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晋祠博物馆里面是哪个王朝（24晋行太原）

山西博物院，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藏品之丰、之精美，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佛风遗韵：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南北朝社会动荡，佛教成为乱世百姓的精神寄托，经帝王显贵推崇，炽烈传播，隋唐达到极盛。与之相应，佛教艺术发展迅速，辉煌迭现。佛教作为中国雕塑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历时漫长。石雕和彩塑佛像，金铜造像，经久不衰。早期佛教雕塑艺术外来风格浓郁。北朝至唐，民族风格日益明显。唐以后又逐渐走向世俗化。演变的过程，形象地映射出异域的宗教与哲学，是如何被改造吸收，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山西古代的佛教雕塑作品，既有享誉中外的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更多隐于乡间古刹的各种佛像。宗教本虚幻，艺术却真实；千年的风霜，难以剥泐空灵的笑容；世道的变迁，岂能磨灭悲悯的情怀？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本展厅分三个单元 ：北朝风貌；盛唐气度和人间情怀。

北朝时期的造像塔

展厅进门处分列五座北朝时期的造像塔，即浮屠塔。由石窟寺中的中心塔柱演变过来，分三、五、七级。这里一律为七级浮屠。展厅入口对面一侧矗立四座，入口侧矗立一座，均为沁县南涅水村出土，精美绝伦。看细、看全谋杀鱼多多时间，以致于先生作色道：“这么看下去，一天时间都不够用！”鱼知道行程安排：下午要到交城玄中寺，傍晚要赶到平遥入住。于是忍痛割爱。

1959年在沁县南涅水村（即旧汉县治)一处古寺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窖藏石刻造像，出土石刻共计七百六十余件，雕凿年代从北魏太和年间至北宋天圣九年（公元477年－公元1031年）六个朝代约五百余年积累的民间石雕艺术作品。 这批石刻分为造像石塔、单体造像、造像碑和铭文碑等几种形式。其中以造像塔为主，约四百余件，分别叠垒成五节、七节不等的石塔。塔四面开凿佛龛，龛内雕刻多以佛教人物和佛传故事为主，龛周围饰鸟兽、花卉以及佛事题材的图案，内容丰富，造型生动，表现手法繁缛、华丽。单体造像近三百尊，有佛、菩萨、罗汉，或立或坐，神态各异，最高的二点六米，最小者仅十几厘米，展示了不同时代的造像风格。造像碑、铭文碑共计五十余通，大部分有纪年题记。为妥善保护这批文物，在沁县城南面二郎山修建一所博物馆，将其全部迁入,经整理已有38幢159块及大小50尊佛像。大部分精品已经由山西博物院收藏。

释迦头像，北齐（550-577年），山西省太原市花塔村出土。

释迦头像，高33.5厘米，宽24厘米，厚25厘米。汉白玉质佛头，螺发高耸，脸庞轮廓圆润优雅。轻合的双目，劲挺的鼻梁，柔美的薄唇和微微内敛的嘴角，活现了一个雍容华贵、气质高洁、精神完备的男子形象。由于其精美绝伦，出土后一直误以唐代杰作视之，其实应是北齐佛教造像中的精品。这件作品反映了佛造像从北朝向唐朝过渡的典型特征，即由“神”向“人”的转化。

释迦七尊像：北齐。高46厘米。1954年太原市花塔村出土。

释迦七尊像：北齐。高46厘米。1954年太原市花塔村出土。释迦佛坐于仰莲座，全身贴金，施赭红彩。舟形背光周边浮雕宝塔、飞天，底座雕莲花化生手托博山炉供养。背面有彩绘佛像。

此龛除二天王头像遗失，整体稍有风化外，保存基本完整。造像上贴金、彩绘技艺精湛，至今仍依稀可见。赭红色的着色采用矿物质朱砂作为颜料，深埋地下千年而不褪色。这尊释迦说法像龛，雕刻精细，内容丰富，人物众多而形态各异。主尊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其旁三级台阶自上而下依次是二弟子、二菩萨、二梵王，所以又称其为释迦七尊像。释迦牟尼手执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台座之上。座下跪两个供养人，其间为莲花化生手托的摩尼宝珠。其旁依次是二狮、二天王护法。背光上雕刻着精美的手执法物的“飞天”，其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飘逸，各飞天正似“乐队”吟唱，烘托说法的庄严氛围。

释迦立像，北周（557-581年），山西省万荣县征集。

释迦立像，高90厘米、宽42厘米。红砂岩质，本尊为立像，馒头形矮发髻，佛发边缘呈如意状。眉目清秀，神态恬静安详。双目微合，似俯视众生。佛内着僧袛支，双系在胸前打成一节，外穿通肩大衣，衣纹呈“U”形，均为较粗的阴刻线，匠师在褶皱的处理上简洁干净而又不显粗陋。双手及双脚缺失。佛身后有头光及背光，头光为一组七个同心圆，内心套有一浮雕莲花，最外缘的圆内刻有变形莲花纹饰。舟形背光，由两条阴刻线将其分为里外两组纹饰，内纹饰为交叉格纹及竖状条纹。外纹饰为火焰纹，是佛教中佛法的象征，在北朝佛造像背光中多有应用。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唐。高57厘米。1954年太原市花塔村出土。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菩萨呈“S”形微倾立于一圆形座上，上身袒露，圆润的左肩披搭帛带，下体裙裾轻薄柔滑，惜贴金与彩绘已大部脱落。

菩萨立像，唐；白石彩绘文殊骑狮像，唐；均为佛光寺征集

白石彩绘文殊骑狮像（上组图右），唐，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征集。高108厘米，汉白玉质，文殊菩萨半跏趺坐于狮背上的莲花座上，袒胸，肌肉线条匀称优美，身佩璎珞，下着裙，衣纹繁复略显厚实，双臂及头部缺失。座下矮柱连接狮子背上；狮子昂首阔步，壮健雄伟，张口作怒吼状，更衬托了菩萨的安详持重。狮旁狮奴，头及手臂已缺失。文殊菩萨的形象，通常是骑乘狮子，手持慧剑，比喻以狮吼威风震慑魔怨之意，表示以大智慧大威德降伏外道。

彩绘菩萨立像，北齐，佛光寺征集

这四尊造像，鱼流连其间，揣测它们会被安厝在佛光寺的哪个殿堂……

菩萨头像，唐，山西省沁县南涅水村出土。

菩萨头像，高33.5厘米。菩萨头挽高发髻，脸庞圆润，弯眉细长，眼帘下垂，口鼻小巧，全然没有宗教造像神的意味，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位可爱的少妇形象。

菩萨立像，唐（618-907年），山西省太谷县白城村广化寺征集。

菩萨立像，高112厘米，宽52厘米，厚40厘米。砂石质，菩萨身躯微微倾向右侧，右腿微屈，左腿直立。腹下至腰际有明朗的弧线，肌肉线条匀称优雅，结构合理，肌体丰腴柔和而具有曲线美。颈佩串珠如意形项圈，身披绶带，绶带成两股斜披于胸前，下着裳，衣纹褶皱繁复流曲，裙似濡湿般贴于躯干。跣足立于扁圆石座之上。无论是其“S”型的结构造型，还是近裸的上身塑造，以及体现时代特色的衣纹处理，都充分彰显了唐代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气息。此尊造像是唐代菩萨造像中的经典之作。

周亮智造释迦立像，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山西省稷山县大郝村征集。

菩萨头像，金代。山西省祁县西六支村惠安寺出土。

菩萨头像，高36厘米，宽20厘米，厚18厘米。砂石质，菩萨束高髻，发丝清晰明朗，上缀化佛。面型长圆，面颊饱满，双眉细弯，双目细长，眼睑较薄，鼻梁秀挺，鼻翼丰满，嘴形小巧，双唇轻合，嘴角微翘。菩萨双耳下垂，长及下颌部，耳垂上有明显的长孔形耳洞，其颈部圆润，并可见细长纹两道。菩萨神态恬淡自在，轻盈浅笑，充满一种内省的神韵。达到了使观赏者全然不觉宗教造像神秘气息的艺术效果。

段文明制造观音立像，北周

解氏造弥勒坐像 唐代，万荣县征集。

观音菩萨立像，辽代（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山西省大同市征集。

观音菩萨立像，菩萨立于莲台之上，束发高髻，神情庄严肃穆，面相温和秀丽。双耳垂戴有圆形饰物，胸前装饰有华丽的璎珞，下着长裙，腰间束以丝带，左手残缺，右手悬持净瓶。菩萨整体造型比例精准，身姿挺秀丰满，体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

鎏金准提菩萨像，明，山西博物院旧藏。

鎏金准提菩萨像，高55厘米，铜质鎏金，准提菩萨雍容慈祥，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菩萨共三面、十八臂，中间双手结说法手印，身后各手分持为宝剑，莲花、金刚铃、贤瓶、金刚杵、宝钩、法轮、海螺、钺斧、宝索等法器，意为调伏诸刚强众生，慈悲悯世。本尊菩萨弯月眉，圆眼微闭，高鼻小嘴，头戴桂冠，耳垂坠饰，颈戴珠链，腕缠飘带，桂冠上有五化佛像。整器制作面相，胸前缨络，双腿衣纹有明显的明代造像特点。

唐代释迦像，征集于交城县。

王黄罗等百人造像碑，也叫王黄罗千佛碑。高平市出土，北魏时期雕刻而成，纪年约为公元500年至510年。

王黄罗等百人造像碑，是最早出现的佛教造像碑之一，为砂石制。这是一块平整的矩形石碑，高1.82米，顶部稍微变窄，两角略有弧度。碑阳下半部分有一主龛，雕刻了一尊坐佛，双手施禅定印。佛两侧各有一尊立于莲花座上的菩萨，分别手持一杖，面向佛陀。佛龛的顶部为半圆形，雕成双龙的图案。佛龛上面是三对凌空翱翔的飞天，其姿态飘逸，类似云冈石窟中所见到的飞天。支持拱门的两根柱子在柱头的部分是用一束芦苇表现的。有着植物形式柱头的柱子或古典柱式是印度和希腊、罗马元素混合的结果。造像碑顶部中央小龛内另有一尊坐佛，双手合十呈祈祷姿势。表面余下部分雕刻了27排外形雷同的小型禅定坐佛，这就是所谓的千佛图案，此碑上共有千佛小龛350余个。碑阴为空白。“王黄罗等百人造像碑”是供养人王黄罗和其他100人共同出资建造的，因此它是最早的集体供养的造像碑例子之一。供养人可能属于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教团体，并有着共同的宗教关系。

王黄罗等百人造像碑，也叫王黄罗千佛碑。高平市出土，北魏时期雕刻而成，纪年约为公元500年至510年。

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佛碑，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二年（544年），山西新绛县樊村征集。

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佛碑，碑首赑屃盘龙，正面盘龙中一佛立于覆莲座上，树叶形身光，正面中部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其下为铭文；背面盘龙中二佛并坐，同为树叶形身光，其下开龛，龛内一佛二菩萨，碑身两侧各有一尊坐佛，其下为线刻供养人形象。

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佛碑，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二年（544年），山西新绛县樊村征集。

超王造像碑，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山西运城解州镇征集。

超王造像碑，四面造龛，正面上部两龛，龛中一佛二菩萨。下部为造像主碑记。背部一大龛内一佛二菩萨二弟子，背面和侧面刻千佛小龛五十四个，内雕小佛像。

超王造像碑，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山西运城解州镇征集。

陈海龙造像碑：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562年），山西省运城市征集。

陈海龙造像碑，碑身两面雕刻复杂，正面开三龛，两侧雕刻诸佛，背面也是三龛，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人物身材修长，背面最上龛两尊菩萨身形婀娜，北朝作品中少见。

陈海龙造像碑，背图，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562年），山西省运城市征集。

郅阳造像碑，北齐，山西省新绛县天王庙征集。

郅阳造像碑，正背两面各三层，采用菩提树、火焰纹龛楣，帷帐式龛，帐形龛等形式刻画了交脚弥勒及二弟子二梵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思维菩萨、七佛并坐及力士托宝珠，供养人，护法狮子及碑文等。

程哲碑，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山西省长治市袁家漏村征集。

东魏程哲碑原立于长治县东呈村，自光绪年间为学术界重视以来，屡屡为石刻书籍如《山右石刻丛编》、日本《书道全集》等所著录。 高120厘米，宽67厘米，厚26厘米，青石质，造像碑呈长方形倭角，碑阳浮雕坐佛于拱形龛内。佛龛外四周阴线刻脚踏莲台的胁侍菩萨，上部为衣袂飘舞的飞天，下部为护法狮子、供养人。碑阴额右题“大魏天平元年次甲寅十一月庚辰朔三日壬午造讫”。下刻程哲碑文，31行，行45字，记述程氏家族的历史功绩。这一年，北魏初分东、西，故造像中北魏晚期的余韵仍相当浓重。造像碑是北朝时期仿造石窟寺造像式样，在寺庙或佛堂祭拜用的小型供养雕刻。一般在正侧三面开龛造像，背面刻造像经过及供养人名姓等。此碑则是造像碑与墓志结合的产物，颇具时代特点。

程哲，《北史》无传。据碑文记载，程哲为上党长子人(即今长子县)。其远祖在商周时期“世为名卿”，三国两晋直到后赵、后燕时期，其历代先祖曾有刺史、太守、大将之类的官职，其中曹魏文帝景元中，其远祖与邓艾伐蜀，在灭蜀战争中立下大功。其祖父芝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时曾应诏西征，因军功而补高都令。程哲享年“八九”，应为72岁，依此碑立碑之年为程哲卒年推算，程哲应生于公元452年的北魏南安王拓跋余承平元年。按碑文中讲，程哲是一个人品出众、谈吐不凡又善弓剑骑射的文武双全式的人才，其推崇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顺的为人准则，甚合儒家礼教，因而死后被追赠为代郡太守。程哲碑具有明确的纪年，为东魏天平元年(534 )， 因此它可作为标准器，以对同时期的佛教造像和书法作品进行可靠的鉴定。 程哲碑不仅记载了程氏一族的生平，而且碑阳的佛教造像及线刻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因此说，此碑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一通造像、线刻、书法兼优的东魏石碑。

散落在国外的造像

散落在国外的造像，都是精品中的精品，看着它们的图片，让人神伤。

宋 铸铁罗汉像

淳化元宝，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山西省五台山北台顶出土。

淳化元宝，直径2.4厘米，金质，成色90%以上，重均约12 克。正面钱文行书“淳化元宝”,背面铸左侧铸韦驮立像，右侧铸带有佛光的佛坐像，二像均位于莲花座上。背缘正上方有錾印序号。这不是流通货币。当是给五台山佛庙的供养钱。

菩萨。辽代。征集于朔州崇福寺

菩萨。明代木雕。出于文水县。

山西省博物院藏有右玉县宝宁寺征集水陆法会画作。这套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水陆画共计139幅，均以细绢为地，用淡红和黄色花绫装裱，除几幅大佛像外，均高约120厘米，宽约60厘米，共绘诸佛9幅，菩萨10幅，明王10幅，十六罗汉8幅，上堂共计75幅，下堂61幅，整体保存完好，绘制精美绝伦，卷幅浩繁，洵为神品。有学者认为是由明代的宫廷画家所绘，整堂画作无论是笔法、着色、制式及规模，无不体现了高超的工艺和画技，堪称中国现存水陆画中的极品之一，其中，佛、菩萨、明王及各路天人宝相庄严，令人起敬。山西博物院只展出八幅。下三图即是。

阿弥陀佛（左）、毗卢舍那佛（右）

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略称为“水陆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悲济会”，是汉传佛教的一种修持法，也是汉传佛教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会。水陆法会起源于南北朝时的梁武帝，经唐代密教的充实发展，直至宋、元、明成熟定型，一直流传至今日。水陆画是举行水陆法会不可或缺的圣物之一，一般悬掛于法会内坛。其形象是手执金刚杵（杵是古印度兵器）守护佛法的天神。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到了北方，他祈愿自己倘若获救回国，定把宫廷所藏水陆画全部赐给右玉宝宁寺镇边。最后，朱祁镇真的回到了明朝，并且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即位，随后，他遵从诺言，把宫廷所藏的一百多幅水陆画赐给右玉宝宁寺，用以镇守边疆，超度战死亡灵。

天藏菩萨

正中绘天藏菩萨，双手合十，袒胸跣足。飘带长裙，璎珞披体，立于青莲之上。两旁侍女羽衣飘带，执幡站立，颇具虔诚之态，整幅描绘细致入微，人物线条流畅柔和，显现出一派雍和法相。

大威德焰发德迦明王（左）、天龙八部诸神众（右）

五代经变图（公元907年—公元979年），山西省临猗县出土。释迦佛与供养人（左），菩萨像（右）。

释迦佛与供养人，五代。设色为米黄色，绢本，纵向高79厘米，横向宽54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经变图，下层为供养人像。经变图正中为释迦佛，妙相庄严，身披袈裟，坦露右臂，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身后同心圆背光及头光闪耀，两侧偏靠下的位置有两位弟子胁侍而立。再下首的是正在听佛讲经说法的几位人物像。左边五人向右侧着身子，双手合十做虔诚状，有三人的头部和衣纹尚存，其余则只可见合十的双手。右边五人向左侧，直身而立，也双手合十。可以看到供养人残存的头部上包裹的幞（fu）头，其时人穿着、长相可略见一斑。供养人像大约占到画面的下部四分之一大。人物中间有榜题“亡李通**”；左边二位妇女仅存头部，面像丰腴，头挽高髻，二者之间的榜题为“亡女**”。

菩萨像，五代，米黄色，绢本，纵向109厘米，横宽59厘米。画面布局和第一幅类似，区别之处是正中央为菩萨像。菩萨面像方圆，束髻，两侧装饰有花。菩萨坦胸，左手下垂，右手手掌向上，身披袈裟，胸前有项圈装饰。菩萨姿势优美，右腿盘坐，左足踏莲花，右侧依稀可见残存一具兽头。其供养人像大致和第一幅相仿。残存榜题“长男李思将”和“*思*”，男子头裹幞头者，有长须出现。两幅画作，设色采用赭色、朱红、黄、绿、紫、黑等，层析分明，浓淡有别。虽然历经千年，色彩依旧艳丽。

1974年，山西省临猗县在一座已经损毁的宋代塔基中清理出了一堆绢本帛画的残片，层层上达，最后经由山西省博物院报送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修复，画面处理之后拼接装裱成两幅并不太完整的绢画。此画经当代大家鉴定确认为稀有的五代时期作品。鉴定这幅画的专家，是鼎鼎大名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已经于2012年仙去的徐邦达先生。五代时期，指的是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这一段特定的战乱时期，时间跨度53年。五代则具体指代先后占据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梁唐晋汉周”即是。这两幅画断代实际上是公元907-979年，也就是说包含了北宋赵匡胤执政期间的16年和他弟弟赵光义执政的初年，画作上既有五代时期的风格，也不排除是北宋初年作品的可能。保守估计，距离今天整整1036年已经过去了，堪为难得。这两幅绢画中供养人的服饰，包括妇女的发髻特点，与五代顾闵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极为相似。作为佛教绢画作品，线条流畅 笔法简练 是五代绢画中的精品。

唐人写经卷（组图上），发僧祗园大会图卷（组图下）

唐人写经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乌丝栏，楷书写大涅槃经，第十六卷，11接纸，每纸28行，行17字；发僧祗园大会图卷，描绘了八方高僧云集听法的场面，人物、树石的线条表现极为细腻，尤其绘于瓷青纸上，全长18．89米，更是极为罕见的巨幅元代画作，可称是佛教绘画里不可多得的珍品。卷末款“至正丙午岁佛生日发僧沐手敬写”。画家“发僧”，是当时流寓在江浙一带的著名画家，善画佛像，有相当的知名度，这幅画就是发僧传世不多的真迹之一，极具价值，兼之发僧融合东洋画风与中土风格于一炉的笔法，使这幅画卷更具研究价值。

太过匆忙，本展区的晋博精品《赵城经藏》竟然没找到，遗憾！

戏曲故乡：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宗教仪式中祈福或酬神的歌舞。千百年后，由于滑稽戏和说唱等艺术形式的加盟，最终形成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形式——戏曲。同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一样，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的艺术瑰宝。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百姓追求生活享受，官方倡导寓教于乐。集多种表演艺术的杂剧出现，广受欢迎。再经金代院本和诸宫调的发展形成的元代杂剧，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山西是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历代剧作名家辈出，戏曲舞台遍布村镇，戏曲文物丰富多彩，有着“中国戏曲艺术故乡”的美誉。尤其晋南临汾一带，自古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成为宋元戏曲艺术成长的一片沃土。直到今天，我们仍能领略到异彩纷呈的戏曲文物遗存和经久不衰的戏曲艺术传承。本展厅分四个单元： 百戏率舞 祀天娱人；根植生活 教化天下；生旦净丑 演绎人生和镂影绘声； 乡土风情。

山西博物院官网贴图

陶埙，分别高4厘米、5.5厘米7.5厘米。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单孔、双孔和三孔之分。三孔埙有一个吹孔和两个音孔，可以发出几个高低不同的简单音阶，是研究音乐起源及古乐器史的实物资料；俳优俑铜镇，高5.5—7.5厘米。 四件铜俑镇出土时分置于四角，下面有案榻残漆皮和朽木痕 西汉时，家庭常用的坐具有席，榻和床等。席软而易卷，所以需器物来压角。镇正是汉代家庭用具中常见之物，用作席子四角的压镇物。从四件铜俑镇出土的情形推测，它们当是压在铺于榻上的席子四角的器具。

社火表演砖雕——竹马戏砖雕：金。1965年侯马市出土。

社火表演砖雕——竹马戏砖雕，高19～20厘米，宽38～39厘米。画面表现儿童表演的两军交战场景，欢快热闹，颇具童趣。竹马戏是一种饶有情趣的民间歌舞，历史悠久。

社火表演砖雕——瓜田乐，金代（公元1115—1234年）。山西省侯马市出土。

社火表演砖雕——瓜田乐，高19.3厘米，宽37.8厘米，厚4.8厘米。中间有一男子，戴花脚幞头，肩扛大瓜，居中跳跃，以示丰收。左右两边各有两童子，一个吹笛，一个打腰鼓，两个敲小锣，围绕中间扛瓜者欢快的舞蹈，表达了农民丰收后喜悦与欢乐的心情。在宋代舞队中，以农村生活、生产为题材的歌舞，史籍多有记载。此幅以肩扛大瓜者为主的舞蹈场面，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的欢乐场景。

社火表演砖雕——社火表演：金。高19～20厘米，1965年侯马市出土。

社火表演砖雕——社火表演，高19～20厘米，宽28～39厘米。1965年侯马市出土。以儿童为主的社火表演，内容有蛮牌舞、乔妇人、村田乐、变阵子、扑旗子等。场面热烈欢快，构图朴拙，充满生活气息。宋以来民间乐舞百戏兴盛，从晋南金元墓葬丰富的砖雕中可见一斑。

戏台及杂剧俑，金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山西省侯马市牛庄董明墓出土。

戏台长77厘米，高105厘米，俑高20-22厘米。位于墓室北壁上部，为单檐歇山顶，两根八角形小矮柱上承台面，简洁精巧。戏台上有五个彩色戏俑，自左至右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等五个角色。其中末泥为主演，与以副末和副净做主演，以滑稽调笑为主要内容的早期杂剧不同，表明中国戏曲艺术正走向成熟。 晋南是金元时期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戏曲文物遗存非常丰富。

戏台及杂剧俑，金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山西省侯马市牛庄董明墓出土。山西博物院官网贴图

董明墓砖雕戏俑，一组5件，均高约20厘米。5个彩绘戏俑位于董明墓墓室北壁上部砖雕戏台上，戏台是一座五脊六兽单檐歇山顶式模型。五个人物并列一排，自左至右分别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五个角色，正在作场演出。戏曲的角色行当俱全。五个戏俑均经彩绘，色彩绚丽，形象生动，在侯马出土的几组戏俑中最具代表性。戏俑中末泥位置居中，为戏曲主演，右侧为装旦色，头挽花髻，身着团花红衣，腰系黄帕，右手执黄色纨扇，扬于左肩，双腿交叉，忸怩作舞蹈状。副净色居于最右，软巾浑裹，搽土抹灰，怀抱棒槌，手置口中作打呼哨状，表情滑稽，令人发笑，是插科打浑的角色。末泥左侧为副末，头戴黑幞头，身着长衫，衣角掖起，面向右面，右手指向左边，形似传话。副末的任务是配合“副净”，营造喜剧效果。最左侧一人为装孤，即扮演官员的人。头戴黑幞头，穿宽袖黄衣，足着皂靴，敞襟露胸，身刺花纹，面饰蝴蝶状脸谱。这5个戏俑及戏台是当时舞亭类戏台上的杂剧演出情景的真实再现，说明中国戏曲舞台艺术早在13世纪已经形成。

二十四孝人物陶塑，金代，山西省稷山县马村4号金墓出土。

二十四孝人物陶塑（上图和下图），高10-28厘米。以黄泥塑形，入窑焙烧而成。出土时，自东南角起以逆时针方向沿东、北、西、南四壁按号依次排列。这批陶塑当出自民间艺人之手，造型古朴，颇具风采。所塑人物无论男女老幼，皆生动传神，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宛如一首首无声的乐曲，诉说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其艺术感染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宋、金时期，情节完整的“二十四孝”基本定型，由于当时统治阶层大肆倡导孝悌忠义，在此形势下，孝子故事不仅作为小说、绘画的重要题材予以颂扬，并在当时的戏曲中多有反映，很受观众欢迎。山西南部宋、金墓葬中多出二十四孝题材砖雕，山西稷山马村金代墓群4号墓出土的则是少见的立体泥塑。它们既是中华民族中“孝道”观念的生动体现，又是体现戏曲道德教化功能的实物资料。

陶塑所表现的“二十四孝”，基本都可考证出其故事渊源，这其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董永卖身葬父”、“陆绩怀橘遗亲”，也有很多来源于史籍、佛典，极少见诸于其他“二十四孝”故事系统的罕有种类，全套陶塑人物栩栩如生，表情生动，衣饰精美，除了颇具美学价值之外，也为我们研究金代文化史、社会史，乃至具体如服装史、丧葬史、民间文学史等等，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八仙人物砖雕，金代，1965年侯马市董明墓出土。

八仙人物砖雕，高52-54厘米。砖雕人物八块，砖呈梯形，砌于该墓的八角藻井上，浮雕人物清晰逼真。八仙砖雕皆无题名，不能确认，根据一般传说中的装扮与其所执之物，判断这组砖雕所刻画的可能是李铁拐、蓝采和、曹国舅、钟离权、韩湘子、吕洞宾、张果老等形象。无何仙姑，以徐神翁代之。从山西金墓中出土的几套砖雕八仙人物看，金代八仙人物系统尚未固定。

坐楼杀惜，清（公元1644—1911年）。长15.5厘米，宽16.3厘米，厚0.99厘米。

珐华塑戏曲人物，明代，朔州市出土。

皮影

明清晋商：明朝初年（14世纪），山西商人以明朝北部边塞巨大的军事需求和“开中”盐法的推行为契机，开始经营粮和盐，渐渐崛起。其后不断扩大经营地域。二三百年间，足迹遍及全中国，采取多种经营，开拓对外贸易。“晋商”称富海内，名闻天下，成为中国明清时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 清道光年间（19世纪），晋商创办“票号”，构筑起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络，使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为一体，执金融界牛耳近百年。清末，晋商作为封建王朝体制下的民间经济集团，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变而走向衰落。本展厅分三个单元：商履何匆匆；金融执牛耳和庭院深几许。

明至清中期，山西粮盐商人的北行车轮，辗出边镇的繁荣。晋商崛起，移居维扬商埠，迈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晋商大宅门

太狮少狮屏风，清

太狮少狮屏风，通高216厘米，宽200厘米，座厚67厘米。老狮带幼狮，俗称太师少师，有三层含义：一是官运亨通，可做到官职极品的“太师”；二是“事事如意”之意；三是“子嗣昌盛，人丁兴旺”。

园林仕女图款彩屏风：清代晚期 （19世纪中—20世纪初）。

园林仕女图款彩屏风由十二叠屏风组成，高146．5厘米，长348厘米，宽143厘米。屏风四周刻有杂宝、瑞兽、博古等图案，典雅而精致，寓意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画面中部为通景仕女园林图，其义乃脱胎于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 这样大的彩屏风，描绘场面开阔壮观，雕工精细，修饰考究，在国内已经不可多见。

《汉宫春晓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品，自问世以来深受喜爱，广为流传，根据它所改编绘制的作品也时有所见。仇英的原画，以描绘汉代宫廷中初春时节妇女游乐以及日常琐事为题材，将插花、歌舞、弹唱、下棋、读书、观画等后宫生活一一画来，画后妃、宫娥、太监等人物达一百多人，以手卷的形式绘就。这套屏风即是在著名的《汉宫春晓图》基础上糅以清代仕女绘画的风格。画面上的早春皇家苑囿中，一群妇女正在园林内各处休憩游乐，她们有的骑马，有的投壶，有的扑蝶，有的在湖中泛舟，有的在房中女红，有的在室内抚琴，有的在厅堂观舞，一派欢乐融融的景象。山石玲珑，更似江南美景。

平遥蔚泰厚记合约、裕和德钱庄钱帖，清光绪时期；平遥蔚泰厚汇总庄执照，清宣统时期；1964年财经学院捐赠。

平遥蔚泰厚记合约第贰拾叁号，纵58厘米，横48.5厘米。共8页，内容为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初一日蔚泰厚与侯惇五堂、孔安怀堂等22家钱庄及股东合伙订约：“议定每足五千两作为银股一份……蒙天获利，按银入股均分，立此一样二十三本，众东各执一本，铺存一本以为永据”。合约封面右上角墨书“铺存”二字，说明这是众股东入股凭证在票号所存之底本。

裕和德钱庄钱帖，纵22厘米，横10.2厘米。裕和德钱庄钱帖，题头红字“汾府东关街”，之下为梯形蓝彩印人物亭园图案，再下长方形蓝色边框印《朱子家训》，内印蓝彩人物故事图，中心为钱帖正文即“凭帖来取云字捌佰肆壹号十四底钱壹千文，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日”，在编号上加盖一人形戳记，钱数上盖“裕和德”戳印。右上角有一人形戳印，左下角印“汾府裕和德记”。此钱帖为钱庄取款凭证。

平遥蔚泰厚汇总庄执照，纵57厘米，横48.6厘米。题头为“度支部照”，内容为“京师商务总会禀汇兑庄商会牒称，请在山西省汾州府平遥县地方开设蔚泰厚汇总庄……本部刻与奏定银行则例相符，应准开设，为此发给执照，以资信守。宣统元年十月十九日给照”。上钤“度支部印”满汉阳文印，后为“部行”、“行”字朱批。此执照即蔚泰厚票号的营业证照。

平遥日升昌票号桂号银流水账：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长27.4厘米，宽17.5厘米。平遥日升昌票号印章落地章：清晚期。高3.8厘米，上宽5.4厘米，下宽4.7厘米。 钱贴铜币版：清晚期。长17.8厘米，宽9.8厘米，厚0.2厘米。

以上展区在三层

土木华章——古代建筑艺术专题。中国古代建筑是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以土木结构为主体，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巧妙地熔于一炉，独具魅力。无论单体建筑，还是城市园林，代有杰作。凝聚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精华，也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美誉。现存历代古建筑18000余座。雄浑壮美的唐、五代、辽建筑，严谨端丽的宋、金建筑，朴实豪放的元代建筑和精巧繁缛的明清建筑，或巍峨于通衢大邑，或隐逸于深山远村，成为历史变迁的无言见证。山西古建筑门类齐全,尤以宗教建筑数量众多。附属于其中的彩塑、壁画和琉璃艺术，已与古建筑融为一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本展厅分四个部分 ： 凝固音乐——古建筑艺术；古壁丹青——寺观壁画艺术；神工灵光——寺观彩塑艺术和流光溢彩——建筑琉璃艺术

石雕屋形龛：北魏。高57厘米，宽61厘米，厚8厘米。山西省大同市小站出土。

二十八宿彩塑 (8尊)，明，高111-122厘米。泥塑，山西省汾阳市太符观。

汾阳太符观，位于汾阳市东北的杏花镇上庙村。始建年代不祥，可见的最早记载为金承安五年（1200年）。现存建筑中，正殿名昊天玉皇上帝之殿，年代最久，保留了明显的金代建筑的风格；山门、东配殿后土圣母殿、西配殿五岳殿均为明代的结构。主要殿宇内均保存有比较完整的彩塑和壁画，从风格看，应为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时的作品。原有的紫微阁，建筑虽已不存，但阁中明代彩塑28星宿得以保存，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院（如上图）。

山西博物院官网贴图

28星宿如下：东方苍龙七宿,青色：角木蛟 亢金龙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南方朱雀七宿,红色：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马 张月鹿翼火蛇 轸水蚓；西方白虎七宿,白色：奎木狼 娄金狗 胃土雉 昴日鸡 毕月乌 觜火猴 参水猿；北方玄武（龟和蛇）七宿,黑色：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虚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獐。二十八星宿是沿黄道或天球赤道（地球赤道延伸到天上）所分布的一圈星宿，各主一个方位与时段，它们分为四组，又称为四象、四兽、四维、四方神，每组各有七个星宿，其起源至今尚不完全清楚。

山西是中国建筑琉璃最重要的产地。烧造技艺源远流长，相承不衰，代有佳作。

琉璃，是低温铅釉陶器的一种，色泽以绿、黄、蓝为主，还有酱、紫、黑、孔雀蓝、褐黄等色。中国的琉璃制作历史甚古，种类较多，而用于建筑装饰，最早当在北魏。隋、唐、五代建筑琉璃逐渐增多，史籍有所记述，惜已难见遗物。山西现存完整的建筑琉璃，最早在宋、辽、金时期，其后相承不断。色彩斑斓的琉璃构件，将中国古代建筑装点得富丽堂皇，熠熠生辉。为世界建筑史增添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彩莲蓬蹲狮香炉，元末明初，高57厘米，口径24厘米，釉陶，1982年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出土。

三彩莲蓬蹲狮香炉，元末明初，高57厘米，口径24厘米，釉陶，1982年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出土。香炉为寺庙内置放于佛像前用于祭供神像的焚香用器，是建筑物的附属构件。该炉为红坩土捏制，三足、两耳，遍施黄、绿、白三彩釉，色彩淡雅，风格古朴。其足形粗壮，上隅为呑口兽面，腹部雕“龙窜富贵”图案，耳下牡丹怒放，项下缠枝花纹纤巧细腻。炉口内莲蓬式炉盖，翘伏自如，其上仰莲瓣平台上雄狮竖起，张口吐舌，抓带戏耍，造型殊异。炉口内沿刻有：“已丑年壬申月已酉日辛时朱成造”铭文。两耳上则刻有“呼延”二字。为元明之际琉璃佳品。

酱黄釉狮子，宋，釉陶，山西省太原市南郊马庄芳寺出土。山西博物院官网贴图。

酱黄釉狮子，高33厘米。此构件为一狮蹲于筒瓦之上，为跑兽，该狮两眼圆睁前视，眉拧转，耳竖，阔嘴紧闭，鬃毛大卷。此构件用于建筑屋顶翼角上，封护两坡瓦垄交汇线的防水构件，根据建筑物的等级以5、7、9成组出现。

琉璃云罐，清，釉陶。山西博物院官网贴图。

琉璃云罐，高95厘米。黄绿釉云罐一般作为柱头使用大多套在木拄顶端。该云罐装饰纹饰分六层，底层为卷草纹，二层为水波纹，三层为双龙戏珠纹，四层卷草纹，五层为莲瓣纹，六层为罐顶。次构件多见于棂星门、木牌坊的门柱之上。

琉璃鸱吻：元代。高187厘米，宽124厘米，厚47.5厘米。原位于永乐宫重阳殿顶部。螭吻张口瞪视，尾端上扬。

元代自在观音像，通高195厘米，原存于山西省太原东岗村妙觉寺。

自在观音像，观音为一中年妇女形象，通体贴金，发式前分后髻，如意额子花冠压于发上，双辫垂肩，胸佩璎珞，肩披长巾，腰束抱腹，下体着长裙，随体起伏，右臂搁在屈起的右膝上，左手扶撑于座上，盘腿而坐，神情恬静、自在安详。其柔软的丝质衣裙隐显出身姿丰美轮廓。此像塑技高超，为元塑观音之佳作。自在观音，又名“水月观音”，一改佛教造像直立或打坐的成规，右腿曲蹲，左脚舒缓平搁，重心落在左胯，右手微抬微翘，左手为支撑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其姿态出色地凸现了观音流畅的线条和优美的身段。古代雕塑家既遵照了佛教的印相之规，又以特有的思想情感，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力，使作品打破了佛门中的清规戒律，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融入进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和人间世俗情感，其造诣之高深为今人称叹！

明代塑像，左右两侍女像为文水县马村征集，中弥勒像为高平市朝王山征集。

弥勒佛，高111.5厘米，泥塑。该弥勒佛大耳垂肩、微含下颌、目光自然下视、曲左腿、立右腿坐于台上、两手自然放于两腿之上、袒露上身、赤裸双足，貌似松弛，不失法度，正像世人所评论“似笑非笑，张显定力”。

壁画，在原地，它们所属的寺观中，你是无法如此真切、自在欣赏它们。精美，除了精美不知用何形容词汇。

诸菩萨众（下组图上）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位于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南北内槽前后四间栱眼壁外侧与后槽两梢间栱眼壁外侧。北内槽前间栱眼壁外侧绘三排五十八尊菩萨像，后间栱眼壁外侧绘三排五十五尊菩萨像，南内槽前间栱眼壁外侧绘四排七十八尊菩萨像，后间栱眼壁外侧绘七十四尊菩萨像，后槽北梢间栱眼壁外侧绘四排一百零二尊菩萨像，后槽南梢间栱眼壁外侧绘三排六十五尊菩萨像。上述菩萨像高33-35厘米，大都是头戴花冠、身着长衫、肩饰帔帛、两侧垂以飘带，色泽、式样各不相同。由于其色彩泛铅，部分菩萨的面部和肌肤已变成赭色或青色。菩萨像都身后置背光、脚踩云气、头顶祥云，使整个画面充满佛国仙境的氛围。

《说法图》，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至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山西省高平市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中部。

《说法图》（上组图下），画面之中，释迦牟尼端坐在中央佛坛之上说法，文殊、普贤左右相伴，阿难、迦叶二弟子恭手胁侍，坛下为听经的菩萨和僧尼。在其两侧绘有忍辱太子、华色比丘尼、转轮王舍身供佛等佛教故事。在华色比丘尼经变中，画师们系统展示了一位惨遭不幸的女性的一生：这位妇女和丈夫带着四个孩子外出，路上丈夫被毒蛇咬死，一个孩子被饿虎吞食，另两个孩子被洪水冲没，其间传来自己父母被火烧死的噩耗。接着，她被盗匪强迫为妻，盗匪为断其思子之念而将她怀中仅剩的婴儿杀死。匪首被官府逮捕后，她又被迫给匪首陪葬，最终被仙人救走而出家为妮。这位女性连续受难的场景，更衬托出华色比丘尼身世的悲惨。

整个画面除了佛教故事及佛教人物外，还有渔翁、农夫、织女、官吏等各种人物，亭台楼阁、殿宇廊庑等各种建筑，以及器皿、兵器、刑具等各种生活日用品，均为当时真实生活的再现，内容丰富、笔法工细、色彩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千手千眼观世音》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弥陀殿南壁西尽间。

《千手千眼观世音》（上组图中左），金皇统三年（1143年）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弥陀殿南壁西尽间。千手千眼观音，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系密宗题材。图中观世音各臂皆似从自身体中生出，或屈或张，层层叠压，形成一个庞大的圆形扇面。手中法器有天宫楼阁、刀茅、剑戟、灵花异草、神兽珍禽等。千手中千眼，则从不同角度注视着古往今来的参拜者。整个画面采用重彩平涂，色调以朱红、石绿为主，兼用黄白、兰、赭诸色及沥粉贴金，更增加了画面的动感。

宋绍祖墓石椁：北魏太和元年（477年）。2000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宋绍祖墓出土。

宋绍祖墓石椁，高240，长348，宽338厘米。由109件雕凿精细的青石构件拼装而成。外形为悬山顶式殿堂建筑，前设檐廊，面阔三间，一斗三升人字拱为目前所见最早。外壁雕多个铺首衔环，内绘有舞蹈、奏乐人物。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

2000年6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原雁北师院扩建工地发掘出土了一座北魏早期墓葬。出土的墓铭砖上阴刻“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25个字。这是一座有着明确纪年和精美石椁的北魏墓葬。该墓由墓道、2个过道、2个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中部置一仿木构石椁，石椁内壁绘有精美壁画，周围随葬以牛车为中心的庞大出行仪仗，是大同地区继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宋绍祖墓全长37.57米，墓室为砖砌单室，四角为攒尖顶，墓底距地表7.35米，中央是一座前廊后室面阔三间仿木结构悬山顶建筑的葬具——石椁，它坐北朝南，通面阔2.52米，通进深2.65米，鸱尾顶部距离铺地砖的高度是2.28米。这座石椁是宋绍祖墓中最为珍贵的文物。石椁置于宋绍祖墓墓室中央，石椁系砂岩雕制，主要有廊柱、柱础、斗拱、横枋、梁架、顶板、正脊、鸱尾、地袱、角柱、壁板、棺床等，据顶板上的石刻铭记“用公（工）三千”，“盐豉卅斛”可见工程量是巨大的，同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北魏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因屡遭兵燹，使得今日无迹可寻。古代文献对当时的建筑情况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敦煌公、幽州刺史宋绍祖夫妇墓葬中出土的仿厅堂木构建筑的石质葬具——石椁，展示了北魏太和年间单体建筑的规模和形制，显示和传达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

瓷苑艺葩：瓷器是土与火的结晶，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从商周原始青瓷，到明清景德镇的繁荣；从普通的民间用品，到华贵的“官窑”器皿。无数能工巧匠锐意进取，不断创新，赋予它形态各异的造型、千变万化的纹饰和奇幻瑰丽的色泽。瓷器既是实用器又是艺术品，体现着时代风貌与人文色彩。不但为国人所好，也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青睐。在我院收藏的北朝至明清瓷器中，以北方瓷器最具特色。有北朝青瓷、隋唐青瓷和白瓷，及宋代名窑瓷器等；山西作为宋元时期北方重要的瓷器产地，其产品朴实粗犷、独具风韵；元代以来，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五彩斑斓的彩瓷作品，将中国陶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本展厅分两个单元：质朴的北方窑瓷器和绚丽多姿的彩瓷。

白瓷粉盒，北宋，太原市出土；白瓷褐彩牡丹纹盒，北宋，太原市金胜村出土；白瓷玉壶春瓶，元，襄汾县出土。

白瓷粉盒，高6.1厘米，最大径6.1厘米；白瓷褐彩牡丹纹盒，高3.5厘米，口径11.5厘米。浅腹，卧足，盖面略鼓。盖面绘折枝牡丹纹，牡丹花枝舒卷自如，花叶错落有致，花朵丰硕饱满，盖面边缘饰不连续的卷草纹一周，整幅画面生机盎然，动感十足。胎质较细，胎色土黄，通体施白色化妆土和微微闪黄的透明釉，卧足内外化妆土和釉皆不匀；白瓷玉壶春瓶，高26.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14厘米。

元代以后，青花、釉里红烧造的成熟，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完美结合。明清彩瓷，形成中国气派和时代风格。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元，高28厘米，口径20.9厘米，腹径32厘米，底径20.4厘米。圆口，短颈，广肩，腹部上鼓下收，假圈足，胎骨厚重，釉色青白，外壁绘青花纹饰。纹饰分四层，口为波涛纹，惊涛拍空，肩为缠枝石榴，花盛叶茂，腹绘缠枝牡丹，雍容华美，胫部为方莲瓣纹。青花呈色浓艳，青料聚集处锡光隐现，这些特征系使用高铁低锰的进口钴料所致。牡丹纹花瓣和叶子上刻划经脉，抚之凹凸感明显，这种装饰方法为此罐仅见，独具一格。该罐造型饱满，纹饰华丽，色彩深沉，为元青花之典范。

霁红玉壶春瓶，清乾隆。高31厘米，口径9.3厘米，腹径20.5厘米，底径11厘米。撇口，细颈，圆鼓腹，圈足。器型秀美，胎体坚致，釉面光润，口为"灯草口"，足脊圆凸如"泥鳅背"。外底青花双圈内有“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粉彩婴戏图碗，清·嘉庆，高5.6厘米，口径11.2厘米，底径5厘米。撇口，弧腹，圈足。胎体坚致，釉面滋润。碗身外壁绘婴戏图，婴童共计62人，婴童圆首双髻，衣着鲜艳，或手持灯笼，或双手捧桃，或燃放炮竹，表情可爱，甚是喜人。甚是喜人。外底署三行六字矾红篆书款“大清嘉庆年制”。

黑釉剔花罐（左图）金代。高22.6厘米，口径10.5厘米，腹径37厘米。通体施黑釉，肩部剔卷草纹，腹部缠枝牡丹

黑釉铁锈花玉壶春瓶（中间）：金代。高28.5厘米，口径7.5厘米，腹径16厘米。1983年柳林县薛村出土。

黑釉铁锈花玉壶春瓶，侈口，细长颈，鼓腹，矮圈足。造型典雅，通体施黑釉。腹部绘铁锈色草叶纹，寥寥几笔，似不经心而逸趣横生。草叶浸在黑釉中，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文静深沉的美感。黑釉铁锈花装饰颇具山西特色。

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右图）：明代。高11.7厘米，口径15.3厘米。1960年山西省大同市大王庄出土。

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腹外壁青花书波斯文字三段，系节选自波斯诗人萨迪《果园》诗集。内底有“天顺七年（1463年）大同马”款，内壁有“大同马氏书”字样。这是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明代“空白期”的标准器。

德化窑达摩坐像：明代。高33厘米，座宽16厘米。

山川精英：玉，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古老而神秘的山川之灵，晶莹其质，典雅其色。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人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灵性，象征纯洁与美好，代表高贵与神圣，被人格化而又超乎自然。如影随形七千年，至今不弃不离，玉崇拜深深地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俗之中。历代能工巧匠，用鬼斧神工般的技艺，琢玉成器，并赋予丰富的内涵。祭祀神灵，与天地人神共语；佩戴装饰，彰显身份和品行；敛葬辟邪，希冀玉般不朽；陈设赏玩，追求高雅和富有；生活实用，享受愉悦和温馨。本展厅分五个单元：礼仪器；佩饰器； 丧葬器；陈设器和生活用器。

玉琮，新石器时代，山西省柳林县出土；谷纹玉璧，战国；玉鼓，西周，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玉琮，高23.5厘米，射高2.4厘米，宽6.1厘米，孔径4.5厘米。玉质深褐色。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穿一孔，上下均出射。每面中央有一垂直凹槽，并以较粗的横刻阴弦纹为界，将器体分为八节。每节均依边棱为中心线饰4组简化兽面纹。全器共三十二组，制作规整；谷纹玉璧，外径23厘米，孔径9.6厘米，厚0.7厘米，玉质淡绿色，局部有氧化现象。扁平圆形。内外缘有凸起轮廓线，两面雕琢隐起的谷纹，纹饰密集而均匀，器形规整，为春秋战国时期典型器；玉鼓，高5.7厘米，宽6.2厘米，厚3厘米，玉质黄绿色。圆雕。椭圆形鼓面，鼓腔短于鼓面，鼓上部正中有一半圆形凸起，中有穿孔，两侧对称饰一兽首，突出两个瓶形兽角，鼓面单阴线刻三个同心圆。长方形底部有三个贯通的圆孔。玉器中鼓的造型颇为少见。

玉璜，陶寺文化，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M22；玉马，西周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M63出土；玉玦，商，黎城县北桂花村

玉璜，约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文化。长 9.3厘米，宽3.1厘米，厚0.18厘米。玉质白色。整体如璜，似龙形，一端为龙头，矩形张口，龙角前伸，另一端齐平，有单钻圆孔，拱背部有四组脊棱；玉马，高5厘米，宽7.7厘米。青玉泛黄。圆雕。马为站立姿式，前腿直立，后腿略弯，膘肥体健，低头呈静思状，以双阴线勾勒表现马的肌体，比例准确，好似一幅标准的解剖学原理的作品；兽形玉玦，直径3.8厘米，厚2厘米。玉质泛黄钙化，局部有沁斑。整体为一兽形，兽身蜷曲呈“C”形，首尾缺口处有切割痕，颈部有一穿。头部前伸，吻与鼻前突，双耳下垂，吻部皱纹线条较宽，具有猪首的形象特征。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此器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形态特征相同，应是受红山文化影响产生的器物。

玉蝉，西汉，1985年山西省朔州市平朔露天矿仓库区出土；玉猪，汉，1982年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汉墓出土。

玉蝉，长6厘米，宽3.1厘米，厚0.5厘米。玉质青色，局部有沁斑。扁平体，蝉形。双目外凸，简单几刀刻划出头部，背部两条弧线表示双翼，腹部五道阴线，表示腹纹，尖尾。线条简洁明快，为典型的“汉八刀”。汉代玉蝉多为丧葬用玉，是死者口中所含玉饰，又称玉琀。用蝉作琀，取其蝉可蜕变成虫，意为可转世，有再生之意；玉猪，高3.5厘米，长9.7厘米，宽2.2厘米。玉质土黄色。猪作伏卧状，形体肥圆，四足曲卧，缩颈昂首，两眼圆睁，嘴部突出，两耳向后，短尾上卷。汉代玉猪大多较为抽象，如此形象写实，较为少见。

玉覆面：上左（西周，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出土）、上右（汉，1984年山西省宁朔露天煤矿出土）；下左（战国，1995年山西侯马市出土）；下右（西周，1980年山西洪洞永凝堡出土）

在晋侯缀玉覆面最精致的一组出自62号墓。此套缀玉覆面由48件各色玉饰组成，每件玉饰上均设计有对穿孔，用于系缀在纺织品上。其中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面部轮廓则以大小相近、形状相同的24片梯形三齿玉饰环绕。眉、眼以碧玉制作，额角的虎形饰，曲腿蹲，回首观望，颇具动感。48个小玉件巧妙地合成人的五官七窍，形象写实如生，色彩斑斓，夺人眼目。虽然由这些精美玉饰所佑护的古人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这些玉片却仍然守护着历史，留给后人无尽的唏嘘。

在死者脸部饰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发展为缀玉覆面。古人认为，玉能防止灵魂出窍，使尸体不朽。一般情况下，缀玉覆面只有王室、诸侯贵族才能使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僭越现象时有发生，中小贵族也开始放弃石覆面而使用玉覆面作为殓具。到了汉初，逐渐复杂化，发展为覆盖全身的玉衣。可以说，两周玉覆面为汉代的玉衣殓葬开了先河。缀玉覆面是晋侯墓出土的典型葬玉。《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方尺二寸，赪里，著，组系。”郑玄注：“幎目，覆面也。”覆面，又叫幎目、瞑目，是一块盖在死者脸上的表黑里红的方形布帛，其上缝缀代表面部轮廓和五官的各种片状小玉饰，入殓时刻有纹饰的一面朝下，覆盖在墓主面部。由于纺织品难以保存，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小玉件。

玉人：西周。高6.3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

玉人由头发、身体和腿部三部分组成，有上下直通的穿孔可将三部分串连起来。头发碧玉雕刻，发梢齐额；人体黄褐色圆雕，阔鼻平嘴，耳下有坠饰。以三角等纹饰来表现衣纹。胸前刻对称的圆圈纹，束腰，双臂下垂，下端略呈梯形。墓主人为晋穆侯次夫人。

神面纹玉戚：新石器时代。高20.6，宽13.1，厚0.4厘米。1964年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出土。

神面纹玉戚，玉戚的表面为线刻，一侧为神人半侧面头像，头戴冠饰，披拂长发，眼眉清晰可辨；另一侧为一方形台座上置神人冠饰形象，神秘威严。新石器时代的玉戚象征着军事统帅的权利，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省黎城县的玉戚则蕴含有更深远的历史背景。

戚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其形状很像后世的斧子，实则也即是古代体型较小的一种斧钺。戚的体形窄长，刃略成弧形，使用时后方装有方形的柄，戚比钺体略窄，有微凸的阑，即横挡，因其刃较长而常用于做斩首的刑具，由于戚在格斗中的杀伤效果远不如戈、矛，所以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礼仪阵仗中使用的礼器，或是用作乐舞时的道具。《尚书》中有《西伯戡黎》，记载的是商纣王与大臣祖伊在得知“西伯”战胜黎国之后的一段对话，“西伯”是谁，目前在史学界还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是周文王，有人则认为是周武王，但是不论是谁，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由今天陕西岐山一代的周国长途征战而战胜山西长治黎城县一代的黎国，当属无疑。据史书记载，黎国本属东夷的“九黎”之后，几经辗转迁徙定国于今山西黎城一代，其文化带有明显的东夷特点，这件出土于黎城的神面纹玉戚，时代较之史书更为久远，而其工艺之精，等级之高，远超乎人们的预料，是否在新石器时代，黎城地方就已经具有了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国家聚落，或是黎国的建立和兴盛也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一切都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现与证明。

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玉器

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玉器，器型多样且小巧玲珑，精致。玉器用料考究，颜色多样，每一件都工艺精湛。和赵卿出土的玉器相比，更大气。

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玉器

龙纹玉环：西周。直径15.6厘米，孔径6.8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两面相同，刻两条蟠卷龙纹。双龙首尾相追于涡旋线和卷云纹之间。双龙之间的空间刻有卷云纹。纹饰皆以双钩技法雕琢，线条婉转流畅又富于变化。墓主人为晋穆侯次夫人。

青玉镂雕人物山子，高14.4厘米，宽12厘米，厚4.5厘米。玉质青色，局部有烤色。通体镂空，正面镂雕洞石、柞树为背景，中央为一站立的老者，高额头，长须，身着宽袖长袍，脚踏如意云朵，左侧上方为飞翔的仙鹤，底部有一龟、灵芝。背面，背面站立一童子，身后一鹿紧紧伴随，背部衬以仙鹤、柞树及山石。底部有孔。褐色玉皮“巧作”柞树枝叶，镂空采用孔钻法，表面有明显的管钻孔痕，为宋元时期的琢制技法。

青玉童子骑象，高8厘米，宽10.9厘米，厚3.8厘米。玉质青色。立体圆雕立象。身躯丰腴，前腿略弯，后腿直立，头向下弯至右侧，长鼻向内卷曲。细长竖眼，两大耳贴身。背上铺一毡毯，毯上饰蝙蝠、江崖海水及云纹。象臀部凸雕一爬伏童子，圆脸，头顶小帽，左手握刷，右手持一长锥，正在洗刷毡毯，生动有趣；青玉佛手，高8.3厘米，宽8.9厘米，厚4.9厘米。青玉。圆雕。为一根枝叶长出的二组立形佛手，指多而密集，指尖弯曲，一侧镂雕枝叶，根茎盘绕形成器足。佛手本为柑橘类植物，因其形似人手而得名，是清代玉器常见的题材。称之“佛手”，意为佛之手，有吉祥、幸运之意。佛手多指，“指”与“子”谐音，意为多子多福。

兽首活环双鱼纹洗（左），清，山西博物院藏；青玉人物山水图山子（中），清；青玉龙纹宝月瓶（右），清。

兽首活环双鱼纹洗，高4.5厘米，最宽20.5厘米。玉质白色，有黄褐色沁斑。洗为八曲花形，口稍撇。两侧各有一耳，耳面饰兽面形，其下套一活环。腹外壁浮雕吉祥八宝，即法轮、宝伞、金鱼、宝瓶、莲花、法螺、盘长、白盖。内壁晶莹光滑，内底凸雕两条游动的鲶鱼及莲花，寓意“连年有余”，底有四矮足。整体碾磨细润，雕工精湛，是清代中晚期习见的器物。

青玉描金花瓣碗（上），明，山西博物院藏；

青玉描金花瓣碗，高4.5厘米，口径12.3厘米，底径6.5厘米。玉质青色。碗为六曲花瓣形，薄胎呈半透明，口沿外侈，浅腹，平底，花瓣形圈足外撇，足宽大。碗外壁满饰六组描金西蕃莲纹，圈足饰朵云纹，其纹饰为阴刻后描金。从器形、纹饰及制作手法均仿痕都斯坦玉器制作。痕都斯坦为南亚古地名，在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痕都斯坦玉器的特点为胎体轻薄透明，以植物花叶组成几何图案，纹饰繁缛，清乾隆时期宫延、民间大量仿制。

方圆世界：中国古代货币，以金属铸币为主，产生于夏商，终结于清末。数千年间连绵不断，并影响到邻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馆藏的中国古代钱币，品类丰富，绵延有序，珍品诸多。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货币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研究古代的社会经济、冶金铸造,以及文字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本展厅按时间段划分七个单元：先 秦（前17世纪—前221年）；秦 汉（前221—219）；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0）；隋唐五代十国（581-959）；宋（960—1279）；辽、金、西夏、元（916—1367）和明、清（1368—1911）

海贝，保德县林遮峪村商墓出土；“无终”三孔布，战国，襄汾县发现；东周方足布，战国，阳高县天桥村出土

海贝，商，1971年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商墓出土。长1.5－2.2厘米，最宽处1.2－1.6厘米，重0.7－1.6克。货贝，通体白色，椭圆形，腹面较平，面正中一道贝齿，背部凸起部分磨平。根据出土货贝穿孔形制，可分为小孔式、大孔式、背磨式三个阶段。墓葬共出土的112枚海贝，形制全部为第三阶段的“背磨式”，由此可以判定这批贝币为殷商晚期货币。这批海贝与同时出土的铜贝一起与车马器同出，应该是做为车马饰的装饰品，与黄金饰马有相同的经济意义，是体现财富的象征。

“无终”三孔布，战国，1986年山西省襄汾县发现，通长5.9厘米，足距2.65厘米，重7克。铲形、圆首、圆肩、圆足、弧裆，首部及两足下端处各有一圆孔，故称为“三孔布”。面文“亡 ”，释“无终”。无终，地名，地望与国属未定，待考。目前存世“无终”三孔布仅此一件，孤品。三孔布于清嘉庆年间始见于著录，至今所发现的三孔布有31种，是先秦货币中罕见之珍品，其中除“宋子”、“无终”收藏于国内文博单位外，大部分流散于国外。

东周方足布，战国，1963年山西省阳高县天桥村出土。通长4.7厘米，肩距3.6厘米，足距2.8厘米，重4.5克。铲形、平首、平肩、方足、平裆。面文“东周”，背无文。东周，大系及多数专家均将其归入两周方足布，但其出土地点、形制特点及文字书写特点等特征，或应归属于三晋方足布，“东周”二字出现的原因，仍有待于考证。此枚东周布为孤品，存世极罕。

汉五铢铜范（S3079，新莽大泉五十，1984年太原市电解铜厂拣选；汉金饼，1961年太原市东太堡村西汉墓出土。

五铢铜范（S3079）长29.3厘米，宽8.3厘米，厚0.8厘米，重1481克。铜质母范，范呈长方形，上端突出为浇口，刻半圆浇槽口通范面，槽两侧阴刻“五铢”钱面范2排，每排8枚，范背面有2横梁式支足，一侧铸阳文“□”，未释；大泉五十，直径2.85厘米，重10.78克。方孔圆钱，肉好周廓，面文“大泉五十”。西汉莽居摄二年（7年）始铸大泉五十，规定一枚当五十枚五铢钱。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时，定为“六泉”之一。大泉五十经历了四次币制改革，贯穿新莽始终，是新莽铸币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此遗世数量较大。大泉五十版别较多，重量及书写特征多有变化，这一枚应为初铸时期的标准型。

金饼，圆形，面内凹。錾刻有“令止”、“吉”等十余字，尚无确释。此墓同出金饼共五枚，形制相同，除一枚无文字外，其余刻文重量有别。从置放金饼的“代食官司糟锺”推知，应同属西汉初年代王府中之物。据史：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将黄金铸成麟中趾马蹄状，以表祥瑞，因此，这五枚金饼又被称为“麟趾金”。

四铢（60B541），南朝宋；常平五铢，北齐；汉兴 （63B499），两晋·成汉（304—347年）

四铢（60B541），南朝宋，直径2.25厘米，孔径0.95厘米，重1.55克。方孔圆钱，面背肉好周廓，面文“四铢”，横读。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始铸四铢钱，钱文“四铢”，重如其文，其铸行不久，民间即开始盗铸；常平五铢，北齐，直径2.45厘米，孔径0.9厘米，重 3.51克；方孔圆钱，面背俱有内、外廓，面文篆书“常平五铢”，顺读。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四年（553年）始铸。 钱文书法为玉筯篆，文字舒展有力，轮廓清晰， “平”字上笔接郭，看上去似与横廓共用一横，今为篆刻家借鉴入印。“常平五铢”，虽大小不一，但制作颇精。传世有背四决文小型常平五铢及星月压胜钱等，当为私铸或后铸。常平五铢是北朝钱中存世较多的一种；汉兴 （63B499），两晋·成汉，直径1.8厘米，孔径0.55厘米，重1克。方孔圆钱，面有内、外廓，背平素，无廓，面文隶书“汉兴”，直读。晋十六国成汉国李寿改大成国号为汉并改元汉兴（338年）铸行“汉兴”钱，是中国最早的纪年号钱。其钱文有直读、横读两种，两品类中直读者存世较多，横读者存世较少。

开元通宝（背孕星），唐；开元通宝（隶书），南唐（937—975年）；高昌吉利，1984年电解铜厂拣选。

开元通宝（背孕星），唐，1984年电解铜厂拣选。直径2.3厘米，孔径0.6厘米，重4.0克。方孔圆钱，窄廓小平，圆穿铸造倾斜。面文“开元通宝 ”对读，背面有星月纹。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五铢，改铸开元通宝。开中国货币宝文称谓的先河，后世效仿沿用了一千多年。版别较多。初唐“开元通宝”币文为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为“初唐短一元”版式。其它版式繁多，各有风格，面文“元”字有左挑、右挑、双挑等区别，有些钱币背面还有星点、星月及各种月文等。开元通宝直径八分，每文重二铢四絫，十枚重二十四铢，恰合一两，这是后世两以下十进位衡法的由来。

开元通宝（隶书），南唐（937—975年），1984年电解铜厂拣选。直径4.3厘米，孔径1.1厘米，重20.5克。方孔圆钱。大型。肉好周廓。面文“开元通宝”对读，书体凝重，劲显唐钱风格。

高昌吉利，唐，1984年电解铜厂拣选（独立柜展示）。直径2.9厘米，孔径0.7厘米，重13.5克。方孔圆钱。铸制不佳，钱体厚重异常。面文隶书旋读，形制厚重。面文“高昌吉利”已成漫漶状，旋读，光背，钱体重，文字古拙，据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的唐代墓葬考古发现证实，此钱铸于唐统一新疆以前的麴氏王朝，存世甚罕。唐初高昌国钱币。

大观通宝（小平钱）北宋；宋元通宝，宋；建炎通宝（楷、篆小平对钱），南宋；均为1984年太原电解铜厂拣选。

大观通宝（小平钱）直径2.5厘米，孔径0.6厘米，重4.5克。方孔圆钱，面文“大观通宝”对读。钱文锈色均好。小平直径约为2.4厘米左右。大观通宝版本区别主要看尺寸。折的数越大钱币的尺寸就越大；宋元通宝，直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方孔圆钱，钱文形制模仿开元、周元通宝。面文“宋元通宝” 对读。建隆元年（960年）年始铸，有铜、铁小平两种；建炎通宝（楷、篆小平对钱），楷书：直径3厘米，孔径0.8厘米，重7克。篆书：直径2.9厘米，孔径0.8厘米，重6克。方孔圆钱，肉好周廓，铸工尚算精整。面文“建炎通宝”对读。建炎元年（1127年）铸，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铜铁钱。篆、楷二体，版别复杂。

大康通宝（银钱），辽，电解铜厂拣选；千秋万岁，辽，1984年太原电解铜厂拣选。

大康通宝（银钱），直径3.7厘米，孔径0.8厘米，重29.5克。方孔圆钱。体厚重，宽廓。面文“大康通宝”清晰旋读。辽钱。大康年间（1075-1084）铸，另有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大钱。旋读，为辽钱中罕见之品；千秋万岁，直径4.2厘米，孔径1.1厘米，重41.5克。方孔圆钱，折十，厚重雄浑中沧桑尽现，面文“千秋万岁”旋读，书法古拙。传辽钱，据《泉志》引北宋李孝美语，此钱径三分，辽使带来。说明辽国曾经通行。传世千秋万岁钱有大小多种版式，五代时各地都有铸造，多出自与宗教寺院有关的遗迹和遗址之中，当是以供养钱入藏的，可能是一种当时用于馈赠赏赐的特殊钱币。

贞祐宝券五十贯钞版：金代。1978年山西省新绛县梁村出土。

贞祐宝券五十贯钞版：金贞祐年间(1213-1217）铸。长33.7厘米，宽17.9厘米，重5652.5克。钞面上方五组钱串图案表示五十贯。与其他地方所出贞祐宝券“诸路通行”不同，钞面文字中有“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字样。金钞文真书，顺读，这在金代所发现的钞版中也极为少见，存世极罕。为研究金代货币制度提供了可靠地实物数据。金人造贞祐宝券是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及通货膨胀，后因滥印和不能兑现而停止流通。

洪武通宝（背“济”），明；同治重宝（部颁样钱），清；顺治通宝（光背），清；1984年太原电解铜厂拣选。

洪武通宝（背“济”），直径2.3厘米，孔径0.5厘米，重3.1克。方孔圆钱，小平，廓较宽，面文“洪武通宝”对读。此钱阔缘光背，楷文直读，极少见。背济，至极美品，较为规整，铸工尚好，钱文端庄有力，包浆亦佳。 洪武元年（1368）铸，与大中通宝形制基本相同。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和折十几等。钱背也有记地和纪值。一般纪值不记重；同治重宝（部颁样钱），直径3.4厘米，孔径0.7厘米，重12.5克，外廓0.5厘米。方孔圆钱，字迹规整。此钱缘阔，钱文、形制俱佳，流畅自然，铜质纯净，制作精工。宽廓、钱文端庄凝重，纤毫有规，为部颁样。面文“同治重宝”对读，背纪值当十及满文纪局“宝源”。清钱。同治元年（1862）铸。同治重宝有宝巩当五钱及各局的当十钱，其中除泉、源、云、巩等局开铸外，他局仅见部颁母钱或样钱；顺治通宝（光背），直径2.6厘米，孔径0.5厘米，重4.5克。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铸，方孔圆钱，宽廓。字迹精美清晰。钱背无文字纹饰，生坑钱。钱文、锈色均好。

本展厅内的晋博精品：大明通行宝钞中书省二百文；“□□□黄釿”耸肩尖足空首布，因行程太过匆忙无缘见面，遗憾！

以上展区在四层

感谢大家和鱼一起品鉴晋博，下期交城玄中寺！

注：展馆及展品介绍来自山西博物院和太原道两家网站，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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