过河。他说：“宁可走十步远，不可冒一步险。”

1945年4月23日——6月1日，孙志远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4日清晨，孙志远到晋绥军区三纵队担任政治委员，同多年的老搭档——吕正操司令员一起，率领部队投入了大反攻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