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为什么是伪造的(陶谦的野望陶恭祖可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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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陶谦是个“温厚纯笃”、老实巴交、人畜无害的老伯伯,他想讨好曹操却弄巧成拙,不得不替张闿背锅,在面临曹操讨伐时,陶谦宁可“吾当自缚往操营,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是爱民如子的仁德之士。最后,为保徐州免受曹操荼毒,陶谦甘愿将徐州牧之位让与刘备,真是大公无私。
然而,以上只不过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纯属虚构。如果陶谦真的是这样一个憨厚老实、逆来顺受的人,那他根本不可能在乱世之中割据徐州、称雄一方。虽然《后汉书》《三国志》中关于陶谦的记载非常有限,但只要细心梳理,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的陶谦,可以说是一个狡诈、权变的枭雄,也可以说是一个强势、霸道的军阀,但绝对与“温厚纯笃”无关。
一、陶谦出身于民风彪悍的丹阳郡陶谦是扬州丹阳郡丹阳县(“丹阳”也写作“丹杨”,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现代人说到宣州,大概首先会想到宣纸,想到细雨霏霏的江南水乡和温文尔雅的才子佳人。但江南地区的这种文化特质,是在历史上中原士大夫多次大规模南迁后才形成的。在汉末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尚不具有读书识礼的文化风尚,而是民风彪悍、山贼啸聚的蛮荒之地。
《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在诸葛恪担任丹阳太守时,“丹杨山险,民多果劲”,“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因为丹阳人“好武习战”,东汉政府常到丹阳募兵。“丹阳兵”是当时享誉大江南北的精锐部队。
《三国志·先主传》载,大将军何进曾派都尉毌丘毅和刘备到丹阳募兵。《三国志·曹洪传》载,曹洪亦曾通过扬州刺史陈温的关系,到丹阳募兵。当时何进在洛阳,曹洪在东郡,他们不远千里去到丹阳募兵,看中的不外乎是那里的优质兵源。
《三国志·先主传》还记载了一件事,足以说明“丹阳兵”的地位。在讨伐董卓失败后,刘备投靠公孙瓒,任平原相(相当于太守),隶属于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曹操东征徐州时,刘备与田楷奉公孙瓒之命援救陶谦,陶谦以配给四千丹阳兵为条件,就换取刘备背弃公孙瓒、田楷而改投陶谦麾下。可见,精锐善战的丹阳兵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香饽饽。
在三国末期,西晋大举进攻东吴,东吴丞相张悌率三万精兵迎战,其中就有丹阳太守沈莹指挥的号称“青巾兵”的“丹阳锐卒”——五千刀盾手。在这支丹阳兵失利后,东吴就再也没有可与晋军一决雌雄的王牌部队,只能坐等灭亡了。
陶谦出身于民风彪悍、尚武好战的丹阳县,大概率也是个凶悍好斗之徒。
二、陶谦天生脾气暴,不好惹史书记载了陶谦年轻时的几件轶事,表明陶谦正是一个典型的(东汉时期的)丹阳人。
《三国志·陶谦传》载,陶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陶谦曾为“诸生”,又曾举茂才、举孝廉,应是出自士大夫家庭,但因其父母早亡,陶谦形成了自卑与自大交织的特立独行的性格。
《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载,陶谦任舒县县令时,上司庐江太守张磐是陶谦同乡的前辈,也是陶谦父亲的朋友。张磐对陶谦“意殊亲之”,但陶谦不知为何却看不起这位同乡前辈,以在其手下任职为耻。有一次,张磐在宴会上为陶谦起舞,陶谦却不回舞,后来在众人劝说下勉强起身,却不转身。张磐问:“你咋不转身呢?”陶谦回答:“不可转,转则胜人。”
这一段轶事,涉及两汉魏晋时期的一项社交风俗。据《三国志集解》引赵一清、梁章钜等人的注释,当时饮酒宴客的风俗,是宾主双方中的一方向对方起舞,对方也起舞回敬,以示相互尊重、宾主欢洽,类似于现代酒宴上的敬酒与回敬。而且,起舞一定要有转身的动作,才显得尽兴,如果起舞而不转身,就相当于敬酒却不喝完,是不礼貌的表现。
《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徙朔方,赦还,太守王智饯之,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衔之。”陶谦不回舞张磐,性质与蔡邕不回舞王智相同,必然导致张磐的不满与记恨。
陶谦说的“不可转,转则胜人”,亦另有深意。“除”“授”“拜”“擢”“迁”“转”等,都是古代职官制度用语,“转”多用于不同地方、不同系统之间的官职晋升。例如《三国志·袁绍传》载,“天子以(袁)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太尉为“三公”之一,大将军是位在三公之上的“上公”,袁绍由太尉升任大将军,称为“转”。陶谦说“不可转,转则胜人”,是一语双关,意思是说“我再升官,就比你官还大了”。陶谦面对顶头上司而如此出言不逊,极为傲慢无礼。也难怪双方“由是不乐,卒以构隙”。
《吴书》还记载,司空张温征讨边章、韩遂时,陶谦为参军,张温对陶谦“接遇甚厚”,但陶谦却“轻其行事,心怀不服”。在一次“百僚高会”的场合,陶谦又因敬酒的问题当众羞辱张温,这次连一向低调宽和的张温也忍不住当场发飙,将陶谦徙往边地。但张温毕竟是厚道人,很快就觉得处置过重,又将陶谦追还。陶谦回来后见到张温,没有任何道歉、感谢的意思,反而仰着头对张温说:“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意思是说,我感谢的是朝廷,不是你!
陶谦运气不错,遇到的张磐、张温都是宽厚长者,没有和他计较,要是遇到别的一些小心眼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整得灰头土脸,死无葬身之地。
陶谦的行事风格,有点像《延禧攻略》的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这种人往好的方面说,是耿直,有个性,往不好的方面说,是以自我为中心,情商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爽文爽剧可以允许主人公任着性子胡闹,但残酷的社会现实不会。更何况,陶谦的头上并没有主人公光环。因此,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的陶谦很快就被群雄逐鹿的激烈竞争所淘汰,在忧惧、惶恐中死去。
《三国志》留给陶谦的,除了匆匆带过的生平描述之外,只有一句略带嘲讽的评语:“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意思是说,陶谦这个人呐,和张杨一样,虽然坐拥州郡,但结局竟然连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如,没什么好评论的。
陈寿给陶谦的评语,竟然是“没什么好评论的”。从这句话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陈寿一脸鄙视的表情。
三、陶谦与袁术、公孙瓒联合对抗袁绍、曹操
初平四年(193年),兖州刺史刘岱被青州黄巾军所杀,鲍信等人迎东郡太守曹操为兖州牧。曹操初来乍到,名义上领有兖州,实际上地位很不稳固。
东汉朝廷也不承认曹操的兖州牧一职,而是任命金尚为兖州刺史,来与曹操争夺兖州。
金尚是京兆名士,但手里无钱无兵,只有一张“兖州刺史”的空头支票。为了兑现这张支票,金尚向割据南阳的袁术求助。袁术认为这是染指兖州的好机会,便留下孙策继续与刘表争夺荆州,自己则带着金尚,打着朝廷大义名分的旗号,大举北上兖州。
众所周知,刘岱是袁绍集团的骨干成员,是袁绍控制兖州的代理人。曹操接替刘岱的地位,肯定是取得了袁绍的认可,否则袁绍不可能对此事安之若素,曹操也不可能在兖州站稳脚跟。
因此,袁术进军兖州,表面上是打曹操,其实是打袁绍。当时的曹操尚不足以让袁术放在眼里,但袁绍威望卓著,实力雄厚,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了。为此,袁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联盟,对袁绍、曹操实施包围。
《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袁)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又载,“(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扶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
根据以上记载,袁术组织的联盟看起来颇为强大,有公孙瓒、陶谦、匈奴单于于扶罗、张燕的黑山军等等。只可惜这个联盟成分过于复杂,很难形成真正的合力。于是,在袁绍的支持下,曹操主动进攻,将这个松散联盟的成员各个击破,袁术亦被迫将根据地转移到九江。
在这次袁术与袁绍两大集团的战略决战中,陶谦选择了袁术一边。因为陶谦与袁绍曾有过节。在讨伐董卓时,陶谦也是响应袁绍的关东诸侯之一。按常理,陶谦本应奉袁绍为盟主,服从袁绍的命令。但陶谦一向喜欢和领导对着干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的计划是策反在董卓西迁长安后留镇洛阳的朱儁,为此,他上表奏请以朱儁为车骑将军,以拉拢朱儁。先不说这个计划是否靠谱,但毫无疑问这个计划一定会得罪袁绍,因为袁绍在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是自称“行车骑将军”,现在陶谦奏请朱儁为车骑将军,这是要把袁绍往哪里摆?真不知道陶谦是怎么考虑的。但是不用说,袁绍肯定是记住了陶谦这个目无领导、任性妄为的家伙。
因此,在袁术与袁绍决战时,陶谦不仅出兵支持袁术,而且远离徐州,深入进军至兖州与冀州交界的发干县,作战非常积极。
从袁术集团的战略部署来看,公孙瓒派单经、刘备屯平原、高唐,很明显意在牵制袁绍,袁术从陈留进屯封丘,是等待从并州南下的于扶罗、张燕等人会合后进攻濮阳,而陶谦屯发干,则是打入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楔子。因为发干县离袁绍所在的魏郡邺县和曹操所在的东郡濮阳县都很近,陶谦屯兵发干,既可以切断袁绍与曹操的联系,也可以配合袁术的主力部队南北夹击曹操。陶谦承担如此重要的战略任务,可见陶谦对此战非常重视,非常积极,暴露了他觊觎兖州的野心。
在袁绍和曹操的联合反击下,陶谦战败,不得不退回徐州。但陶谦积极参战的表现,表明他并不是安分守己、保境安民的老实官僚,而是当时众多的热衷于争霸战争、企图扩张势力范围的野心勃勃的军阀之一。
四、陶谦曾试图迎立汉献帝陶谦的野心,决不止于兖州,他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陶谦早年在朝廷任议郎,深知东汉朝廷虽已衰败,但仍有政治上的利用价值。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汉献帝处境困难,时为徐州刺史的陶谦遣别驾赵昱奉表进贡,得到汉献帝嘉奖,拜陶谦为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陶谦尝到了甜头,便开始策划一盘更大的棋。
袁术在兖州争夺战中失败后,退往九江,以袁术为盟主的联盟事实上已经瓦解。陶谦虽然在这场大战中战败,但实力犹存。《三国志·陶谦传》载,曹操与袁绍合兵击败陶谦后,“欲伐(陶)谦而畏其强”。可见陶谦在战争中损失不大,“丹阳兵”的威名仍足以令曹操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陶谦也明白,徐州虽强,但要以一州之力纵横天下,难度还是太大。为此,陶谦效仿袁术,组建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来号令天下。
《后汉书·朱儁传》载,陶谦联合了前扬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联名推举名将朱儁为太师,移檄州郡,号召讨伐李傕、郭汜,奉迎天子还洛。
陶谦下的真是一盘大棋。如果这一计划成功,那么陶谦不仅可以取代袁绍成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而且将挟天子以令诸侯,跃居中原霸主地位。要知道,陶谦推举朱儁,号召奉迎汉献帝,是在初平四年(193年),比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还早了三年呢。
陶谦的政治眼光不差,只可惜他的实力和威望不能满足他的野心。陶谦试图效法袁绍、袁术,但却没有袁绍、袁术那样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响应陶谦的人寥寥无几,响应者中还有好几个是陶谦的手下(琅琊相、东海相、彭城相,为徐州牧下属),显然是拉来凑数的,场面颇为尴尬。就连朱儁本人,也对陶谦能否撑得起如此高规格的政治联盟表示怀疑。在李傕征召他入朝时,朱儁立即动身赶赴长安,没有去趟陶谦的浑水。
陶谦苦心策划的这盘大棋,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五、陶谦狂妄自大,人才不为其所用陶谦的性格有点古怪,做出来的事情令人难以理解。他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莫名其妙地看不起人,无缘无故见人就怼。而且他看不起的人往往还是他的顶头上司。陶谦连他的领导都看不起,对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徐州是大州,人口众多,人才济济,但是能够为陶谦所用的人才极少,因为陶谦自高自大的作风很难容人,根本不可能吸引有才之士聚集在他周围。
《后汉书·许劭传》载,以“月旦评”闻名的大名士许劭,因避黄巾之乱逃至广陵郡(属徐州管辖),陶谦“礼之甚厚”,但许劭却很担心:“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许劭不愧是善于品鉴人物的高手,看人看得很透,他对陶谦的为人就剖视得非常深刻。许劭觉得陶谦靠不住,就继续南行至吴郡曲阿县投奔刘繇。果然,后来因与袁绍、曹操关系紧张,陶谦怀疑外来避乱的士人中有奸细,大肆抓捕寓居徐州的外地人,许劭因为早已离开,幸免于难。
《三国志·张昭传》载,陶谦举张昭为茂才,张昭不应。一般的州牧刺史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一笑了之,大不了我再找别人,也省得一个茂才指标。但自大而敏感的陶谦认为张昭这是轻视自己,竟然将张昭抓捕起来关押,因别驾赵昱倾力营救才得到释放。
就是这个赵昱,当年也差点遭到和张昭一样的待遇。《三国志·陶谦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陶谦辟赵昱为从事,赵昱和许劭一样不看好陶谦,不肯来,陶谦“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
从以上几件事,不难发现,陶谦完全不具备一个领导人应有的人格魅力,更谈不上收揽人心为其效命,他连招人都是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才勉强招来的,这些人根本不会真心为他出力。陶谦一死,徐州的世家大族便立即奉刘备为主,乃是势所必然。
陶谦的身边也有他所信任的人。那些人又是什么人呢?《三国志·陶谦传》载:“曹宏等,谗慝小人也,(陶)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像陶谦这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的人,也只有曲意谄媚之辈才能与之亲近狎昵。陶谦身边尽是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很正常。
《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陶谦传》载,下邳豪族阙宣在本郡举兵,自称天子,而陶谦居然与之同流合污,“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陶谦身为汉臣,竟然和自称天子的逆贼合作以劫掠邻州(泰山、任城,均属兖州),毫无底线可言。可见,陶谦并非真正的汉室忠臣,他奉表朝廷之举,不过是在榨取东汉朝廷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罢了。
更加没有下限的事情还在后面。陶谦和阙宣合兵劫掠州县后,大概是因为分赃不均,两人的合作关系很快就破裂了。陶谦“后遂杀(阙)宣,并其众”。由此来看,陶谦做事真的是毫无节操,不择手段,是个反复无常、没有感情的杀手。
得到陶谦信任的还有笮融。据《三国志·刘繇传》载,笮融是陶谦的丹阳县老乡,被陶谦委任“督广陵、彭城漕运”。笮融信佛,他曾“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但他毫无佛教徒应有的慈悲之心,而是“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在曹操东征陶谦时,笮融不但不帮陶谦抵御曹操,反而逃到广陵,杀太守赵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此后又杀彭城相薛礼、豫章太守朱皓,一路劫掠郡县,直到被孙策收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许劭、张昭、赵昱等贤达英才,都与陶谦格格不入。而陶谦所信任重用的,不是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就是阙宣、笮融这样强盗土匪,则陶谦自身是何等样人,也就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
罗三洋:《袁本初密码》,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简介
赖正直,男,80后,南蛮,刑事法官,法学博士。原本爱读史书,为稻粱谋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学和史学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证据,都是在利用残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真相,因而在写文章时常常会有把历史事件当作悬案来查的感觉。著有《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认定的理论与实务》等书。目前的小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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