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故事及感悟（读书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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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描绘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巨变下陕西关中地区波澜壮阔的农村生活，其叙事不仅将自然景观、农田耕作、乡土人物、方言俗语等显性的乡村生活元素荟萃其中，而且将笔触延伸到社会人文语境的深层，以“耕读传家”作为乡村叙事的精魂。《白鹿原》的乡村叙事在关中平原上被称为“仁义白鹿村”的社会场域展开，主人公白嘉轩的宅院则是小说乡村叙事的重要人文景观。白家门楼上有题刻着“耕读传家”的玉石牌匾，明柱对联写着“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对联是对题字的诠释，上联对应“耕”、下联对应“读”。“耕读传家”既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信仰圭臬，也是维系“乡土中国”数千年社会稳健运行的重要法则。

原文 ：《耕读传家：《白鹿原》乡村叙事的文化符号》

作者 | 长江师范学院 韩佳蔚

图片 |网络

儒家文化构筑“乡土中国”意识形态

“耕读传家”在中国各地古门匾题字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常见。“读”即“读经”，指读儒学经典，白家对联中“经书济世长”便是佐证，体现了中国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中国图书分经史子集，儒学经典是中华典籍的核心文献，也是统治者经邦治国的大典。《礼记·经解》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儒家认为《诗》《书》、《乐》《易》《礼》《春秋》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并开创了中华民族的重教传统，将兴教办学当成“建国君民”的首要事务。教育的兴盛使民族文化薪火延续，也使那些承载着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儒学经典世代传承。尊师重教，并以儒学经典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教科书，儒家思想遂得以辐射到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白家将“耕读传家”镌刻于门匾，昭示了关中人民对办学兴教的执着和对子孙读经书的期待，也印证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在小说的乡村叙事中，主人公白嘉轩承负了陈忠实对中国农民形象的想象，也实证了儒家思想对关中文化和中国历史渗透的思想张力。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守望者和实践者，他孝敬父母，给儿子取名孝文、孝武、孝义，彰显仁孝文化；奉行“耕读传家”，送儿子去白鹿书院读书，又教导他们下田劳动；他家境富裕，但一生以农业劳动为荣；他不仅是族长，还是“仁义白鹿村”的精神象征，以身作则维系“德仪门风”，兴仁义、正民风、施教化，有强烈的道德自律和他律意识。尽管他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但对儒家思想的精义能够领悟和实行，被誉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自幼苦读、饱学儒雅、淡泊名利、造福桑梓。小说写朱先生“诵经”：“他大声朗涌，古代哲人镂刻下来的至理名篇似金石之声在清冷的空气中颤响”“诵读已经不是习惯而是他生命的需要”。对圣贤之道的彻悟使他成为名震一方的鸿儒，在思想文化层面成为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如为白家题写“耕读传家”门匾，是白嘉轩的思想引领者；为白鹿村立“乡约”，传播儒家伦理道德，施教化，正乡俗；修《滋水县志》，载地方文史；执教白鹿书院，传授儒家经典；犁毁白嘉轩种植的罂粟，守护“耕读传家”观念；孤身劝退方巡抚20万清军，践行儒者舍身济世、护佑乡邦的理念；尤其是发表抗日宣言，爱国激情震撼关中。

陈忠实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显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所不同，《白鹿原》对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宗法观念、尊师重教、勤俭节约等都持肯定态度。小说有鲜明的倾向性，即对传统文化的缅怀和回归、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和憧憬，因此有学者称《白鹿原》为“新儒家小说”。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使《白鹿原》承载了厚重的儒家文化，小说的乡村叙事并非表层地书写乡村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而是将笔触延伸到社会人文语境的深层，叙写了儒家经典对“乡土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漫射和构建。

“乡土中国”的农耕文化信仰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不仅将中国社会的特质论断为“乡土性的”，而且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字所代表的田地和农业劳动在中国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至关重要。拜读《乡土中国》，便可理解在儒学独尊的文化语境下，白家门匾题字将农业劳动与读圣贤书相提并论是多么的合情合理。

“乡土中国”，土地为金。在小说的乡村叙事里，无论白嘉轩还是鹿子霖，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其全部家财就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农田是他们一辈子挥洒汗水的所在。白嘉轩是地主，但一生都未脱离农业劳动，对土地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对精耕细作和勤俭节约有近乎崇拜的执念。县长请他做参议员，他说“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小说还刻画了他对待土地时态度的“豪狠”，当他发现了“风水宝地”，便抛弃“庄稼人的厚道”而“设计巧夺”。白嘉轩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有典范意义的形象，他是中国农民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其思想相当深刻，甚至就是“乡土哲学家”。朱先生则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虽然饱读诗书，中过举人，执教于白鹿书院，但终身未脱离农业劳动，是“耕读并重”思想的忠诚践行者。

周秦汉唐以来，关中一直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农耕区，关中文化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缩影。《白鹿原》绘制了近现代社会巨变中关中农村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也书写了一部中国农耕文明的史诗。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是国计民生之命脉，理所当然地能与读圣贤书同为理家治国之根本。尽管《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世俗亦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重农固本”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已成为全民族理性思维之趋势。白家门匾题字将“耕读”并提，正是《白鹿原》乡村叙事的精魂所在。“耕读传家”作为小说乡村叙事中最为经典的文字符号，是研究者打开《白鹿原》厚重历史文化大门的钥匙，也是解读“乡土中国”社会形态特质的文化符号。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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