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适内容（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佚信）

以学术为使命的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融会贯通，增广见闻，为把自己活成一部“活的书”而时刻准备。为学之道，是将长时期修养积累的成果构成一个封闭体系为好？还是将自己作为某种媒介，让汇聚此间的问题经过思维辩证之后启发出他人更多的探索为好？

笔者无学，现把关于顾颉刚著述的文献学方面的几个“得其间”的零星观察作一呈现，一方面是公布闻见，一方面也是提出问题，希望海内读者共赏之后能够有以教我。

一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一段话：

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也分作三编。……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第 2页）

查2006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古史辨自序》手稿，发现引文中“很多”的“很”字，在手稿中写作“儘”字（图 1）。

（图1）“很多”的“很”字在手稿中写作“儘”字。

这个“儘”字，在手稿下一页也可就近找到一例（图2）。这一处“儘”字，在排印文字里就作“儘”。其实只要看到影印手稿第4页“儘”字左边十分清楚的单人旁，就可以知道并不是“很”字。至于该字右边的“盡”形，在手稿第8页也可找到一个参照物（图 3）。

（图2）此页上的“儘”字，在排印文字里就作“儘”。

（图3）“儘”字右边的“盡”形，在此页可以找到一个参照物。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手稿上写的确是“儘”字，排印文字中的“很”是一错字，大概由于“儘”字书写在红色边线上、写得较小、右旁“盡”的行草体易与“艮”形相混而造成。后世所有的 《古史辨自序》版本，都作“很”。然而，“儘多”与“很多”在语意上几乎无所差别（关于“儘”的大量语例，可参《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1719—1720页）。所以这个排印的错字，词不害意，顾氏校对时应该不会措意，甚至根本没有发现。

不过，在手稿本与排印文字之间，也有一些文字变化可以确定是顾颉刚有意识修改的结果。例如《自序》谈到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的学术进展，提及在笔记中围绕着若干题目搜集材料，其中一个题目是：

春秋战国时的书籍 （著作、典藏、传布、格式等）。（第59页）

而在影印手稿的第218页，并没有括号内的“著作、典藏、传布、格式”等文字，这样的内容，一定是顾颉刚本人加上去的。添加的时机是交付手稿之后，顾氏拿到排样稿之际又做了一番修改。

以上是在字句层面，举了两个《自序》文字前后变化的例子。笔者还想以一张纸面为单位，立体地透视一下这张纸面上的墨迹：哪部分是先写上去的，哪部分是后写上去的。今以影印本第 571页也即《自序》最后一页为例（图 4）。

（图4）影印本第571页，即《自序》最后一页。

在这一纸面上分析出时间层次的关键线索，乃是落款的书写位置必定要与最后一段正文隔开几行。因此，这一面于4月16日最初写完的样子，应当如（图5）所示（我们这里先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右侧阴影部分的文字暂不考虑在内）。

（图5）应是（图4）于4月16日最初写完的样子。

在（图5）的基础上，顾氏进行了第一轮的修改，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是在（图5）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轮修改。

两个红框里面的文字增删，是同一轮改动的结果：既然在原先的最后一句话后面又添写一段话，那么原先落款的位置必定要移左，于是把原有落款划去，新的落款日期是4月19日。这两处红框的一增一删，可以作为特定一轮修改流程的标准，用来归类其他文字。此后顾氏再进行一轮修改，把落款改为 4月20日，也是“草毕”的日子（图 7）。

（图7）再进行一轮修改，把落款改为4月20日，也是“草毕”的日子。

同样，紫色方框虽然只在这一页上，但也可以涵括其他页面上的许多修改文字，将其归为同一个时间层次。以上只是单纯根据落款位置与正文末行之间的距离这一惯例，将此一纸平面立体地分为三层。而一旦我们探寻《顾颉刚日记》关于写作《古史辨自序》过程的记述，还会发现特殊的标志。4月10日，记载 “草自序三千余言（初稿毕）”。在此后的阶段，4月12到 15日都有“改”或“修改”自序的记载。4月16日的用词是“修改增作自序三千言”。17日是“修改”，18日是“略改”。4月19日又是“修改增作自序廿余页”。4月 20日是“修改增作自序十余页，毕”。

可以看到，顾氏在 16日、19日和20日 （也即影印手稿的三个落款日期）对文稿的处理，在《日记》中都用“修改增作”这样特殊字眼来记载；每次“修改增作”的结果，都会相应调整落款。与《日记》相联系，上举关于时间层次的第一图（图5）所示，是16日“修改增作”的结果，估计在这次“修改增作”之前，应当有一页的落款日期是 “4月10日”，由于改作而废弃。第二图（图6）所示的红色方框，就是19日“修改增作”的标志，几乎可以确定右侧红色方框中的文字就是19日当天加上去的。第三图（图7）所示紫色方框，就是20日“修改增作”的标志。

初步打捞梳理《日记》的“过程记述”，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月12日开始写初稿，但大约一星期即收束。2月22日星期一（正月初十），“作《古史辨》自序三千余言（第二次稿）”。现在影印出来的手稿，其基底就是所谓“第二次稿”，顾氏后来的写作、修改，都是循此延续与展开。这次重新开头后，工作了约两个星期，顾氏在 3月6日总结此前两度的工作，说：“古史辨自序，一月中起初稿，并集材料，约费一星期。近两星期中作二稿，每星期可得五日，上星期作两万字，本星期作一万字。此为予生平第一长文。”这次作文，到3月8日又暂告一段落，此后他骛。3月18日晚，顾氏的红颜知己谭慕愚“将所草序文看毕”，第二天顾颉刚又重启了写作工作，这次没有另起一稿。此后就是写作与修改的穿插进行，大约3月24日以前是 “作”，从 25日开始“改”，此后也间有“作”。然后就是上文提到的4月10日的 “草自序三千余言 （初稿毕）”（按这里的“初稿”其实是“第二次稿”的不同说法），以及后续的修改与“修改增作”。22日“草毕”之后，顾氏还有看排稿与清样的记载，当然对文本又有所修订，尽管体现不在影印稿本上，但可以通过对比出版物与手稿以显其迹象。

既然一方面有 《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自序》写作的“过程性”记载，另一方面还有影印手稿与最终排印文字这两份“产物性”的文本（手稿上的修改也有“过程性”），那么我们就有一定的条件，能够为《古史辨自序》中的文字或“文字群”赋予时间的维度，做出时间层次的大致分析。笔者的上述“手稿学”探索，极为初步。要想进一步细化，顾氏《日记》述及写作与修改工作，多有“若干千字”、“若干页”的量化记载，也许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数字联系到手稿上去，尝试进行细数与爬梳。

二

由上一节我们已经见识到了《顾颉刚日记》纪事之详明有法——手稿上落款的动作，在《日记》中都有特殊的用词记载。现在我们从《日记》上另一则关于书写信件的记载说起。

1935年5月12日，是一个星期日，顾颉刚进城，有“到书社，写适之先生信”的纪事。找寻《顾颉刚书信集》中顾颉刚致胡适的信，没有系于这一天的。幸运的是，这封信没有佚失，目前正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藏书的其中一册里。这封信的“集外之信”的性质是笔者发现的。它的日期的考定，是郭永秉老师启发笔者的。现在将它公开，则是受到北大图书馆特藏部邹新明老师的授权与允可。下面详述原委。

2016年9月，北大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庆贺此事，举办了名为“胡适与北大”的专题展览。笔者参观时，得见展品中有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两页书信原件。当时检查《顾颉刚书信集》，发现是一封佚信（图 8）。

（图8）2016年9月“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上展出的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两页书信原件。季琳超摄

笔者再将行书作释文如下：

适之先生：

兹将闻宥先生所作 《字喃》一文奉上，此文，东洋学报曾介绍过，称为日本人尚未研究过的问题。又其可担任之课，另纸录上，未知有可备择取者否？

王同春一文，奉上。先生近来提倡传记文学，我很想把这人的行事继续搜求，写成一篇比较可读的传记。未知应如何写法？乞给我一个指导。

又浦江清君向绍虞介绍徐声越君，闻此人确甚好，惜因燕京同人与外界太不接触，故不敢请他方学者，必在先前曾在燕京授课中人选择，以致未能推荐成功。如先生有意用他，当嘱浦君将徐君著作奉上。

学生顾颉刚上。十二日

这封信的内容，具有应酬色彩，目的也十分明确：一是向胡适推荐闻宥，二是呈上自己的“王同春一文”请教，三是代浦江清向胡适推荐徐震堮。

关于这封信，邹新明老师又惠赐两项重要信息。首先是这两页书信夹在胡适藏书的闻宥《论字喃（Chu Nom）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抽印本中，抽印本有闻宥题记：“适之先生教正，闻宥上。”现从这封信来看，胡适藏书中的这一抽印本，就是顾氏信中所言“奉上”的“《字喃》一文”，其来历是闻宥为了谋职转托顾颉刚献给胡适的。

邹老师还提供了特藏部关于此封书信的考证：“顾颉刚致胡适。信末仅署‘十二日’。信中所提‘王同春一文’，即《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先后发表于 1934年末《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和1935年的《禹贡》杂志，故此信大致写于1935年前后。”这就涉及书信写作时间的问题，如果尝试精准确定写信日期，还应当参考《顾颉刚日记》。笔者曾继续沿着“王同春一文”的线索，并引据《禹贡半月刊》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改稿）》“前记”所述的修改过程，联系《日记》中写作此文的时间记载，把此信写作时间定在了1935年1月12日。顾氏随信呈上的“王同春一文”，初以为是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初稿》；言“乞给我一个指导”，表明顾氏希望胡适能像后来 《改稿》“前记”中提到的吴文藻、张星烺、赵泉澄等学者帮助顾氏充实材料一样予以写作上的援助（《改稿》于同月27日写成）。虽然当日《日记》没有“致胡适书”这样的记载，本以为这可以说得过去。不过笔者也从信中为闻宥谋事的内容联系到闻氏去向的问题，据查闻氏1935年夏天离开北平，所以把这封信理解为年初为之求情。

与郭永秉老师交流之后，他怀疑闻氏夏天离开北平，年初求情也许太早。他提示笔者检查下面几个12日的《日记》。虽然顾氏写完王同春传记《改稿》两天后就回南方，一直到5月 2日才返校。但5月12日确实有“到书社，写适之先生信”的记载。这当然是考定书信时间的最有力证据。那么，我之前猜测的顾氏为王同春传记《初稿》求助于胡适，也是本无其事了。《日记》显示，5月上中旬，胡顾走动频密，不止顾氏多次进城拜访，胡适也在5月9日、16日、23日三个星期四光临西郊燕京大学讲演中国哲学史。5、6月间，顾氏常有为推荐人才这样的事务而写信求助胡适的事例，涉及人物除了本信提到的闻宥和徐震堮，还有周一良、杨向奎、高去寻等人。顾氏写完这封5月12日的书信，13日下午“到在宥处”，估计也是谈论去留问题。

这封信能够以正确的时间坐标，面世以飨同好，需要在此敬向郭永秉老师和邹新明老师表示十分的谢意。

此外，笔者还留意到一封未收于《书信集》但先已发表在别的报章上的顾氏致红学家吴世昌的信（《书信集》本无“致吴世昌”条目）。吴世昌将其节录作为《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伪”谬论》一文的附录，初次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79年第9期，后收入吴世昌1980年文集《红楼梦探源外编》。先把文字转引如下：

子臧我兄：

四月中奉上一函，即承将杨译本红楼梦一部见赠，又蒙将港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及 尊著关于石头记论文（自订本）等书见借，不胜感荷。

我想写的一篇论文，为《由于脂砚斋的封建思想而破坏了曹雪芹的写作技术》，兄以为如何？写成后当先奉正也。

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问好！

顾颉刚 一九七九，七，十八

内中除去括号里的 “自订本”三个字是吴世昌的注释，以及被省略号略去的内容，剩下的都是顾氏笔墨。顾颉刚同吴世昌，1930年代就在燕京大学以师生之谊熟识，1962年吴世昌辞去牛津教席回国入职文学所，与顾氏同属科学院，“文革”之后的劫后余生，两人来往也愈见密切。另外，信中提到的“港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即1961年影印的胡适收藏的石头记甲戌本。

吴世昌意图引用这封顾氏书信的最关键内容，即“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同一出1970年代末上演的被称为 “红学界水门事件”的学术闹剧相牵扯。沈治钧先生《红楼七宗案》之《关于“曹雪芹佚诗”案》有极为彻底的调查研究。其案情概况是，众所周知曹雪芹诗作遗文只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一联，本是曹雪芹观脚本《琵琶行传奇》后题咏的律诗中为其好友敦诚所记录下的两句。所谓“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是周汝昌1970年代初自己试补六句凑成的全诗。但周汝昌已有试图蒙混为真的不净居心，渐渐传给各方学者以试探风声，差一点发表在 《文物》1973年第 2期的《〈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中。吴世昌早从吴恩裕处知道此诗，又在审稿时注意及之，信以为真，以为奇货可居，且因平日与周汝昌有隙，看不惯他所理解的周汝昌 “隐匿材料”的行径，于是1974年与上海徐恭时先生联名为文疏证此诗，进行“认真”工作。自1977年开始，有正式出版的文章指出这诗前六句不是雪芹手笔，而且“辨伪”声浪越来越大。吴世昌怀疑这是周汝昌怨恨自己抢先发表而在背后制造流言、推动炮制文章以强把“真”的说成“假”的，于是只好披挂上阵背水一战，一再坚持说是“真”的，将周汝昌的军，向事实上“造假”之人求“实证”。“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便是“红学界”貌似“疑案”的一出糊涂“骗案”。

顾颉刚的书信就是在这个当口被吴世昌拉来助阵的，其时吴世昌正在与香港的梅节打笔仗。顾颉刚是以“辨伪”负盛名的大宗师，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培养了对“文物”工作特别的信任之情。

三

顾氏平日的记事习惯既如此务求详尽，我们看台湾及大陆出版的《日记》已觉是“无尽藏”一般。其实在已出版的《日记》之外，还有两条未见出版的日记内容，载于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兹引如下：

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二月）

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八月）

文章称这两条记述出于“一九一七年的日记”。可是，台湾版《日记》与大陆全集版《日记》，都没有1917年的日记。顾潮女士的整理前言（两版皆同），说到顾氏日记的留存情况及原本书册形式。顾氏一生所遗日记，始于就读北大预科的1913年。甫至古都沉迷戏剧，纪事以看戏心得为主要内容，所以题名《檀痕日载》（时间上“未及三月而止”），原有三册，第二册不知去向。“随之是《民国八年一月日记》上、下二册及 《民国八年六月日记》一册（仅数日而止，前附上月日记一页）”，据顾女士的说法，1913年的日记“随之”就是1919年的日记，中间没有过渡。

事情还有更奇怪者。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发表于1979年政协北京市委主办的《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第46—53页），却没有收入《全集》中旨在收集此类性质文章及散文杂文的 《宝树园文存》6卷之中。《文存》中与纪念蔡元培有关的文章有三篇，皆在第 3卷“教育编”。其一为《悼蔡元培先生》，作于蔡先生刚刚逝世的1940年（此篇之后还收有1940年为陈钟凡代作的 《孑民中学募捐启》）。其二为《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作于1962年，发表于1980年顾氏生前。其三为《我对于五四运动的回忆》，系1979年5月4日几位老同志举行“五四座谈会”的发言稿，主旨紧扣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蔡元培先生的关系。三篇文章，多有互文重复之处，尤其是蔡元培出长北大前后的对比、蔡先生为学校带来变革的种种举措以及蔡先生具有人格魅力的言行。在这一点上，不收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好像无碍于我们了解蔡先生，况且顾氏当年很早写出的有关“北大”、“蔡元培”、“民国”的记忆片段，与其他人的回忆文字一同交织——蔡先生的事迹现在早已成了传奇。不过《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的独特价值之一，或是提示我们世间有1917年顾颉刚日记的存在。

已出版的《日记》告诉我们《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是怎么写成的。今按台湾版《日记》第11卷，将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1979年3月9日星期五上午，“北京市政协孔昭恺、毛智汉来，调查五四运动及北大旧事”。（第 630页）

3月17日星期六上午，“孔昭恺、毛智汉来，续谈五四运动与蔡元培之关系，书一纸与之”。（第 632页）

3月23日星期五上午，“毛智汉来，修改其所作《五四运动与蔡元培先生》讫”。（第634页）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写成的程序是：顾氏谈话，政协人员笔录并作成初稿，最后送给顾氏修改审正。那么，此文的叙述文字，在顾氏口述得不十分书面化的地方，大概就是由孔、毛二人连缀润饰起来的，然后顾氏做了一定的修改。可是文章中还有三处不是“回忆叙事”的文字，而是引录历史资料。其一是上引两段顾氏日记 （见文章第48页）。其二是摘录蔡元培答辩林琴南质疑的著名公开信（第49页）。其三是对蔡元培发表在《新潮》杂志（顾氏曾预其编务）上《劳工神圣》一文的摘录（第 52页）。我猜测，这三份资料，很可能经过《日记》中显示的“书一纸与之”的过程，由顾氏书面提供，而非口头谈论。《答林琴南》和《劳工神圣》固然可以从别处查到，但至少顾氏1917年的日记必然是 “书”在那“一纸”之上的。似乎还可以认为，1917年的日记好像并不零星，情况仿佛是顾氏从2月和8月的记载中拣选出来了两条，当年不应只有这两条。那么，1979年尚可查到的1917年日记，在今后经历了什么事故因而没能出版面世？

这是向博雅读者们提出的问题。

另外，《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虽然没有收入《宝树园文存》，但在网络上很容易搜索到；而收入《文存》的三篇纪念蔡元培之作，却不容易在网上搜到。

四

说到网络资源，网上还流传“先秦史研究参考书目”、“最系统的先秦史研究详细书目推荐”，网页注明原件由社科院的马怡先生提供，2005年由孟彦弘先生录成电子文档上传到历史所网站上，现在源网址似乎找不到了。这份资料谁何所作，孟先生猜了一大圈。其实它就是顾颉刚1961年亲自拟定的《历史研究所第一组 （商周史组）培干学程表》，收入《宝树园文存》第 2卷第 435—436页；孟先生从马先生那里拿到的文档，称为《拟历史研究所第一组培干学程表》。两者有繁简之分，《文存》收录的是简表，书目内容已经大大改动与简化，整体上也少了“一学年”。《文存》编者注记又说，“同时并作 《说明书》，佚”。其实未佚，《说明书》在网络上可见，一共十点。

这里谨抄录特别能体现顾氏从事古史古籍研究之 “问题意识”的三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能由此去一窥全豹：

二、先秦史的资料十分零碎，问题又十分复杂，每研究一个问题时必须掌握这问题的全部资料，加以贯穿，再作真伪和是非的考辨，分别其时代性和地方性，然后可以确定某些事实，故必须继承宋、清两代的考据学而再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加以发展。

三、先秦史料距今已二三千年，语言和文字都有重大的变化，如不掌握变化的规律，既易作出望文生义的误解，又加上二三千年来的传写，或同音假借，或字形讹变，或脱简脱字，或错简增字，成为许多不易解释的纠结。清代学者从音韵、文字、训诂、文法、校勘诸方面打好研究古籍的基础，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接受他们的成果，所以本表就照着这个次序而排列，希望后学们逐步取得这些必要的工具，益加精进，恢复古史和古书的真面目。

四、研究先秦史固应取材于先秦时代传下来的资料，但先秦史事缺佚过多，且今存先秦书籍没有不经过汉代人的编订，其中杂有大量的汉人笔墨和思想，故必应与秦、汉史作并合的研究，然后可以作出适当的分析，以秦、汉的还之秦、汉，先秦的还之先秦。

顾氏第四条所言，先合并后分析，最可注意。以及，顾氏的学术底色，其实是古典式（尤其宋代至清代）古典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及其现代转化者。这是在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后学们悉心领会的一份瑾瑜一般的巨大遗产。

附记：笔者得以写成此篇，必须感谢郭永秉老师、邹新明老师、张可意同学、张菁洲同学。

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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