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城市拟人化（文本幻相-城市化的繁花背后）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是我们在回溯宋朝的时候，绕不去这三份东西它们在文字和影像上给了我们全方面的感受——感受出宋代在文化、生活和科技上灿若星辰般的成就那些美仑美奂的书画作品，繁荣喧闹的生活场景，先进（至少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准和产品……不可否认也无需辩驳，从文人和他们所隶属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角度看——世界是如此美好，它们并不是虚妄和不真实的但是，抛开这些文人以及他们的文字，真实的宋朝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国风城市拟人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国风城市拟人化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是我们在回溯宋朝的时候，绕不去这三份东西。它们在文字和影像上给了我们全方面的感受——感受出宋代在文化、生活和科技上灿若星辰般的成就。那些美仑美奂的书画作品，繁荣喧闹的生活场景，先进（至少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准和产品……不可否认也无需辩驳，从文人和他们所隶属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角度看——世界是如此美好，它们并不是虚妄和不真实的。但是，抛开这些文人以及他们的文字，真实的宋朝真的是这样的吗？

除了两手不沾阳春水的“文科生”说的岁月静好，让我们看看不那么文科的，接触到政策实际和管理实质的“理科生”们是怎么说的。

宋仁宗年间，包拯（就是我们的黑脸包公包大人）在奏折上议论说这三十多年来朝廷官吏增长了一倍多，比政府真正需要的官员多了几倍，而且财政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两倍多。于是，他指出了问题所在，纳税的人数没多大变化，而土地的收成相比前几年是有减无增，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得如此多，这是为什么？原因只能有一个：当朝征税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横征暴敛——一下子点到了冗费和冗官两个弊端，关于宋朝的三冗问题，我们再押后再说吧。

关于宋代税收之重，晁说之认为：“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朱熹也说：前朝的盘剥之法“本朝皆备”，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南宋开国不久，进士林勋在书籍中是这般记载的：“本朝两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毕竟疆域远不及汉唐，身上还常年背着给辽、西夏、金的“岁币”，宋朝其实“卷”的很厉害，财政数字并不那么好看。若不是著名的补锅匠王安石实行变法，搜刮了，不对不对应该叫“开源”多弄回来不少钱，宋朝财政早就捉襟见肘了。但是凭良心讲，不修边幅的拗相公搞钱是有一套，至于这么搞法老百姓是否吃得消？是没谁关心的。

宋朝是历代城市人口率最高的一个时代，原本疆域不大，到了南宋时期的疆域的进一步压缩，所以到南宋鼎盛时期，城市率可能达到了很高程度。所谓“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

《东京梦华录》上说，每一日从汴梁（今天的开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一个城市有多少人，才需要每日消费万头猪？应该少说也有百万人规模吧。文科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汴梁之大：“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种略带浪漫主义的描述只能让我们感受到首都人多，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不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记载，汴梁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再比如，据《宋史·地理志》上记载：“开封府，崇宁（年间）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如果按照上面我们采取的权重5计算，44万的“口”代表着200万人口生活在首都。

到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按照《梦粱录》上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都城纪胜》也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即使放弃我们沿用的权重5的计算方法，按照保守估计临安的总人口是300-550万人。对比北宋时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宋朝首都的人口数字和密度都远超以上诸城。但是，以上宋朝的数字均为推测，没办法，宋朝的数据太不靠谱……之所以我有信心，是因为还有一些没有被计入户籍的人群，比如伎、妾、奴……

根据陈振先生所著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里面的数据：北宋时候超过3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有3个——开封100万以上，成都和杭州30万以上。20万以上的城市有10个，15万以上的8个，10万以上的22个……对比当时的世界主要城市人口，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数字和规模。宋朝的城市化率的确很高。但是，我依然不能认同网络上吹捧的20%甚至30%的数字。

据台湾大学历史系专研宋史的梁庚尧教授所言：“南宋大部分城市人口比率可能在3%-14%”（梁庚尧著：《南宋的城市发展（上）》）。而在吴松弟所著的《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中的的估算数字为12%左右，虽然20%或者30%的城市率是不靠谱的，但是即使是10%左右的城市化率也是很惊人的。以下是浙江和福建部分地区城市化率的统计表（源自《中国人口史》）

没有谁，也包括我在内，当读到《东京梦华录》或者当看到《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会无动于衷。这些个美好，这些焕发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市井场景，这繁花般灿烂的繁荣景象会让每个接触到它们的人都会心旌摇动，热血沸腾。但是，如同我一贯说的，这些都是文本之上的东西，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无人关心的隐藏在文本以外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咱们保守地推测来推测去，都认定了宋朝巅峰人口至少有1亿人，哪怕遵从了夸张的20%的城市化率计算，2000万人是“城市户口”。我的犹豫在于：不管《清明上河图》还是《东京梦华录》都着眼和着笔于繁华都市的璀璨，说白了在描摹这2000万人的荣光。请问，剩下的那高达8000万人的宋朝平民甚至贫民的日子在哪儿呢？咱们不能总停留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岁月静好的《清平乐》，不管田间陌头的《广寒秋》吧？

随着占城稻这样的高产作物的引进，科技水平的进步，北宋人均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高了，这“解放”了被束缚在土地的人民——说是解放，但是我们其实很难分辨清楚是人民自动流入城市，还是因为土地兼并或者苛捐杂税导致务农成本太高，导致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搵食”。总之，劳动力被释放到城市，因为宋朝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都高度发达，这些宋朝版的农民工充斥在城市，甚至到了官府出政策限制人口流入的地步。城市化的繁荣背后是宋朝的刻意资源倾斜和打造，都城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中心，而是经济中心，更准确的说是消费中心。

宋朝的城市化繁荣，是倾全国之力打造几个百万级人口的消费中心的故意。说句很情绪化的观点：文明，是聚光灯下你们这些1000万“城里人”的繁华。你们东京梦华了，写了一个字关于乡间的苦楚了吗？你们清明上河了，画了一笔田间的窘迫了吗？你们在城里如夏花般灿烂，那管城外洪水滔天——这就是宋朝版的“城会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