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驻马店溃坝纪实凤凰卫视报道（从气候与环境危机看近代的驻马店水库连续溃坝事故）

1975年8月，由于超强台风莲娜导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导致石漫滩、田岗水库垮坝，澧河决口，老王坡蓄洪区相继决口，引发下游的板桥水库漫溢垮坝，六亿多立方洪水，五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同期竹沟中型水库垮坝，薄山水库漫溢，最终有一系列大大小小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结果导致河南、安徽省有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伤亡惨重，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史称“75.8”大洪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损失的工程设计事故。

该事故的发生，可以说是人祸（应急管理的典型案例），也可以说是天灾（异常的降雨洪水），然而历史上的同一地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因此驻马店溃坝事故不是偶然，而是气候脉动的必然表现，我们通过汉代同一地区的大型水库“鸿隙陂”的兴衰认识当地的环境危机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驻马店是最近的概念，历史上称作南阳或汝阳。在汉代，南阳地区有一项与都江堰工程齐名的水利工程叫做鸿隙陂（又名鸿却陂、鸿郄陂），是位于今淮河干流与南汝河之间的今河南省正阳县和息县一带的古代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鸿隙陂的起源通常有两种说法[1]，一种是元光三年(前132年)五月，“河水决濮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2]。另一种说法是，“自是( 前109 年，武帝亲临黄河瓠子决口) 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 汝南、九江引淮; 东海引钜定; 泰山下引汶水; 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3]。两者相距近30年，前者代表冷相多水，后者代表暖相少水的趋势，都曾经引发在鸿隙陂周围蓄水的工程。

板桥水库溃坝事件始于一次异常的台风

汉成帝在位期间（公元前33-7年），鸿隙陂多次酿成水灾。当时翟方进任丞相，他和御史大夫孔光派掾属视察鸿隙陂灾情。孔光经过考察认为：决开堤坝，放掉积水，有三项好处：一无水患之忧，二省堤防之费，三可得到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翟方进启奏汉成帝，罢毁鸿隙陂，这大约发生在翟方进为相（公元前22-15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翟方进就是汝南上蔡人，孔光是继任丞相，以忠诚谨慎公正端方而著称，后世名声很好，因此毁陂的决定是仔细调研的结果，当时“冷相多雨”的大趋势是必然存在的。

异常的台风在南阳地区形成超长的降雨

不幸的是，不久气候转入暖相，“王莽时（公元9-22年，0，暖相）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4]。

随着气候再次进入冷相，公元37年（30，冷相），南阳人邓晨任汝南太守，举荐水利专家许杨为都水掾，主持修复鸿隙陂工程，当地百姓在许杨的指导下，因地势的高低，起塘四百多里，数年才完工（公元42年建成）。这坐湮废近60年的灌溉工程的恢复，使百姓得到了好处，“晨兴鸿隙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5]。

随后，大约在永平五年（公元62年，60，暖相）之后的一段时间，汝南太守鲍昱整修了鸿隙陂，“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 溉田倍多,人以殷富”[6]。

异常的降雨形势导致一连串的溃坝事故

永元年间（89-105年三月），何敞任上蔡长，在鸿隙陂北端整修陂塘，新垦田数千顷[7]。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120，暖相），皇帝“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8]。之后，鸿隙陂又延续了数百年，大约在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至宪宗元年（806年）才彻底堙废，到了成书于814年的《元和郡县志》中则说鸿隙陂已荒废了。这说明鸿隙陂是因为暖相气候带来的干旱少雨中因自然缺水而堙废的，与翟方进在冷相气候的主动毁陂有本质性的不同。

异常的溃坝事故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工程事故

值得参考的是，1975年8月8月（世界公认1976年气候变暖，所以1975年仍然是冷相周期），由于超强台风引发淮河流域大洪水，导致一连串溃坝事件（石漫滩、田岗水库垮坝，澧河决口，老王坡蓄洪区相继决口，板桥水库漫溢垮坝），形成了震惊中外的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说明鸿隙陂的降水形势在今天依旧重复，是地理和气候共同导致的重复性灾情，曾经导致了翟方进主动罢毁鸿隙陂。这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汉代地方气候专著《娄景书》能够存在2000多年的理论基础。

也许你说鸿隙陂毕竟只是一座 ，为什么会发生“长藤结瓜”式的水库溃坝事件呢？其实当代的地形条件决定了，“长藤结瓜”水库建设是必然的选择，历史上（汉代）就有这种““长藤结瓜”式的水库建设，因此板桥水库的设计并非原创，而是气候和地理条件共同决定的结果，因此是“环境决定论”。

河南邓县的六门堰（又称六门陂），西汉宣帝时始建之初（大约是公元前73年之后）为土堰，当时气候已经转暖，因此需要土堰来蓄水抗旱。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西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为南阳太守，利用水泉，开通沟渎，并筑堤闸数十处，其中在穰县（今邓州市）就建造陂堰31处。最大的是水利枢纽工程六门堰，后改建为石堰，名“穰西石碣”,于元帝建昭五年（前34年）建成，这是冷相气候，需要石堰来抵抗洪水。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0，暖相），土门改为石门，又称六门碣。这次改建，很可能是因为水少（根据鸿隙陂童谣来判断，“王莽时（公元9-22年）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需要经常使用渠门，所以需要改土门为石门，增加可靠性。

建武七年（公元31年，30，冷相）之后，南阳有杜诗主政。“（杜诗）迁南阳太守。……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 故南阳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即将杜诗誉为“杜母”，与“召父”（召信臣）相提并论，颂扬二人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两人都是在冷相气候节点附近发掘了人民的需要，为了抗洪增产改进了陂塘工程。

随后气候再次变暖，降水减少，汝南太守鲍昱整修了鸿隙陂，“永平五年（公元62年，60，暖相）,坐救火迟,免。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 溉田倍多,人以殷富”[9]。

之后，咸宁四年（278年，冷相）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并重修了六门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82年。据《水经注》载：“杜预继信臣之业,复六门陂，遏六门之水，下结二十九陂”[10]。水由六个水门流出后，沿途形成了29个陂塘，陂以钳卢陂最大，形成了典型的“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整个灌区的千渠长200里，可以灌田3万顷。

从上述六次六门陂整修的发生时机，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气候背景。汉代从公元前104年的大雪到公元前72年的大雪，冷相气候已经持续了30年，然后气候开始转暖。暖相气候降水少，所以当时的土堰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冷相气候危机。公元前34年靠近冷相气候节点，降水多，需要防止水灾，所以土堰改成石堰。公元5年，气候变暖，需要扩大灌溉，所以进行了改建。到公元31年，又是冷相气候降水多，所以杜诗改造了水排，目的是为了利用水流推动通风设备（主要用于矿业的炉膛通风，相当于能源转化）。公元62年降水减少，需要整修鸿隙陂和南阳地区其他的陂塘。公元278年降水增加，需要改进陂塘。南阳地区的水利建设，就是这样响应气候的变化，暖相响应水少（需要灌溉），冷相响应水多（需要防洪），气候规律推动水利建设。

汉代的鸿隙陂和六门陂的串联水库形势，是导致重大损失的核心原因。即，地理条件和气候危机共同导致灾情

根据南阳地区的降水规律和历史经验，冷相气候一定会产生暴雨，一定会导致灾情，这是当地的环境和当时气候相位决定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又进入冷相气候周期，未来还会进入暴雨高发期（比如西北降水增加，一个小时下雨是全年降雨的3倍），是否会发生类似板桥水库的灾情，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并不久远，大约是2040年之前的某一时间。北京2012年7月21日的大暴雨，不过是正常气候节点（2010）附近发生的一次典型气候冲击而已。

[1] 刘啸. 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库鸿隙陂[J]. 史学月刊, 1983(02):45-50.

[2]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又见：水经·河水注，水经注·卷五

[3] （汉）班固·河渠书·卷29

[4] （汉）班固，汉书·翟方进传

[5] （晋）范晔，后汉书·邓晨传

[6] （晋）范晔，后汉书·鲍昱传

[7] 清嘉庆元年（1796）《汝宁府志》

[8] （刘宋）范晔，后汉书·安帝纪

[9] （晋）范晔，后汉书·鲍昱传

[10]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